钱理群之忧

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

文章开头的这段话是钱理群教授在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钱老提出这个忧虑是在2008年，当时我还只是个在读幼儿园的孩子，十四年过去了，当我成为一名大学教育体制当中的受教者时，我依然想说：“钱理群之忧依然存在，甚至于变得比过去更加深重，而何时这样一种忧虑会开始慢慢消解，答案依然未知。”

想要对钱老所提出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概念有所理解，还需要原文当中的又一段话来做补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存在于我们身边，或者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与钱老的这个概念有一定的重合？我对这两个问题都不回避，均持肯定态度。

第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必然会有的，不然钱老也不会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忧虑，至于职场当中这样的人，因为社会阅历的缺乏，我还了解甚少，但是要说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倒还算有一点发言权。

我初中的时候在所谓的强化班乃至于尖子班里度过了三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在尖子班的那一段时间是我时至今日依然不想面对，甚至每次回想起来都叫我不寒而栗、陷入阴郁情绪当中难以自拔。

所谓尖子班，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在于成绩非常好，的确，当时每次考试全校的前十名，我们班几乎都是在五人以上，其他两个尖子班再分掉剩下的几个名额；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一直认为如果那一年我选择不进入尖子班（虽然大概率没得选），我应该会比现在更好。没有进入尖子班的时候，每一个有实力的同学和家长都盯着年级的前一百多名虎视眈眈，以至于生怕自己的孩子与全校顶尖的师资力量失之交臂，在公布尖子班入选名单的前一天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老妈特地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想提前了解消息，无奈名单只在校长手上，就算是老师也只能第二天等结果，那天晚上，我有过一个念头：我觉得就算去不了尖子班也无所谓，我很喜欢现在教我的几位老师，我坚信自己在他们手上也能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但是这个念头我一直没有说，一直到考上重点高中以后，再和父母提起那段往事的时候，才会当成是个玩笑话顺口一提。

尖子班除了同学成绩好以外，还需要做好一项心理准备——要时刻准备好自己将会在一个十分压抑、冷漠的环境当中度过一年。举个例子，我记得毕业的时候，别的班都是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而那天上午的十一点多钟，只不过是父亲来学校拿了毕业的材料，和老师道了谢以后就离开了。

一年前，我稀里糊涂来到了这个全新的班级，一年后，我默默无闻离开了这个对我而言依然是全新的班级，甚至同学之间连一个班级群都没有建过，好像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给我留下最多的记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学习吃力而被老师当堂嘲讽的难堪，是后来自己终于熬不下去嚎啕大哭时数学老师平淡但却坚定的鼓励，是班主任知道我整个人状态不好时悲悯的眼神……

对我来说，比起怀念初三的热血奋斗，更觉得像是一种逃离囚笼的庆幸。

我拿初中的经历说事，并不是因为高中时没有感受到过那种“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只能说是那段时间给我的感觉比较明显，甚至是典型，所以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并且写出来，并且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概念背后的一大特点——难以言喻的人性的冷淡。

明明一个人自己在面前言行举止彬彬有礼、待人接物圆滑老成，但是你就是觉得少了些什么，以至于比起表面的热情，更让人觉得冰冷刺骨，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为什么一个“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贪官污吏更大？

我想，倘若是贪官污吏，国家可以有非常正当的理由把他们抓起来加以管制，但是这一招恰恰在“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前不管用，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体制，再加上自己近乎完美的表演，以一种绝对合法合理的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于当我们想去反驳的时候，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还不是我们。当一批批普通人在无辜沦为受害者的同时，还没有任何手段去反击，这无疑就是在把整个社会向崩溃的边缘推进，而且当“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充斥于社会的中高阶层时，这个毁灭的过程就是悄无声息、不动声色的，而后整个集体就在一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为什么要在踏入社会以前好好思考钱老提出的忧虑？因为未来的中国，我们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去推动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十年以后，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批大学生已经步入了不同的企事业单位，承担起了各自的职务，如果很不幸的是，我们的上司以及我们自己就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文明的假象”，同事之间彬彬有礼的背后是各自的心怀鬼胎，上下级之间推杯换盏的背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皇位继承战”，如果没有人踏踏实实的去为自己的事业做一点实事，中国的产业要怎么发展？如果每个人都把利益看得那么重，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精神上的追求，那么这一辈子是不是活得太无聊、太窝囊、太委屈自己了？

关于如何解决钱理群之忧，有人指出“通识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讲这个方向之前，需要知道什么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摘自百度百科）

我对于“通识教育”感觉到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为什么通识教育要专用于大学教育？大一上学期包括下学期即将开展的很多课程其实都是通识课，但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课程的无力感，尤其是与自己专业关联性不大的课程，学生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往往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高数课大家拼命想要往前坐而语文课却要拼命往后坐的有力依据。在步入大学以前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是一名学生价值观构建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学生尚未形成坚固的价值体系，三观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并且家庭教育在此期间也占有很大比例，父母的教育更容易为子女所接受，倘若一个孩子成年以前就已经被物质精神所蒙蔽，当他们来到了缺乏家庭管束的大学，仅仅通过几堂人文课程就想改变一个人内心的成见？依我所见收效甚微。

十几年的“烂摊子”被甩在大学教育身上，抛开通识教育本身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无力感不谈，就算是老师讲到天花乱坠，下面的学生也很难有大的改变。功利的教育已经在这个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深入人心，当国家开始有意识的从中小学教育着手，开始实施双减政策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丝人文主义的觉醒，也更为这种“去功利化”的教育能够向低龄段实施而感到庆幸。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重新来过，但是钱理群教授的忧虑值得我们终身铭记反思，我始终坚信，一个淡化功利、重视人文精神的个体和社会必定会焕发出无限生机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