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111篇《魏风 十亩之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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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111篇《魏风 十亩之间》
【原文阅读】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xuán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yì泄兮。
行与子逝兮。
【译文参考】
在一片很大很大的桑园里，
年轻的姑娘们采桑多悠闲，
她们一道唱着歌儿回家转。
在相邻一片很大的桑园里，
漂亮的姑娘们采桑多悠闲，
她们一起说说笑笑往家转。
【字词注释】
（1）十亩之间：指郊外所受场圃之地。
（2）桑者：采桑的人。
（3）闲闲：宽闲、悠闲貌。
（4）行：走。一说且，将要。
（5）泄（yì）泄：和乐的样子；一说人多的样子。
（6）逝：返回；一说往。
【诗歌赏析】
关于此诗的主旨与背景，历来有多种观点。《毛诗序》云：“《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另外还有人主张“情诗恋歌”说，即把“行与子还”、“行与子逝”，解释为姑娘招呼自己的情侣一同走。而今人多解此诗为描写采桑女偕伴而归时的诗歌。
《魏风·十亩之间》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在经过紧张的劳动之后，她们走出桑园，有意放缓脚步，边走边唱，结伴向家里走去。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她们的步态是多么的安闲，心意是多么的满足，相互关系是多么的融洽。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
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
《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
《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芣苢》表达忙碌的快乐，此诗则表达休息的轻松。这两首诗结构平淡无奇，语言质朴简拙，却以轻松欢快的笔调，完全依照当时的生活节奏，写出了真实愉快的劳动场面，反映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使人获得一种纯朴的美感。
前人评价《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十亩之间》学习的反思探讨】
春秋时，桑树种植很普遍。《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中都有关于桑的记载。而《国风》中鄘、卫、齐、魏、唐、秦、曹、豳等风中都有关于桑的记载。可见当时养蚕种桑地区之普遍了。
《郑风·将仲子》：“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既称“树桑”说明已是人工种植的品种，而不仅仅是野生的桑树了。《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说明桑树已大面积种植，而不仅在地边、路旁等空间地段种植了。《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说明当时已懂得桑树的剪枝修整等技术了。
桑树的栽培主要目的是养蚕。食用桑葚可能为副产品。《诗经》中两次言桑葚，都为鸟食。但是中国人民最早即喜食桑葚，或用之救饥。史书中多有记载，农书果部亦多列桑葚者。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周代乐感文化精神（1）
大概是1985年春，在一次名为《中国的智慧》的讲演中，李泽厚先生提出中国文化属于“乐感”性质，是“乐感文化”。
“乐感”一词的提出可能受到国外人类学术语的启发。如美国著名女学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著成《菊与刀》一书，提出了两种文化类型：基督教国家的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则属于“耻感文化”，“武士道”（刀）和“彬彬有礼”（菊花）是它的两翼或两面性。
有人说华夏文化也属于“耻感文化”，李泽厚先生不能同意，因而提出华夏文化是“乐感文化”之说，其《论语今读》谓：
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Ruth Benedict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献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乐感文化”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毫无疑问，周代文化在精神气质上也属于乐感文化。《诗经》就是很好的证明。正像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精神是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建立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人的“乐感文化”精神也可以说是由尧舜以来的礼乐生活及其经典建立起来的。
孔子整理六经最伟大的意义，也正在于为华夏民族的“乐感文化”提供了宗教性的圣书。《诗经》作为六经之一，本身既是“乐感文化”精神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在促成这一民族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周自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
《周代诗歌制度与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王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