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母十章

                        文/周荣池

                              一

      我的母亲姓赵，娘家在里下河平原的西首，那片土地被称为“高田上”。她的村庄名字很奇怪：阮湾。这里并没有阮姓，多是赵姓。母亲的母亲是位和善的老人，老人与自己的姐姐当年是从“堂”里抱回来的——堂是孤儿院——就都起名“赵堂英”。母亲和她的妹妹又都叫“赵友英”。她们似乎不在意什么“大名”，有个“小号”就足以支撑那些潦草的日子。在娘家母亲行三，被叫作“三摆摆”，她妹妹属蛇就叫作“蛇摆摆”。“摆摆”为一种很奇怪的叫法，是姑妈的意思。这种来由无从考证也无须细究，彼时与现在的生活都有比对此盘根问底更重要的事情。

      母亲早年是身材挺拔的姑娘，一条乌黑的大辫子甩在后面。二十多岁时她得了一种恶疾，本是可以救治的，她的哥哥还是位手法不错的中医。他当年逃荒“跑安庆”在外学得医术，还写得一手的好毛笔字。后来回乡做了赤脚医生，西医的手法也懂得一些。他后来教我写大字时说，你母亲的病是“流痰发于脊椎关节”所致。他本是要给母亲治疗的，但无奈外婆相信自己姐姐的话，说这是“鬼（龟）背痰”，按着母亲喝了三碗香灰水，最终耽误病情成了驼背。

        从此，高田上多了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村子里就改叫她“驼摆摆”。母亲总是阴着脸，但并不与人争辩。她没有办法对事实争辩什么，这是很多人的共同境遇。沉默是村庄里最为平常的表情和品格。

                              二

      母亲在阮湾的日子是艰难的。高田上临近城市本比下河多些生计，但大多数农民依旧因为形势而捉襟见肘。

外婆望着一众儿女舍不得丢下，她带着姨娘去附近村庄要饭，母亲却坚决不肯低头。这并不是什么崇高气节，她说就是“怕丑”。外婆因此不给她吃的，实际也没有多余的一口。母亲夜里去附近菜园子里拾“菜边皮”回来烀着吃。“菜边皮”是农民理菜时留下的黄叶烂茎，这些也不是随便可以去拾的。所以要摸黑去，实在也是偷一样的。母亲认为这比端碗要饭好，不用看人家的脸色——夜色里心里的难堪只有自己知道。很多年后，母亲每每提起这段往事就有些骄傲——自己没有像妹妹那样去“勒棍子要饭”。后来姨娘嫁到了本村邻队的破落地主家，过上相对富足的日子。母亲仍然觉得当初自己宁愿挨饿而不要饭比妹妹做得好。

      老姑娘成了家里的负担，舅舅庇护她却也不能总违拗舅母的脸色。她背负着身体的残疾，没有人愿意因为她过雪上加霜的日子。她总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就像是一条贫困而无奈的尾巴，又似乎永远只能垂在地上，惹得一地令人心焦的灰尘。

      后来——我多次听母亲和他人说过一件事。她和舅舅去棉花站卖棉花——那时候日子已经有所好转，一些收入可喜的经济作物进入了村庄。棉花是一种让人艰辛但算是诚信的庄稼。彼时的收棉花站和粮站一样，是很有些派头的地方，有个熟人招呼一声那都是很有面子的事。

      这个地方虽然距离村庄并不远，但人们却变得颇有些面目庄严。就是这些站所里的一条袋子或者一个笆斗，因为上面用红漆写了公家的记号和编码，到底也与平常的物什不是一种面目。装棉花的那种纯白的布袋非常厚实，常有人趁着不备“顺”回去另作他用——尤其做“被里子”那时被认为是极好的。母亲也跟着别人摸了一条回来，做先生的舅舅——乡间叫识字的人都作先生，医生或者教师都是——但毕竟也是她的哥哥，既有些不安又有些慈爱地吓唬她一句：公家要来抓你的。

      这句话成为纠缠母亲几十年的一句魔咒。

                              三

      据说舅妈亲自为母亲做媒，她不知道如何晓得下河南角墩的情形，登门找奶奶谈这位老姑娘的亲事。彼时父亲也是著名的“老大难”。他的弟妹们结婚了，而作为长子又曾继承外户的他一直未婚。母亲的情况是隐瞒不了的，但奶奶还是无奈同意了这门婚事。父亲似乎也别无选择，接受了这个比自己大一岁的老姑娘。嫁妆似乎理所当然的微薄，就一条扁担挑过来的。稍微像点样子的是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几块色彩暗淡的布料。日后我见过那些崭新的料子，母亲一直视为珍宝。还有一个很精致的镜箱，上面有喜鹊登梅的图案，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珍贵的家当。

      母亲到了南角墩生活之后，“三摆摆”的称呼变成了“新姐姐”。这是对新娘子亲切的叫法，到了垂暮之年还被这么叫。也有人背地里叫她“驼三子”，母亲装着听不见。因为父亲有名的脾气暴躁，村里人也没有胆量惹她。特别是癸亥年元宵节母亲生下我后，人们对她和这个家庭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用一句很朴素的俚语描绘他们的日子：坏稻剥好米。

        母亲却觉得很骄傲。在那个年月里，生一个“大儿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些并没有给贫困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种死田的父亲却又要因我多一份支出。本来以为一口奶水就可以养活的孩子，因为母亲旧病复发而变得狼狈不堪。大概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才知道母亲精神上的病情。母亲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喜悦，却又想起来之前舅舅那句吓唬人的话，成天念叨着最终丢下了我回到了高田上。奶奶就用米汤喂养嗷嗷待哺的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抱去同村的产妇家讨一口奶。其间母亲也回到过村里来，抱着还在襁褓里的我找去地里用牛的父亲。奶奶看了总算深深地叹了口气，以为日子总算是有些盼头了，谁知道回来的路上母亲不慎将我从木桥上掉下河去。听到她哭叫的奶奶，拿着取粪水的舀子把我从河里捞上来，捡回我一条小命。

      从此，家里便不再希望她回来。

                              四

      母亲出走南角墩并没有其他去处，只有高田上那个依然贫困的村庄，步行十多里路程要半天光阴。这也许是她唯一记得的路途。迷糊的她从来没有走错过路。她的脚步下只有两个村庄的距离。

      我第一次清楚记得母亲已是五六岁间。父亲先是把我放在牛背上，后来我能自己走路就被丢在门口。奶奶就像看守小狗一样，用忙家务的余光不时看看我。她最大的任务就是“看水”，只要我不下河就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有时候我闹腾起来，她也会解气一样骂几句，就像鸡飞狗跳后地上扬起的灰尘，不一会儿就平复了。实在顽劣得不可忍受，她就握着树棍追我，扬言要打断我的“骨拐”——这是南角墩人对脚踝的叫法。

      那一次她又拿出棍子来时，我爬上门前一棵老楝树的丫杈。她跺着脚苦笑着骂我时，母亲从暮色里走近。我知道她是母亲，但那是第一次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奶奶见了脸色就阴沉下来，一言不发地回了自己的屋子。我尴尬地蹲在树上，就像一只局促不安的知了进退两难。不知道为什么我面对母亲心里满是羞赧。我比平时为难很多蹦回到地上，也没有喊她一声妈妈，却接过来她递给我的饼子。

        这是一种表面有菱形的纹路还沾着砂糖的饼，是我这一生吃过最美味的食物。

      这一次她回到村庄就再也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在南角墩开始了她相对正常的生活。家里本有四间屋子，是父亲结婚前捕螃蟹挣钱所砌。他的弟弟成家之后分去两间，除了堂屋之外我们就住在厨房里隔出的半间。长年的油烟让棉纱的蚊帐沾满乌黑的油腻，就像那难以启齿的日子令人不安。后来奶奶在屋子西山墙搭了棚屋住进去，才又腾出一间，宽绰了些。

      母亲起早贪黑地忙碌——她也不想让别人见到她为难吃力的样子。天暗黑的时候她就起来劳作，并说这是娘家人教她的规矩——鸡叫一遍头梳好，鸡叫二遍水挑好，鸡叫三遍早饭好。那时要去河边挑水，驼背的她只能用水桶一次次拎。人们都夸她能干，也是可怜她的为难。父亲为此有些骄傲，家里的饭总是最早的，虽然每天多是枵得可以当镜子照的米粥。她总是先喝那些米汤，把稠厚的留给父亲和我。她说自己喜欢喝米汤。

      母亲不会做针线，到南角墩后勉强学了点手艺，被奶奶斥之为“粗针大麻线”。她倔强得很，在夜里父亲带着酒味的鼾声里缝补衣服或纳千层底。那些纳鞋底的“骨子”是她收罗的破布浆洗之后用面糊一层层贴上晒干的。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她坐在门里纳鞋底，没有外人看到她笨拙的样子，她会轻声地唱起来：

      早（啊）晨，下（啊）田，露（啊）水多谑，嗬，点点露水润麦苗啊。杨柳叶子青啊谑，七搭七呢嘣啊谑，杨柳石子松啊谑，松又松谑，嘣又嘣谑，松松么青又青谑，哥哥杨柳叶子，青啊谑。

      不知道她从哪里学得这首歌，待我日后上音乐课时知道歌词，发现一个字也不讹错。

                            五

        母亲也是下地干活的，父亲并不十分情愿。

      父亲并非怜惜她的残疾或不满她的笨拙，是害怕劳累让她旧病复发给生活带来更多的苦痛。但母亲做完日常家务之外还是希望下地干活。她清晨起来准备好早饭之后，拿好农具等父亲一起下地。最辛苦的收获季节，没有收割机的平原要靠手工去打理一切。

      锋利的刀口在气象万千中与季节抢时间。父亲在割麦前一天晚上就磨好的两张镰刀本是用来替换的，但母亲坚持要一起下地收割。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羸弱的母亲因为清晨的劳累失手割断了腿上的动脉。父亲丢下一切急匆匆地驮着她去合作医疗缝了十多针才止住血。她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歇到一个月后夏播结束才恢复。父亲不无怨恨地笑她“有福之人害腿，无福之人害嘴”。她苦涩地笑着面对难堪的一切默默无语。

      农闲时她要比平素更忙一些，每天忙完早饭后要去给猪打一篮子构树叶。这种粗糙的树叶流着诡异的白色浆汁，顽固地黏在她辛勤的手上。猪喜欢吃这些苦涩怪异的叶子。养猪也是父亲对母亲最满意的事情。她还要去更远的三荡河边捡荒草，这些事情看起来对家庭无足轻重，但她从来没有把时间空下一点。她害怕空闲的时候想到苦楚的日子，或者又不想人们看见她艰难的样子而宁愿躲在荒野。我很少和她一起外出，并非因为我懒惰，我是害怕听见别人在身后悄悄地议论她的艰难。有一次我在村头遇见背着柴草回来的母亲。她的步履中满是艰难，脸上的汗珠沾满灰尘。我抢夺一样背上那些令人难堪的草木。我知道她走在我的身后，脸上一定有着无言的骄傲。

      她每年忙到大年三十才肯停当。等到父亲喝完酒收拾好碗筷，她又催我嚼着猪尾巴在大门后面往上爬。驼背的她害怕我个子长不高，据说除夕夜爬门是长个子的灵验方法。也许她每年养猪就是为了得到一条猪尾巴。冬至前杀猪的时候，她坐在锅边烧杀猪汤，总会嘤嘤地哭起来。她舍不得那头长了大半年的猪，还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属猪的。等我除夕夜吃完猪尾巴爬过门后，她就悄悄地跑到门前码头上去洗手。她听说除夕晚上的河水是有灵性的，洗了手来年就不生冻疮。她其实每年都生冻疮，红通通的手背像干裂的馒头。

      大年初一早上她都不用早起，父亲下了汤圆送到床前来——这一点是她和村里女人们一样都有的一次福气。

                                六

        母亲是会做菜的，父亲对此格外满意。

      村庄碗里的日常主要依靠菜蔬。村庄临水有些鱼虾可以杀馋，鸡鹅鸭鸟过节才舍得吃，至于猪肉是要下定决心才能买一回的。那时候卖肉人骑车串乡来到村里，早晚都会兜售一次，我总咽下口水看着父亲的脸色。他自己也忍不住的时候，就会赊一二斤来拎回去，让母亲烧成乳白的汤，随便加点菜蔬都会鲜美无比。

      母亲也能把蔬菜烧得鲜香。她知道“咸鱼淡肉齁韭菜”的道理，一盘子韭菜从头叨至了尾都有滋味。待到韭菜老了她就用来和丝瓜做汤，冷却之后鲜美堪比肉汁。红苋菜在她粗糙的手上被揉碎，就着新蒜下锅烀熟了，满是殷红的汤水。她只用那些卤汁泡饭，说这是补血的。其实少吃一筷子，可以让父亲多喝一嘴辣酒。苋菜叶子老了之后，她就把秆子剁成寸许，在那幽暗的卤汁里泡上几天，抓出来在饭锅头上蒸熟，淋上几点麻油满屋咸香。没有麻油的时候，她就会取笑我闯祸后被父亲打哭是“卖麻油”。她把丝瓜皮冬瓜皮也放在那坛子里，都能支撑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菜蔬们老了之后，她把种子都搜集起来，用草灰和泥土拌好贴在墙上，等待下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

      母亲很会煮小鱼。有一阵子父亲在村子后面支起来一架大罾，在水边过起了守株待兔的日子。四时渔获并不稳定，但到底让生活有了点补充。“大的留着卖，小的烧咸菜，没有油就掼锅盖”——她没有掼过锅盖，总是默默地周旋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日子，从来没有让喝酒的父亲筷子没地方伸。小鱼收拾好了，在她“做汤煮”的手法里重新活起来。汤水也没有什么神奇的配方，但她知道火候深浅，坐在锅膛前知道什么时候放最后一把稻草。一把青蒜就像神秘的仪式，让那锅子里满是奇香。吃剩的鱼第二天被凝固在鱼冻里，似乎仍是活的。鱼冻是冬天失水却没有完全干涸的泥泞，依旧保持着鱼虾鲜活的生命。

      她还会把菜蔬窖在门口树下，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接续日子的滋味。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手法，有些也是笨拙得很，却是我记忆里最顽固和深刻的味道。我也吃过邻居家的菜食，从来不觉得隔锅饭香，可能我也遗传了她深切的自卑。她是从来不搬别人家碗，这让人既怀敬意又觉心疼。

                            七

      不识字的母亲很在意我读书的事情。她说自己是“睁眼瞎”，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她希望我能读书，但又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就用邻家孩子的做法鼓励我。她说别人的孩子很早就起来在屋子后面读书，像和尚念经一样声音很大。我就很早起来在菜花丛中读书，背过的书内容我都忘了，但芬芳的花香记得清清楚楚。

      我写作业时，她在一边做笨拙的针线活，时不时把针尖在头发间刮一下。她头发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涂的是很便宜的梳头油。她从合作医疗讨来棕色的空瓶子，每次只打一两，能用很长时间。学校有重要事情时，她也用梳头油给我搽一下头发。我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头发整齐的样子很别扭。停电的时候，她用棉花去了籽捻成灯芯，倒菜油在碗里作灯。那灯火也有一种香味。第二天鼻孔有黑色的灰烬，就像碗上留下的燃痕。

      她看着我写字，说我的字写得很黑。

      学校在村子南面的大队部旁，每天走很远的路往返。她总是留菜在饭锅里等我回来。有一回突然下起了大雪，教室外面白茫茫一片令人生畏。到快下课的时候很多父母都送饭来在窗外等着。待到人们快散去的时候，我见她佝偻着腰披着塑料布走进校门，连忙迎上去生怕别人见到她。她从怀里拿出装着饭菜的瓷把杯递给我，里面的饭菜是滚烫的。我让她赶紧回去，她却要望着我吃完咸肉青菜和米饭，才拿着空杯子回到风雪交加的泥路上。那段路其实并不遥远，但我觉得她像是走了漫长的一生。

      每年底学校散学式后，我领回去奖状交给她。她像是贴春联一样庄重地用米粒糊在贫困的墙上，那些喜悦的颜色就像她满意的脸面一样。她说你以后也要做个先生，就不用再像你老子总受人欺负，也不用困在这村子里扯着嗓子骂人。城里还有汽车可以坐，不用自己走路。她只在生我的时候去过城里的医院，除此再也没有去城里看过什么稀奇的景色。一九八三年春节上灯时，她难产被送进城里的医院，在元宵节的下午剖腹产生下我。她听别人说灯节生的孩子是文曲星，恐怕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天生的孩子“吃字”，以后肚子里全是黑墨水。她认定了我以后能读点书，但凡是看见我顽皮，就让我去把书念念，把字写写。至于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她也不管——哪怕我把书拿颠倒了，她看着都是满意的。

      每年元宵节她都给我煮一个鸡蛋，说这是很早就有的道理。我不知道她如何知道这么多规矩。不识字的她懂得读书的好处似乎也并不奇怪，这是很多母亲都知道的事情。只是在于她却又显得令人心酸，因为她糊涂起来会让人觉得什么都不明白。她让我读书，我觉得不能欺骗她，尽管我也说过很多自以为聪明的谎言。

                                八

        在高中会考之前，我一直没有回家，父亲也隐瞒了她的病情。我走出考场的时候，老师含着泪告诉我她病重的消息。这位高老师是我们本村出去的先生，母亲指望我能够像他一样做个拿工资的人。高老师早年也艰辛，和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地考学改变了做泥腿子的命运。这在母亲看来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从学校赶回家里，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屋里喝酒。我一脚进了房门见到了几乎僵死的母亲。因为精神的疾病，她无助的哭闹耗尽了心神，走路也经常跌倒，无奈的父亲将床边用一块木板挡起来。

      孤独无助的父亲摔了酒杯，那个家除了酒味似乎没有其他人间的气息。母亲的呼吸都是荒诞的，她好像随时要离开我们。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很多年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般在意她的存在，也没想到如此害怕她的离开。我决定辍学守着她，哪怕今后的日子一无是处。那些日子我就坐在三荡河边巨大的空虚里等待着，不知道是等待奇迹还是等待她离去。善心的同学意外得知了我的窘境，托人带给我一笔温暖的募捐。那时候大家的日子其实都不宽裕。我带着这些钱去为她外出求医问药。我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白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糊涂起来就不管眼下不堪的生活，总是不停地哭闹。

      我第一次坐车去了扬州城，听说那边有最好的医生。没有什么见识的我像母亲一样笨拙和自卑，在城里摸索了半天才上了去医院的公交车，到了地头又才知道坐反了方向。可进口的药物并不能改变生活的逼迫，她依旧在混沌中折磨着自己和父亲。我又哀求姑父开着拖拉机，拥着她坐在干枯的稻草上，去高田上求助她一位做医生的侄子。

        那年的冬天是我遇见过最冷的日子。

        在冰凉的病房里，我彻夜站立守候着一点一滴落在输液器里的药水。从那天起父亲开始给我散烟，他不再把我当个孩子。父亲害怕自己的决定让我失去母亲，而我坚信辛勤一生的母亲不会忍心离我们而去。我在奇冷而陌生的街头去买为她熬药的药罐子，这里是母亲娘家所在的集镇，许多年前也是在这里她被一句貌似玩笑的话折磨了一生。

      她到底舍不得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醒了过来。她清醒的时候好像身上没有任何病痛，轻轻说了一句：乖乖，你回去念书吧。

                              九

        那年夏天我如愿拿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从学校奔回村庄时，她和父亲坐在门口的桌子上吃晚饭。他们总是很早就吃饭。夏天晚上还把桌子搬到门口来，好像是炫耀碗里的捉襟见肘。我把自己录取的消息告诉他们时，他们高兴得一时无语，良久父亲才说了一句：我们家总算出了一个穷酸教师。母亲连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脸上突然泛出了喜悦的红色，就像那天暮色里的红霞。

      父亲把屋子后面的十几棵杨树卖光，凑齐学杂费给我去他们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南角墩，对于在村头经过的汽车所能抵达的地方都很陌生。这一年的秋凉来得比较早，扁豆花在路边开出来了，偶尔几只野蜂在其间发出微弱的声响，就像母亲有气无力的语调。她与父亲一起把我送到村头，走到公路边像是他们这一生轨迹的极限。等车来的时候，她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五块钱塞在我的手上，让我饿的时候就买点东西吃。

      这张带着破旧褶皱的票子上有她的体温，在她的口袋里藏了很久。那是父亲给她的——他怕母亲糊涂出走的时候身无分文没有办法回家，或许能遇到好心人打一张车票给她。其实她这一辈子也没有走错过一次路，因为她只记得去高田上的路，那条她回家的路。后来她的母亲和哥哥们都去了，阮湾那个村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也没有走错过一次路。我曾经多次和她走过这条路，那曾是最开心的路。路上我像她身后一只调皮的小狗，不时地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塞进口袋里。跟着她我不会迷路，这是她心里唯一一条对的路。

      也有一次，我们是从水路回来的，坐的机帆船。看到两岸的景色有些陌生，她就警觉起来问：这是到哪里去的路？她的一生虽然多是糊涂的，但从来又都清醒记得自己的路。我离开了南角墩，不再需要那条泥泞的路。后来我走过更多陌生的路，却把回家的路变成陌生的路，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可喜的事。

                                十

        毕业回乡之后，母亲和我们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

        我调动去城里安家之后，离老家就更近一点。六十岁之后，她的精神似乎又好了一些，念叨着自己“花甲子正了”。村里人似乎对岁月并不十分贪心，过了六十岁就觉得圆满了，以后的日子像是赚来的外快。母亲的哥哥们都没有过六十岁就离开了他们的村庄。一生困苦的母亲满足自己的寿辰，她说自己是“老病鬼子常八十”。她央求我们给她还“受生经”和“血盆经”。这是过去村庄里的旧风俗，有这两份经文念完得到的文书带着，人们就觉得往生不再有罪过。其实他们所受的苦难，比念经还愿更能抵消这人世的罪过，且他们从来并没有任何罪过可言。

        她也曾和我们在城里生活过几日，只是总觉得城里的房子满眼陌生。我一到下班就急忙地奔回去，就像去见急切盼望家人回来的孩子。她和我说要回家，我知道这里不是她心里的家。南角墩以及那个已经陌生的阮湾村才是她心里家的样子。

      我料定了她会离开我们，悲伤到没有一滴泪水。和她困守了二十七年的父亲，在她出殡前的晚上号啕大哭：有她在一天，家里总是不要锁门的。我有些固执地把她安葬在村子里一个她熟悉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路途和草木她是熟悉的，这样她才不会走错地方。

      里下河广袤的土地上有很多这样的村庄，也有很多这样苦难的母亲，这些事实和黝黑的土地一样平凡。无论时光如何变化，唯有土地是真实可靠的，就像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不管是顺当还是困难，有这些平凡而艰难的一切，生活就充满着依靠。迟早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去，留给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坚实的。我们无论出走多远，都应该往着那个或许已经消失的村庄、为母恩深情地磕几个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