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一【534】2023-11-19

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一【534】2023-11-19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进驻南京城后，忙着恢复江南秩序，修复战祸带来的创伤，百忙之中，曾氏还特别交代了一件事，安排幕僚刻印王船山遗书。那么，百废待兴之际，曾氏为何匆忙提出刻印《船山遗书》呢？

近代湖湘文化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域性文化，史学界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湘人奋斗篇。这话并非夸张，倘若没有湖南人的拼死拼命，中国近代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光彩夺目的智慧滋润着这片土地，哺育着三湘儿女，要说对它影响最大，距离最近的一位先贤，当数王船山，说到王船山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群体人格的影响

生活在湖湘土地上的人群，由于生存环境较为艰难与封闭，也由于楚风熏陶的深厚与持久，人们大多倔强而富有血性。这种倔强与血性，在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身上，则表现为对信仰与事业的执着忠诚。

王船山祖先世代为明朝的官员。他本人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他自认为大明王朝对他恩德

深厚，于是他对这个王朝忠心耿耿。他既坚持不与农民起义军合作，又坚决抗拒清军对朝廷的入侵。在北京的崇祯朝廷灭亡后，他仍要做朱氏王朝的义士忠臣，追随着南明小朝廷奔波流徙。后来，永历小朝廷也覆没了，清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稳固的一统政权，他仍然对这个满人的朝廷不予承认，甚至图谋起义。意图破产后，他隐居荒山，不闻世事。在近四十年的岁月中，他将对时局变易的一腔孤愤，全力倾注在学术研究中。传说他每当外出时，则头戴斗笠，脚穿木屐，表示不与清王朝同天共地的坚决态度。王船山这种孤臣孽子式的生存方式，赢得了后世湖湘士人对他的极大敬重。

晚清时期，政权腐败透顶，灭亡并非可惜。满人的请政权，很快皈依汉文化，接下来又创造了百年辉煌的政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政权也并非倒退。清取代明，自有它的合理性。王船山对抗清斗争的坚持和对朱明王朝的痴情，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立场，毋宁说是一种人格力量。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士人对信仰与事业的执着与忠诚。他在本质上与屈原投江、娥皇女英殉情是一致的。这既是湖湘文化所推崇的道德品性，同时，这种价值取向，又因王船山的学术成就而更加深入湖湘士人群体。陶澍说王船山“行宜介特，足立顽懦”，唐鉴说他“身足以砺金石”，又说“《易》曰“苟非2其人，道不虚行”，其先生之谓乎”，郭嵩焘说他“节义词章”“元明二代一先生”，王闿运说他“诚修德君子，可为师楷者”，章士钊说他“伏处南疆，艰贞绝学”，杨度说他“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等等，说的都是王船山对湖湘士人人格塑造上的影响。至于杨昌济为学生讲修身一课时，多次要学生从王船山的著作中寻找依据来谈自己的时代，则更是十分明白地说明杨昌济对王船山人格的仰慕。记得少年时代，我（本书作者唐浩明先生）和我的一班子同学每次道船山图书馆，都会在船山先生清瘦的雕像前默然肃立良久，对这位衡阳先贤充满敬意，也颇以与船山同为衡阳人儿自豪。

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群体性格影响的另一点，是他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无畏气概。湖南这块地方自古以来便远离皇权，远离政治中心，又深受崇尚个性、思绪不羁的南楚文化的影响，故而地体现在王船山的学术探索与真理追求上。他豪迈地向世人宣布：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既不在乎圣人对他学理上的别开生面予以责难，也不在乎世俗社会对他遗世独立行为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