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过街鼠，只应有担当
不为过街鼠，只应有担当
曾几何时，大师、专家等就像公知般都是被公众敬仰的。一旦被冠以这样的称谓，世人多投之以仰视和崇敬之思。之所以如此，源于这些他们身上带有正义的光环，敢于逆流俗而动，敢于揭出社会的沉疴，敢于向世俗痼疾说不。可是，世殊时异，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发展，原本按照传统价值标准估定的事物其原有的实体意义和情感价值也发生的变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更多原因是这些被冠以头衔者不自尊自爱，把普罗大众对之投注的敬慕作为捞取扬名立万资本的工具，从而导致变质变味事情的发生。
从全民群捧到群嘲，“公知”光环褪去，究竟经历了什么？欲在千头万绪中理出头绪，首先要对“公知”的前世今生有大致了了解与认知。只有知其然——知道它是什么，才为探究其所以然——怎么样创造条件。公知初始来源于网络，指的是掌握了话语权，成为大多数人追捧的对象，在公共场合发言最有代表性的个人或群体。从公知定义最初含括的内容看，“掌握话语权”是最基本的条件。这里的话语权不是自我的言说权利，而是公共性的，带有普适性的，即他们是道义、公理的代言人，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的。正是这样，公知才“成为大多数人追捧的对象”；“最具代表性的个人或群体”，即称得上公知的人，其具有代表性，不是小众利益的代表者，更不是自我利益的争夺者，代表的是多数的受众，而且要么是个人，要么是群体。
从公知的演进史看，最初被奉为公知的人，一般不仅要有学术研究背景，还需具备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在对公共问题发言时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简而言之，成为公众的人是跳出“小我”的狭隘的个体圈子，以“大我”的情怀，用批判性的思维和眼光审视社会世情，并对已有的或即将出现的积弊给予揭露和评判，以点醒世人。很显然，对公共知识人而言，常怀家国天下之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周围、向世界传递温暖，向邪恶与黑暗发出正义的强音。只有做到这些，为世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担当，才不愧“公知”的称谓。
慢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正是涌现出大批的公共知识人，他们为了革除时弊，淳化风俗，不断地奔走呐喊，并以己之力影响和感化着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思想史的丰盈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远古的长河一路慢溯，径流不息的华夏文明长河冲尽尘沙，在浩繁的历史人物的画廊中站立着一位位光彩照人、熠熠生辉的公知。特定的时代，因为有了他们，社会风俗才得以净化，社会人伦才不至于混乱。不管是老庄的出世，孔孟的入世；不管是无为而治，还是仁义礼智信，因为他们的倡导与践行，才为世人打下精神的底子。
不论是诸子时代，亦或魏晋乱世，还是民国纷争，正是有了一批批敢说敢当的公知不畏强势的“呐喊”，才唤醒了那些没有麻木的人的砥砺前行；也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为乌烟瘴气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新的风。从中国浩荡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公知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思想史的修复与完善，对社会从荒蛮愚昧走向开明淳化确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许正是基于此，在正史的名册里才留下了一行行名字。当然，从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审视，这些名字不仅仅是文字，更是轮廓清晰、血肉丰满的人。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无意而做，他们或多或少地完成了“留取丹心照汗青”。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价值赋予，公知代表的是正义，传递的是正能量。可是，社会发展得太快，传统的价值标准随着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出现对公众价值判断的框定慢慢发生了变异。虽然没有出现纲纪混乱，但是很多已经渐渐偏离公众最初的价值认知。在这样的时代大潮冲击下，“公知”也顺势而动，逐渐被浓烈的现代气息裹挟，从而表现出异样的风貌。古人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单从个人修为的角度审视，“为己”是自我完善，“为人”是为了彰显自我价值，这本无可非议。关键是，现在的很多知识人混迹社会更多是为了沽名钓誉。因为不甘于寂寞，所以他们会时时制造一些动静，以博取公众的眼球，以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的道理。如果仅止于这样的目的，尚可理解。可怖的是有些人社会公众人物为了赚取更多的公众关注度，会不遗余力、不失时机的借助一些渠道和平台鼓噪出一些令公众视听“爆棚”的佐料。当它们通过各种媒介进入公众的视听，声音的制造者也随之进入视听，在记忆深处留下一点痕迹。
如果这些作料是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人为可以的加工，没有被附加上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兴许可以起到以正视听的功效。关键是，很多曾经被人推送到祭坛之上，成为膜拜对象者，他们不遗余力地编织一些耸人听闻的语料，源头不是源于事实的本身，更多是出自自我一厢情愿的臆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要么是太寂寞，以引起世人的关注，要么是以此为工具，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他们而言，因为长时间混迹社会，对公众的心理揣度的非常清楚，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在“信仰缺失的时代”，这些人如鱼得水，气功大师、打假卫士、养生泰斗、心灵导师......千奇百怪的称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是，大师遍天下，专家满天飞。
殊不知，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除了他们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鼓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抓住了公众信仰的短板。当需求与供给媾和，一切不正常、不可能就变得习以为常了。简单回望这些年社会世情中发生的关于公众的故事，很多着实大跌眼镜。从事件的本身看，这些“公知”们打着正义和公平大旗之形，做着不可告人勾当之事，是对公众信任的强奸。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周瑜打黄盖。生事者能够生事，没有合适的土壤不可能成气候。鱼龙混杂的时代，公知已经从褒义的，承载公众敬仰的神坛走向大地。因为一群害群之马的出现，让公众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拷问自己：“这个世界还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当然，我们不能以 “一只老鼠祸害一锅汤”的思维评判这个世界，也不能因为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强奸民意”而放弃对公共知识人的信任。毕竟，在多元发展的时代，还有很多没有失掉良心的知识人为重塑国人的信仰，革除世俗的积弊奔走呼号。
最后，借助媒体人关于公知的思考结束全文，从别人的思考中，每一个知觉尚且失掉的人都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用脑髓，放出眼光”审视社会上涌现的各种“公知”：“ 公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社会文化思想在激烈的变革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这些代表在社会问题中确实曾经为我们拨云见月，使我们看清很多社会问题的真相。但是，就如同近几年反映出来公知出现的问题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公知都能够被我们完全信任，在接受来他们的信息时，我们必须反思哪些可以听，哪些不能听。正如在追捧公知时那样，对于群嘲，我们也不能一昧嘲讽，应该仔细辨别事情的真相。这就对我国国民的思辨能力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是整个时代不断进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