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纪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直到父亲离我们而去，我才从点点滴滴的记忆中发现一个父亲的伟大和不易。

        父亲走的时候才65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相当艰苦的，晚年物质基础好一点了，但不幸病魔缠身，谈不上生活质量。他的一生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三个阶段，务农--顶职--病休。

        务农

        从有记忆开始，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伟岸的农民形像，他身材高大健壮，是农村里种田的一把好手和好劳动力。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但天资聪颖，做事有条理，动手能力极强。父亲是家中长子，下有姑姑和两个叔叔，姑姑远嫁到了望城，两个叔叔相继招工到了爷爷工作的单位--资兴矿务局，乡下就留下了奶奶和我们一家。因为是长子，父亲自然充当起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和当家人，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也就落到他的身上了。

        78年分田到户后，我家大约分到了五六亩水田，父亲扶犁倒耙，插田扮禾样样能行，一到春耕和双抢，队上的水田翻耕基本都离不开他，到了双抢和秋收，扮禾踩打谷机和担毛谷他都是主角。除了种田外，农闲时间父亲就去附近的小煤窑挖煤补贴家用，在那种条件艰苦，安全隐患重重的的小煤窑做挖煤的大工，一把开山斧砍凿并用，架起的巷道稳固安全，所以，在小煤窑的几年倒也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喊起的徒弟，逢年过节偶尔来我家串串门拜节。除挖煤，父亲还无师自通的学会砌匠，周围上下几里的邻居如有建房的，总会叫上他去，但基本上是帮工，不收工钱的义务工。农村里建房慢慢也从砌实心的泥土墙过渡到红砖的空心墙，因为没有拜过师傅，到头来还是土砌匠，没有走泥水匠这方面发展，父亲的这项手艺也就慢慢的淘汰了。

        父亲在农村留给我们的财富莫过于现在这块宅基地，在我们农村上下几里都算非常不错的，又大又开阔。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大屋场里，全队几十号人基本都是住在一起，屋檐挨着屋檐，屋挤屋，人挤人。老屋都是土坯房子，阴暗潮湿得很，更要命的房子少，一家几口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太挤了。父亲那时候还是蛮有远见的，率先在离大屋场100多米的小山坡开辟出了一个地基，背靠大山，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的好位置。70年代，最初建了三间土砖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一间灶屋。后来到了80年代又在西头加建了一间堂屋，一间正房，一间灶屋，这都是为了哥哥结婚准备的，农村里儿子大了，总是要分家的。到如今，我们兄弟在原址上各据一头都修建了新的楼房，这在现在看来是难得的基业，这一切都得益于父亲当年的远见。

        顶职

        到了80年代初，爷爷在煤矿工作了几十年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根据当时的政策，退休时还有一个顶职名额，可以解决非农户口和正式工作，这在当时农村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意味着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在顶职的人选上，全家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奶奶为代表的，偏向于要嫁出去姑姑顶职，理由是姑姑年龄上有优势，并且姑父本身就在爷爷的单位上，可以解决一家人两地分居，而父亲在农村已经成家，一家都在农村，再说父亲顶职去了，一个大家庭没有男人在家，奶奶怕一家老小受邻里欺凌，而且家里的田地确实需要男劳动力。二是以母亲为代表的，坚决要求父亲去顶职，理由是父亲作为儿子，前面已经错过了两次招工的机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父亲更有优先权。最后，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以及爷爷的传统观念决策下，最终以父亲为人选顶职去了爷爷的单位。

        父亲离开家乡，到400公里开外的资兴煤矿上了班，做起了端铁饭碗的工人，但他的根还是一个农民，每年他会把所有的假期集中到春节和农忙时节休假，过年和双抢是铁定要回的，几十年没有变的规距。400公里的路程在那时不算近，没有直达车，坐了汽车到长沙，再转火车到郴州，再坐汽车到资兴，再到三都镇，再到宝源矿，要足足一天的时间，而且京广线上的绿皮火车总是挤得水泄不通，经常性的没座位，很多时候，都是站七八小时回家，路途的辛苦可想而知。因为父母妻小在农村，过年回来是为了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过新年，父亲回了就会把老屋场里的爷爷，奶奶、叔公接上来吃年夜饭。过年回的时间大约就是半个月的样子，年底回来，不到正月十五就要归队上班。而双抢时候回来，父亲往往都要呆一个把月的时间，直到双抢搞完。双抢是农村中最忙最累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而且正是夏季高温最热的时候，每天的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40度，父亲这个时候回来完全是挂念家里少了劳动力，田里的活怕我们做起来吃力，这段时间的休假根本不是休息，相反比上班更累，相对于其他同事，父亲这方面是要比其他人辛苦得多。

       父亲顶职参加工作时已经30多岁，到了单位虽然是新人，但岁月留痕和稳重成熟，实际看上去跟老工人似的，再加上父亲做事舍得干，又乐意帮工帮忙，这样很快就跟同事们打成一片了，特别是在宁乡籍工友圈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尊重，那些年，只要是宁乡籍工友家有什么红白喜事，肯定少不了父亲忙碌的身影，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宁乡籍工友，对父亲的评价都非常高，这些种下的善果都在父亲病后得到了收获，他们都非常乐意主动的帮助父亲，父亲回乡病休，总是少不了这些宁乡籍工友前来探望。

         病休

        大约是95年的时候，父亲在资兴矿务局职工医院检查出得了鼻咽癌，那一年，他才46岁，正值壮年，这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听姑姑讲，父亲在癌症得到确诊的时候，一直坚强的父亲在兄弟姐妹面前几次失声大哭，这其中有对绝症的恐惧也有事业未酬的原因，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儿女尚未成家，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都等待他去主持完成。在治疗方面，庆幸的是父亲所在的单位很关心和开明，癌症这种病得到等同工伤一样重视，父亲马上从职工医院转到了湖南最好的医院--湘雅附一治疗，难怪那时候都想吃国家粮，有单位的人就是好，住院费基本不要自己垫付，都是单位跟医院衔接，父亲的病得了及时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大约住了两三个月就直接回老家休养了，从此父亲就一直病休在家，不再去单位上班，偶尔去一趟就是办点事就马上回了。

        在病休的前几年，父亲身体恢复得好，不但没有半点病态，还能作田种菜，为家里分担了不少劳活，菜地里的蔬菜总是吃不完，只要到了周末我都回来收获到满满几袋，有时候几天没有回去，父亲就会挑着送到城里来，基本上，我们吃的小菜不要到市场里去买。

        父亲在治疗期间戒了几个月的烟酒，但出院后，酒瘾又犯了，每天要喝上半斤八两，只不过不喝那种高度的白酒了，为了父亲的身体以及嫌他酒后的唠叨，我们一般不恭敬他喝酒，也很少陪他喝酒，但是过年过节，或者生日，他会积极的跟我倒上一杯酒，叫上我喝酒，以便有更长的就餐时间陪他唠嗑。父亲是寂寞的，因为没有文化，父亲一直没有看书读报的习惯，也很少看电视，他唯一爱好就是跟人家唠家常，扯谈的伙伴基本上附近年龄相近的那些人，到后来，他很希望跟我们聊天，但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不愿意跟他闲扯，没有共同的话题，扯不到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基本上看着我们吃，然后自言自语的唠嗑，等到我们快吃完了，他才拿起筷子，慢慢的吃，也许，他是怕吃饭的时间耽误了我们陪他唠嗑。

         时间到了2010年，父亲的身体开始恶化，癌细胞开始转移到身体其他器官，颈部放疗留下伤疤总是不能愈合，而且痛得厉害，所以，到医院住院是经常性的了，每次到医院他都很矛盾，一方面是疼痛让他生不如死想放弃治疗，一方面又是疼痛难忍不得不住院减轻痛苦。最严重的一次住院是在2012年底，父亲在家半夜起床摔倒在地，导致股骨头骨折，先是在县人民医院住院，但由于病情严重加上县级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父亲只好转院到长沙湘雅附二，由于父亲身体虚弱加上癌细胞扩散，当时的医疗小组都不同意做手术，建议做保守治疗，但那样父亲就只能痛苦的卧床等死，熬不过两个月，后来，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湘雅顶尖的骨科专家和麻醉专家，专家艺高人胆大，平安的做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这次住院父亲昏迷了差不多两个多月，鬼门关上走一遭，醒来后不知何年何月，令人惊奇的是不到半年，居然能拄着拐杖下床行走了。

        2014年元月，我推倒父亲一手建起的老屋，准备在原址上新建房屋，拆屋的时候，父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出来看热闹，并自言自语的说，只怕新房子他是住不上了。一语成谶，2014年3月，父亲再次病重，卧床不起，说话都已经困难了，3月14日晚，父亲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看到情况不妙，我便抱起父亲上车送医院抢救，然而，在经过房门的时候，不能说话有气无力的父亲却死死的抓住门框不走，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父亲的手掰开，但送到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不接诊，等于宣告准备后事，我们只好马上送回家中。父亲当晚一直没有合眼，呆呆的睁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眼睛仍然没有闭上，老人们说，只有亲人没到才会有这种情况，我想也应该是的，因为没有料到父亲走得这么快，当晚我们都没有叫回他的孙辈，这也许就是他不能瞑目的原因，这是父亲的遗憾，也是我的疏忽，我一直深深的自责。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诞辰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