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性奴的抗争——反战时性暴力
君格格 性侵转诊小屋
2018年10月5日在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刚果（金）医生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穆拉德。
现年63岁的穆奎格作为妇科医生长期致力于帮助刚果（金）内战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
现年25岁的穆拉德是伊拉克雅兹迪教徒，曾在2014年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为性奴隶达3个，逃脱后致力于公开揭露极端组织的罪行。
2018年因“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努力”穆奎格和穆拉德同获今年诺贝尔和平奖。
“战时性暴力”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跨越世纪之痛
她们是罪恶的见证者
2016年12月10日，大型纪实画册《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发。
2017年8月14日，在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二十二》国内首个获得公映题材的慰安妇题材电影上映。
日本“慰安妇”幸存老人
1937——1945
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间
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到2014年影片拍摄时，仅剩22位“慰安妇”幸存者
谁知道多久后，22将彻底变为0
两位幸存老人在日本用自己绣的“讨还血债，谢罪赔偿”向日本政府示威——黄友良（右）
“我老了，我希望等我闭眼前，能讨回公道”
——黄友良
那个时候我被汉奸出卖了，被鬼子抓紧了慰安所。那个日本人把我弄残了，一生都没办法生育，但我也把那个日本人整废了。我加入了“红色娘子军”杀鬼子。那年我的母亲被鬼子抓住，我亲眼看着她被沉进河里 。
——林爱兰
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闯入我们桂东村小古告屯抢掠，我背着孩子跑的慢被鬼子抓住强迫当了“慰安妇”。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多个人，有时我们被鬼子用汽车拉到其他据点，供那里的日本兵蹂躏。我们每一天都要遭受五六次的强暴。三个月后我趁日本士兵瞌睡逃了出来。我喝药自杀又被救了回来。几个月后我生下了日本鬼子的孩子……
——韦绍兰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就算地狱再黑暗
也请你熬到光明
2014年8月21岁的穆拉德被ISIS从辛贾尔附近的Kocho村庄被带到伊斯兰国的伊斯兰堡垒。
在吉哈迪对辛贾尔山的围困期间，300多名男人被直接杀害，纳迪亚亲眼看到自己的六个兄弟和她的母亲都残忍被杀死。女性们则被带到了俘虏交易中心，最小的9岁，最大的28岁。有的女孩为了躲避厄运，脸上涂抹电池的酸液毁容，割腕自杀。
在地狱的三个月中，穆拉德被不断殴打、强奸，她被迫和12名士兵发生关系并作为性奴买卖。
2014年11月，穆拉德终于找到机会逃脱了。她从伊拉克偷渡出境，并在2015年作为难民前往德国。一年后，她开始投身呼吁保障人权的社会活动。
雅兹迪人主要居于伊=伊拉克北部，是库尔德族的一个分支，但信奉祆教而非奉伊斯兰教，ISIS（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指他们崇拜魔鬼撒旦。穆拉德是3000余名被IS军队强奸、施暴的雅兹迪女性中的一员。现在仍有约2000人困在IS的控制区。
IS组织把对雅兹迪及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将对妇女的性暴力作为系统性的军事战略。许多雅兹迪女性遭到殴打和强奸，每当IS组织转移时，这些女子就会被大量转卖，用于换取武器或其他物品。她们有的只卖10美元，甚至10根香烟就可以换走。
雅兹迪性奴少女
逃走后的穆拉德并没有选择沉默，她勇敢地讲出自己的经历，讲述成了她对抗恐怖主义强有力的武器。她积极呼吁全世界关注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倡导终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并要求严惩IS犯罪者。
2015年12月18日，穆拉德正式呼吁把伊斯兰国的暴行实施者移送到国际刑事法庭，恳请国际社会彻底铲除伊斯兰国。之后，她被任命为首任联合国人口贩卖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发起了“纳迪亚倡议组织”，致力于“帮助因种族灭绝、大规模暴行和人口贩卖而受害的妇女和儿童，以治愈和重建他们的生活和社区”。
以下是来自纳迪亚·穆拉德的自传《幸存的女孩：我被俘虏、以及逃离伊斯兰国的日子》（The Last Girl: 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原书由Virago出版，中译本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的选段。
奴隶市场在夜间开放营业。我们能够听见楼下武装分子们登记和排队时发出的喧闹声，当第一个男人走进房间时，所有的女孩都开始哭嚎。场面简直就像是爆炸现场一般。我们像受了伤一样呻吟着，在地上打滚、呕吐，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武装分子们。他们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我们尖叫和求饶的时候盯着我们。他们先被长得最漂亮的女孩们吸引住，问到：“你几岁了？”然后端详起她们的头发和嘴巴。“她们是处女，对吧？”他们这样问守卫，后者点点头并说：“当然啦！”——就像王婆卖瓜的店主一样。接下来这些武装分子开始肆意地抚摸我们，他们的手在我们的胸和大腿上随意活动，我们就跟动物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他说话的腔调很轻柔，但绝非善类。“纳迪亚。”我说，然后他就到了登记台前。登记台前的工作人员好像立马认出了他是谁，然后就开始记录我们的信息。他跟对方说了我们的名字，工作人员一边记录着——“纳迪亚，哈吉·萨勒曼（Hajji Salman）”——当他说出我这位买主的名字的时候，我想我能感觉到他的声音有一丝丝颤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这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讲一次，你都要重新再体会一遍。当我讲到我被强奸的那个检查站，或者是当我躺在毯子下时哈吉·萨勒曼的鞭子划过的那种感觉，又或者是当我寻求向邻里发送求助信号时所看到的摩苏尔昏暗的天空，我就像被带回到那些时刻中重温一切恐惧一样。其他的雅兹迪人也会被带回到这样的记忆中去。
我讲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实并实事求是的，它是我用于对抗恐怖主义的最佳武器，而我也打算一直把它握在手上，直到那些恐怖分子们被扭送到法庭上接受审判为止。
我想盯着强奸我的男人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被审判。更重要的是，我如是说，我希望自己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孩。
当强暴成为“战利品”
战时性暴力指在武装冲突、战争或武装占领期间，通常作为战利品的，由战斗员实施的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地区，有30%女性和22%男性称其在冲突中遭遇性暴力。同样，在萨尔瓦多内战期间，76%的男性政治犯经历了性虐待和强奸；波斯尼亚战争中萨尔瓦多集中营中80%的囚犯亦遭受同等境遇。
武装冲突中武装分子经常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斗策略，这是因为强奸“敌方”妇女不仅是对受害者所代表社区男人的一种虐待和羞辱，还能损坏受害者和其社区间的关系。
1998年《罗马规约》将性暴力列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将性暴力列为战争罪。
随着中东局势的日益激化，在冲突和战乱频发的地区与国家，战时性暴力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大量女性弱势群体被武装势力强征为“性奴”。她们不分年龄被强奸，虐待，暴打，贩卖。“女性”这个名词被严重物化，作为人的特质被充分剥夺，没有自由，尊严和思想。
在战争中受到强奸的受害者除了生理上的创伤，还伴随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并且战时强奸的受害者多数为妇女，除了社会心理创伤，因遭受强奸而出生的儿童也往往面临着显著的社会污名化。
2014年安吉丽娜朱莉在“反对战争冲突中性暴力”峰会上致辞，强调“性暴力的幸存者不应该感到耻辱，应该感到耻辱的是施暴者”。
作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题，战时性暴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无论是通过提高社会的曝光率增加人们对这一罪行的认识，防止战争和性侵的发生，还是出于对困扰西方各国难民问题寻求新出路的考量（很多战时性侵受害者隶属难民群体，在西方难民政策紧张的时候将战时性侵上升到全球性高度，不得让人怀疑背后的其他原因），战时性暴力这种反人道，非正义的罪行都应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