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大上海，贪官污吏一手造

灯红酒绿大上海，贪官污吏一手造

山民遇水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奇怪而可怕的现象：贪官时有利民之举，清官反多行秧民之事。这种现象在专制制度下屡见不鲜，并非中国所独有。如果不站在否定旧秩序的立场上，那么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意义的解释，因为贪官们想出的自肥招数，时常比专制政体本身的逻辑更有利于各方。对此帝国除了支吾其词避而不谈，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中国的士大夫们，很难站到这一边来，帝国政体建立在对农民的控制与压榨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自己，则是这一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让官僚们通过腐败获得物质利益，使其效忠体制，是维系这一政体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虽然未必是维系朝代延续的最好办法，但朝代更迭从未从根本上影响过这一体制。因为不肯承认自己实际上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一现实，“为生民立命”一类的口号，更象是一剂自欺欺人的麻醉药。相信这一类宏大口号的人极少，少数真正相信它们的人，则在现实里寸步难行。它们的后果无非使人昏昏欲睡耳。

1842年的《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清廷视通商为耻辱，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那是给纳贡国“孝心”的恩惠。洋人用兵舰和重炮轰开口岸的通商权，天朝上国颜面无存。好几个条约口岸都在拖延不使洋人进城。隶属苏淞太道的小城上海，因不受朝廷重视，却早在1843年便开放给了洋人。苏淞太的正印道台常年虚设，具体事务交给署理或者代理去打理。全国很多地方官皆是如此，正印从不露面，代理管事。为何如此？答案是：“嘿嘿你懂的。”当然是为了卖官咯！卖正印官职面子上多难看？卖个代理、署理、护理什么的，不就好说多了么？

上海虽然通了商，但是发展势头并不算好。中国海关的关员们，在进出关时各种刁难商人，这些刁难的手段，恐怕中国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要么说你这个不合格，要么说你那个没票据，或者在货物的过磅和成色检验上做手脚。洋人们刚开始时摸不着头脑，后来这些“蛮夷”也摸着了中国式门道：那点意思嘛。他们和中国关员们勾兑起来，那点意思给足之后，非但进出关一片顺利，还在货物的数量和价格方面大作手脚，逃避关税。逃税的获利远远胜过行贿的成本，双方都赚得钵满瓢圆。但并非所有的洋人都如此，大部分商人宁肯继续被刁难也不愿行贿，这种非正当竞争会使自己在同行中信誉扫地，影响长久的商业利益。到上海来的商人并不多，而且怨气冲天。上海虽然早早地先于其它口岸开放通商，却并不繁荣。直到1848年吴健彰的到来。

吴健彰系广东香山人，在广东老家被称做“卖鸡爽”，“爽”的意思大概相当于今天说的“经纪人”。想来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靠鸡栏里的生意赚钱捐了个道台。捐来的官，自然要在任上把本钱捞回来。他来到上海不久，马上打上了洋人商人的主意，因为这里并没有太多别的油水可捞。按《南京条约》，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不得离开口岸经商，只能把货物在上海的市场上卖给中国商人。领事有责任约束本国商人遵守条约。吴健彰凭借自己经商的经验，知道外商都指望着深入到离口岸更远的地方去做买卖。于是便与一些外商们串通起来，避开领事耳目，放他们离开上海去做买卖，自己乘机收税。所有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那些信守条约、诚信经营的商人们的利益，领事们多次提出抗议交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都毫无成效。

事态的转机，我们要回过头来说说租界的由来。《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不得在通商口岸购置地产，但允许他们永久租赁一些土地用于居住。租赁地上的外国人和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归领事管辖。英国人在苏州河畔租了一片布满沼泽烂泥滩的无人荒地，修建房舍，并邀请其他所有外国人都来居住。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人数很少，但不久长江流域的难民们为躲避太平天国叛乱，四散逃难。大量难民逃到这片租借地，搭起窝棚过日子，这些难民中既有穷困的流民，也有富户、士绅。租借地上的外国人对他们展开救济行动，帮助他们加固房屋、提供医疗和就业服务。这些举动引得难民们更加纷纷涌入租借地，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是个临时的避难所，更是一个可以长久安身立命之地，租借地中国居民的数量很快远远超过了外国人。难民的涌入也带来了治安、民事纠纷和社区规划等问题，他们发现有事去找洋人调解，比找士绅们公道很多，找官府更是连门都没有。1853年，外国人居留地上的中国人大约只有500人，他们是洋人雇佣的商业和家政雇员。但到了1854年，中国居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舍。难民的涌入给洋人带来了巨大负担，外国领事们找吴健彰，要他解决租借地内华人的犯罪、难民救助、难民社区的规划等诸多事宜。甚至试图和他谈判，把外国人居留地的管辖权退还给中国政府。但吴健彰一概不管不问，这些劳神费力、花钱不讨好的事，他才懒得上心过问呢。

这家伙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知捞钱，领事们与守法商人对吴健彰的不满越来越深。英国领事甚至以拒付关税相威胁，也无法打动吴健彰，而且英国政府也不同意违约，真是拿他毫无办法。但难民们大量涌入苏淞一带，使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发源于两广、福建，随着难民而来的洪门，趁着太平天国的乱局，在上海取得了巨大发展。1853年，洪门会堂之一“小刀会”，趁着天下大乱，在上海发动叛乱，并迅速攻占青浦、嘉定。昏庸的吴健彰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叛乱，坐等毙命的吴健彰在危难关头被美国商人收留，化妆成洋商的随员逃入外国人居留地。小刀会知道洋枪的厉害，甚至还计划夺取上海之后与外国人通商牟利，因此从不主动攻击外国人和租赁地内的中国人，使吴健彰拣得一条性命。

小刀会的叛乱让外国租借地越发人满为患，躲在洋人地盘上的吴健彰，恳请洋人们把租借地上的事务管理起来，代行中国政府的职责。他甚至还提出向洋人借兵，反攻小刀会。洋人们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拿出妥善的办法，保障守法商人们的利益。租借地的洋人们遂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维持会，颁布管理条例，组建警察、规划道路和下水设施、制定房舍修建标准，把在租借地居住中国居民管理起来，俨然一个自治的小型共和国。这便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来由。

公共租界是把中国和西方联结起来的一条关键纽带，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难以评判的意义。在这里，中国人能直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管理制度；而西方人，也藉此了解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性。在它成立之初，对双方来说都仅是一种被视为外国人吃亏，中国人占便宜的权宜之策。相应的交换条件：“如何保证守法商人们的利益？”这一问题，吴健彰提出：既然你们信不过中国海关关员，那么由你们派代表直接接管中国海关，海关的章程制度、人事任免直接由外国代表负责。这一提议早在守法外商里被呼吁了很久，一经抛出，立刻被接受。他眼前最要紧的事务是和洋人借兵对付小刀会，把海关这块肥肉让出，总胜过朝廷怪罪下来掉了脑袋。

洋人们进一步提出：因为关银都在年底统一交付朝廷，在此之前会造成大量的关税款项闲置，不如存入银行，到年底一并取出，能获得不少利息。吴健彰一算，这笔利息在他离任之前，累积高达39万1千英镑！妈呀，这下我老吴彻底发大了啊！到时候只要把本金交给朝廷，利息我老吴“替上海老百姓先收着”，账目上严丝合缝一点破绽没有。果真应了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老吴家上辈子积德，祖坟冒青烟，以后回广东老家，看哪个烂仔还敢再叫我“卖鸡爽”？老子还要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就叫“Mickee.Shawn”，哇哈哈哈！

此后，洋人成立了一支400多人的志愿兵，装备着洋枪大炮，而小刀会在短暂得势之后迅速陷入内讧，在清兵和洋兵双重打击下很快崩溃。洋人接管上海海关后，照章办事一丝不苟，守法商人们云集而来，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中国资本和劳工也飞速向上海云集，与洋商对接。朝廷则因此收获大量关税。捞到好处的清廷先是睁只眼闭只眼，后来，干脆把全国的海关都交给英国人赫德总负责了。

而上海因为公平、透明的关税管理迅速繁荣起来，大上海的幕布就此拉开。

至于吴健彰，洋人税务官并没有把利息银子全部交给他，新海关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洋人以不合法为由，终止向他支付利息银子。不过他仍趁着这段过渡时期，收获了11万8千两以上的海关银（折成库银更多）的外快。如今，他风风光光以道台老爷的身份葬在香山老家，但没有几个人记得他对大上海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