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一生唯东坡 留得生前身后名（二）

东坡再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政声有才名的苏轼，一直还在神宗皇帝的心中，皇帝想起用苏轼，虽被当路者沮之，神宗还是想先让苏轼去汝州，这跟汴京已经一步之遥。但是经历人生大难的苏轼却不想就任，一来因为长途跋涉旅途劳顿，第二他的小儿子不幸夭折，苏轼乞求回常州，他有田产在那，希望安度人生，远离政治的纷争。终于在元丰三年，苏轼离开了黄州。回返时，苏轼顺道经过金陵，去看望此时已经罢相归宁的王安石，两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此时见面，千言万语自不必言。毕竟都是关心民生的政治人物，谈及一些政事时，苏轼有点指责王安石默不发声，认为“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王安石在野后，表现了狡黠的一面，就好像说我就是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不必当真。

惜别王安石后，苏轼终于回到常州，想要安心侍弄他的一亩三分地。终归没那么容易得到平静，不久后，朝局再变，神宗崩，哲宗立，苏轼被征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为礼部郎中，重新又回到中央。

这个时候司马光——门下侍郎、章敦——枢密院，二人为相，旧党回朝，也预示着另一场风云又即将来临。果然，司马光上任伊始就将新法统统遭废。

哲宗的年号元祐，苏轼在中央做了四年的京官，以他的性格和做官原则，自然无法对朝政默然不语，就废除新法一事，苏轼认为新法有好有坏，不应一刀切，与司马光争论，司马忿然不悦，苏轼回复他说，当年你司马公做谏官时与枢密使韩琦争论政事，也不管他高兴与否，现在你做宰相了，还不允许我说话了？争论多了，司马也不耐烦，于是“始有废公意”。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司马光又是司马牛，偏偏苏轼又不是轻易妥协的人，所以三人很难相容于朝廷。此后诸多事情，他都不愿屈从于当政者，明知不对，必然指出，积累的多了，就难免不容于当轴者。东坡先生毕竟是聪明人，见情况不妙，于是再度自请外调，元祐四年再次知杭州。在杭州他过得比较惬意，每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白乐天先生曾任杭州长官，西湖上还留有他的白堤。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先生的苏堤就是在此期间修筑。杭州任上，苏轼延续其一贯执政之法，使得当地颇得好处，宋史上说“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元祐六年召回汴京，此时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已经拜相，朝廷中的旧党怕两兄弟联手，他们没好日子过，于是向年轻的皇帝进谗，最终兄弟分开，苏轼外放知颍州，第二年又徙扬州，不满一年再回京，元祐八年，哲宗开始亲政，这位皇帝年轻气盛，处事草率，且性格暴躁。此时司马光已经去世，小皇帝开始任用新党，于是新党再度执政。这对于朝政而言，对于苏轼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苏轼于是再次请求外放，以两学士出知定州，这是辽宋边境，当年韩琦曾再此守边。许多年过去了，此时的定州已经军政坏驰，士卒骄惰不教，军官吃空饷，经过苏轼的整饬，军容整齐，政事安定。

风云又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苏轼治理定州的时候，昔日的政敌自然不会放过苏轼，他们又开始发挥自己的拿手好戏，文字狱又起。御史谏官开始翻旧账，找出昔日苏轼掌管起草内外诏令时的词文，说他讥斥先朝，那时还是变法时期，拿出数十年前的旧账，这帮人的无耻更可见一般。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也是在此时出现。笃信新党的哲宗皇帝自然不会放过苏轼，于是贬谪之路再度开始。与苏轼一起的还有三十多人全部遭殃，一时间朝中直臣几乎全被清理。苏轼先是以本官知英州，降级，未到，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三年，经历了黄州之变后，这里也不算什么，他泊然无所蒂芥，很快适应当地生活，写下了“岭南万户皆春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的佳句。当地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后来因为他的诗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为相的新党章惇那里，这位昔日好友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惬意了，这才再贬到海南儋州，任琼州别驾，时年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已经六十岁。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海南当时属于未开化之地，缺食少药，环境恶劣，还要继续受到新党当权者的刁难。即便如此，我们旷达的东坡先生依然，他在这里开荒、盖房、兴教育、整理文集，与当地少数民族和平共处，儋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可以说他是海南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

元符三年（1100年），这位糊涂而又昏庸的哲宗驾崩，年二十四岁。徽宗继位（北宋经历这几次折腾，竟然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离1126年的靖康之耻仅隔20余年，怎能不令人扼腕），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遇大赦，复任朝奉郎，后回常州。东坡先生迎来了人生的终点，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一代文豪，一生坎坷，终于永归于平静。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这里还是要讲一下北宋的党争，其渊源及影响

新旧党争

        党争在历朝历代均不是新鲜事，我们所熟知的有东汉的党锢之祸，太学生与阉党太监的斗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两党相互倾轧几十年，将唐朝带入不可挽回的深渊；明后期更甚，魏忠贤阉党与顾宪成和高攀龙的东林党，东林党与浙党、齐党，斗争持续到明朝灭亡还没结束。这些党争不同于现代政党之争，至少保持在法律范围内，历史上的党争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毫无原则，必制对方于死地，严重影响政治健康和王朝的发展。

而北宋的党争，笔者看来真正公开揭开序幕的应该是欧阳修的《朋党论》，欧阳立起flag，以其如椽大笔，公开承认他们是君子之党，并要求仁宗清退小人之党。要知道此时的背景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本就是一件难事，且改革触犯了既得利者，推行起来必大受阻碍，应该尽量争取支持者。朝臣私下虽然有结党的意思，但并没有人揭开这层窗棂纸。同时这篇文章更是戳到了赵宋官家的痛处，直接干犯皇帝忌讳大臣结党的大忌，仁宗不满地质问范仲淹等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历来都是小人结党，众卿都是君子，怎么也结党？”并且也引来朝臣的不满，《宋史》用五个字形容百官对欧阳修的态度：“人视之如仇”。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彻底将改革者孤立起来，党争由此也变得公开化扩大化，这也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时代的党争起源于王安石变法，围绕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朝堂上争得不可开交。神宗在位时，新党得到皇帝支持，旧党人物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几乎全部被罢黜贬官，朝野一时旧雨凋零；而神宗崩后，旧党一夜复起，司马光一刀切废弃全部新法，新党也一并被严重打击；哲宗亲政时，新党又重新占据朝堂，斗争再次反转，甚至破天荒出现了“元祐党碑”的荒唐事件，北宋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不可挽回的深渊。新旧两党在不同时期得势失势，你方唱罢我登场，斗得你死我活。而我们的东坡先生，可谓是鹤立鸡群，既不同意新法的激进，又反对全面否定新法，这种坚持自己政见而不妥协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加上两党之中居心叵测之人的嫉恨，苏轼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可以说王安石变法后引起的党争是苏轼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苏轼其人

无论怎么说，苏轼生前并未得到昭雪，死后殊荣加身，在南宋谥号“文忠”，所以苏文忠公是这么来的。

元代脱脱编的《宋史》评价甚为公允，就起文辞而言，“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而对其人的整体评价是他才能器识、议论、文章、政事等四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他有特立之志和过人之气势，一主一辅。而在实践中，文能达其意，行能有所为，所以灾祸到来时，“节义足以固其有守”。

因此，苏轼可以说是有宰相之器的，然而历史种种机缘之下，却无宰相之命。如果他能稍有隐晦收敛，改变自己，那么他的人生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景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这一观点：有一天饭后，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女们几乎都说那是满腹的经纶，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而又深懂其心的侍妾朝云一语中的：“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也就是朝云一直陪伴在贬谪的东坡先生，得此红颜，不负子瞻。

不合时宜的苏轼，成就了如此傲视百代的他。其幸也夫，其悲也夫？

1.《宋史》苏轼传、王安石传、司马光传等

2.《苏东坡传》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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