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丛书》序言

《长安学丛书》序 言

傅璇琮

长安文化源远流长，长安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海外特别是日本对长安的研究也历来很关注。晚近以来，有关长安研究的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长安学概念及理论的全面系统提出并有所规划，则源于2005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发表的《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目前虽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在全国范围，还未引起广泛注意。现在《长安学丛书》“综论卷”等八卷出版，另有十二卷也即将问世，既展示了海内外长安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体现出当代陕西学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愿念，必将使文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广拓展更加充满信心。

20世纪前半期，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已提出“关中本位政策”（详见其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最初经济、军事实力不强，但后来则合并东部北齐，克制南朝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外，即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他所指的“关中本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策，即“维系人心之政策”。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即在于文化。我觉得，这应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就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长安学的治学历程。

我因为长期从事于唐代文学研究，深感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充分发达的时期，长安地区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撰写于上一世纪70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就已甚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后于80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

在我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特为提及，长安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给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积累，并满含情意地说：在西安参加唐代文学会议，“饱览了西安的山川胜迹，大雁塔，小雁塔，昭陵，乾陵，华清池，杜公祠，兴教寺，青龙寺，在在引起人们对悠远历史的遐想，使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谨以本书献给永远值得人们忆念的历史文化名都——西安”。现在读到长安学创新之作，“综论卷”等八书，确既有历史文化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堙没无闻。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不断涌出，文化成果也颇为丰富。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一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作为著名关学家，张载提出“学贵于有用”，倡导对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关中文化精神的一次理学总结。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可以说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文化没有一种是完全相同的，而其中地缘文化的特征尤为特出。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山川风物、民情风俗以及历史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由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不仅现在可以运用，将来也不会过时。

早在唐代，柳芳《氏族论》中就已对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人文风气有过简要总结：“山东之人质”，“江左之人文”，“关中之人雄”，“代北之人武”（《新唐书·儒学传中》）。各异的地域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又会影响到该地域的文化精神。长安位于我国腹地，“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旧唐书·郭子仪传》），历史上确有多个王朝设都于此，正如杜甫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是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一度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的精神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探究，对于构筑新世纪民族精神家园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彰显着博大恢弘的气象。这种盛世文化的精神气度应当为长安学研究所吸纳和重视。从目前的学科构想来看，长安学是极具包容性的一门学科，在地缘文化的牵引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综合研究视野为长安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不同门类学科所共同蕴涵的精神特质的开掘与融会贯通，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内涵，为陕西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长安学不仅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还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就我所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我想长安学的研究将会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极有推进作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有着知人论世的传统，不主张孤立地研究作家作品，因为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思想观念以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人文环境，无不以巨大的影响力作用于文学的创作。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学，应当把“论世”的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不仅注意到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更要重视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能广阔且具体地探索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有利于了解一个时代作家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构思。同时，这样的研究反过来也能促进长安学研究观念的拓进和研究思维的深进。

本套《长安学丛书》分综论、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宗教、法门寺文化等八卷，汇集了各领域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于长安学的研究成果，既有前贤学者、当代大家对于长安文化的经典论述，又有中青年学人关于长安学的最新研究，对于长安学的相关成果是一个很好的整理与展示，为海内外关注长安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当然，长安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做，比如除编纂有关论文或组建论坛外，也应将长安学与湖湘文化、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巴蜀文化等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应关注全球视野中的长安学研究。另外，还可有意识地策划一定的专著，如撰一部“长安（或陕西）文化通史”，及“长安文化学术编年史”。通史之作，既可系统阐述文化发展历史全景，又可使广大读者清晰了解乡土文化环境和乡邦文献。培植国民对土地、对乡梓、对文化的挚爱是爱国主义的血脉和鲜活体现，否则爱国主义就流为无根的套语。如是说来，长安学的研究还可为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推进陕西乃至西部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大的贡献。

今应邀为《长安学丛书》作序，谨以深挚笔调抒写对长安学文化内涵的情怀，更以乐观畅意寄望长安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2009年秋，于北京

作者简介：傅璇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原中华书局总编审、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