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感（九）

自动读《论语》以来，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断章取义这件事，发生的太多了。导致我们完全曲解了别人的意思。最终学了个四不像。就像今天，我就发现“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原句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为什么说言信行果的人是小人呢? 

让我们回到原文(不喜古文的可以跳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篇》

子贡问孔子，老头，如何才算是国士？孔子回答说，内心有自己的原则，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每件事上都能很好地完成君主的命令，可谓是上等的士了。

子贡又问，那再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呢？孔子回答，宗族都说他孝，乡亲都称赞他悌。

子贡再问，那还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像个石头一样浅薄固执，是格局不够的小人。不过也勉强算是最低标准的士了。

子贡又问怎么评价当今从政的人，孔子说这些人根本算不上“士”

孟子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可见，区分大人和小人的关键不在于“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这个标准，而在于言行是否合乎道义。我们看孔子对最上等士的描述，“有耻”是说这个人已经明晰了自己的价值观，知道哪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心中明白大义；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说他能将事情办成。一个人既有大义，又有能力，就可称上等国士了。而孝悌的人呢，在大义上是比前者稍有不足的。因为父母和兄弟是有一层亲情关系在的，这个大义相对简单一些，不用经过重重的思想斗争，各种价值观的相互碰撞，三观的崩塌和重建。所以这是次一等的士。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只是单纯地去做，没去考虑自己的言和行是否符合大义了。就比如你答应了朋友的一个聚会请求，后来无意发现他是连环杀人犯，那还“言必信”吗。

这就像王阳明去剿匪，可以说是欺诈手段频出：通过诈术揪出间谍，策反间谍传递假消息…… 但他的大义是在的，就是帮朝廷和乡亲们解决匪患。这就符合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了。其实《论语》在学而篇里也有这么一句话：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论语·学而篇》

有子说，与人约定守信，必须是合乎义，说的话才能实践。待人谦恭，必须是合乎礼节，才会远离耻辱（你对人恭敬，必须是符合礼的，不然就会是奴颜婢膝了）。

有子这句话与孔子所说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了。诚信、恭敬这些，都只是一些表层的礼仪、道德要求，我们如果只盯着表面，就有可能陷入到“硁硁然小人哉”的地步，还是应该多关注大义所在。

从这段《论语》的解析也可以看出，之前如果把单独摘出来的“言必信，行必果”奉为圭臬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迂腐的人。这又让我想起了戚继光，戚继光虽然是民族英雄，但当时武将的社会地位很低的。他到了京城，经常对比自己低级的文官点头哈腰，还得往兵部各种送礼，从行为上来看，这是没有骨气和行贿，但他也得到了文官和兵部的支持，完成了抗倭大业。相比之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被人因为佳话，但我却更欣赏心存民族大义、做出实事的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