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咏柳》公案新断

在中国，只要是中学毕业，应该都会背贺知章的《咏柳》一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首诗真是“脍炙人口”。然而，文学鉴赏不能止于叫好，还要说出哪儿好，才算是真正的知味者。而一旦进入鉴赏的层次，我们却发现，这首诗怎么个好法并不容易说清楚，专家学者居然还会为此打起笔架来，今天我们就来断断这则公案。

一 两位专家的分歧

长期以来，北大教授袁行霈对此诗的解读有着权威的地位，被收入语文教材。他的观点主要见于下面一段话：

这首诗的构思新颖，比喻巧妙，诗的形象仿佛要凸出纸面之上。特别是后两句，用剪刀比喻春风。她裁出细叶，剪好丝绦，妆成碧树，吹到哪里，就把勃勃的生机带到哪里。她剪破严冬的笼罩，裁出万紫千红的世界，她的轻捷，她的锐利，随之而来的创造的喜悦——种种美好的想象都可以由这句诗产生出来。好诗都是富于启示性的，言近而意远，能够通过一两个鲜明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启发读者在自己的头脑中构成无数新鲜的画面。这首诗正是这样，它通过一株柳树写出了整个春天；通过似剪刀的春风，赞美了一切创造性的劳动。这样新颖的构思，这样清新的艺术境界，在唐诗里是并不多见的。

读者一定会觉得袁先生的解读并不离大格，因为这首诗的意思说得明白，让谁来分析也不会讲到不着边际的地步。然而却有人对袁先生的解读颇不认同，那就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孙先生也是老北大的，却对名高望重的学长颇不客气，他说：

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咏柳〉赏析》，指出这首诗的好处在于：第一，“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表现了“柳树的特征”，不但写了柳树，而且歌颂了春天；第二，“二月春风似剪刀”歌颂了创造性的劳动；第三，这个比喻十分巧妙。这样的阐释，和经典文本可以说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唐朝贵族，他的脑袋里会有“创造性劳动”吗？“创造性劳动”，是权威教授自己心理图式中固有的，是他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式的文艺理论的狭隘社会功利论中衍生出来的。至于“比喻十分巧妙”，完全是打马虎眼。岂不知，读者期待的正是其巧妙在哪里。笼统地说巧妙，正暴露了他的心理图式中对比喻的巧妙并没有谱，他所看到的并不是贺知章的巧妙，而是他自己贫乏的“巧妙”概念。

孙先生几乎在他所有的关于文本解读的书中都要提及这一公案，他似乎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说的是袁先生，所以我们干脆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孙先生与袁先生本来也是八竿子打不着，却因为这首小诗结了“梁子”，以我的小人之心揣测，感觉还是因为同行是冤家。但只要言之在理，则一竿子打倒袁先生，围观群众也会口服心服。我们看孙先生自己是怎么解读的，他先说贺知章遣词之巧：

权威教授称赞的“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一定是剪刀呢？……原因在哪里？在前面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看见没有？有个“裁”字埋伏在那里，“裁”和“剪”自动化地紧密联系，是汉语的天然联想，在英语里就只有一个单纯的cut。以“十分巧妙”之类来打马虎眼，说明他看不见“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妙处，只看到自己关于比喻的贫乏的心理预期。或者说，他的干巴巴的“巧妙”概念同化了鲜活的艺术形象。

原来，孙先生发现了第四句的“剪刀”与第三句“裁”字的关系，以为这才是本诗的妙处。我真忍不住要说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呢？

孙先生进而言之，“（本诗）裁剪之妙，不光妙在用词，而且妙在句法上”：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明明要说是二月春风剪出来的，却为什么先说“不知”？这首诗之所以精致，就是因为诗人追求句法在统一中的错综。精彩的唐诗绝句，往往在第一、二句是陈述的肯定语气，第三、四句，如果再用陈述语气，就会显得呆板，情绪节奏也嫌单调，不够丰富。绝句中的上品，往往在第三句变换为祈使、否定、疑问，或者感叹。

绝句亦如律诗，讲究起承转合，第三句要转才不呆板，这也是诗学上的常识。杨载《诗法家数》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从容承之为是。至于宛转变化之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冯振《七言绝句做法举隅》云：“凡绝句三四句必紧接，而与第一二句却多不即不离，以转捩关键全在第三句也。”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古人未尝无疑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杨仲弘论七言绝句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沈确士谓‘盛唐人多与此合’。此皆臆说也。绝句四语耳，自当一气直下，兜裹完密。三句为主，四句发之，岂首二句便成无用邪？此徒爱晚唐小巧议论，止在末二句动人，而于盛唐大家元气浑沦之作未曾究心，始有此等曲说。确士转谓‘盛唐多与此合’，既不识盛唐，而七绝之体亦将由此而破矣。”说到底，孙先生所说的贺知章“句法之妙”也不过是律诗常格，这又算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呢？

看来孙绍振先生振振有词的新解读也不过尔尔，难为他还如此理直气壮。

不知读者看完袁先生和孙先生的两种解读，是否已经知道贺知章的《咏柳》何以出色了，反正我是没有。尽管我对孙先生的见解不以为然，但也我并不是替袁先生背书来的，我有我的解读。

从小读诗，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首好诗究竟好在何处，凭什么说这首诗比那首诗好。学文学史，总注意作家评价的最后一段：“美中不足的是……”只有当我知道了什么是劣诗，才会知道什么是好诗。贺知章《咏柳》也曾困扰了我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这首诗根本就不好。

二 咏物与雕琢

首先，要知道《咏柳》是一首咏物诗。诗可以咏物，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甚至可以说理。相比之下，咏物诗本来就境界最低，它甚至不如写景诗。写景还有一个当下情境际会的好处，可以有点现场感，而咏物诗则是抽离了具体的情境，泛咏一个抽象的概念。《红楼梦》四十八回，香菱要学诗，黛玉现场命题，让她写一首《咏月》。我们要问，那是何时、何地、何人眼中的月亮呢？尽管香菱可以调动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去模拟一种情态，那毕竟已经落到第二义了。同样的道理，朱自清的《春》不如郁达夫《故都的秋》，就是因为前者本质上是咏物的，是所有春天的共性集成；而后者本质上是写景抒情的，有此时、此地、此人的独特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贺知章之咏柳，还没落笔，便已先丢了几分。

咏物诗眼中无实物，这也罢了，如果笔下有真我，也能写出好诗。据载，唐天宝进士韩翃与章台名妓柳氏相狎，别后作《章台柳》相赠，词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这首词就更有情味，柳氏之青春与纤柔，韩公子之多情与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记起十几年前曾翻过一本民国期刊，一青楼女子从良之后，在报上刊登广告，也是一首七绝，可惜我只记得最后一句“不许春风再动摇”，当时一读之下，叹为观止，真是绝句！晚唐李商隐写了好多咏柳诗，随便哪一首都比贺知章的这首好。试举两例，其一：“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其二：“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咏物诗就应该这样借着咏物来抒写情怀，物我一体。贺知章的《咏柳》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再说，诗人之咏物如画家之静物写生，如果能做到栩栩如生，首尾一贯，也还不错。事实上贺知章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碧玉妆成一树高”，写的就是树，还要出现“树”字，这就犯了忌讳。就好像说这柳树有一棵树那么高，一个人有一个人那么高，未免多余而拙笨。

“万条垂下绿丝绦”，前一句写树干，比作碧玉；这一句写柳条，比作丝绦。一根碧玉上垂下万条丝绦，这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物呢？

“不知细叶谁裁出”，前两句写树干与枝条，只有喻体而没有本体，一顺写下去倒也浑成，看碧玉丝绦，似乎有意要避开实体之树，到这一句，“细叶”突然冒出来了，便又成了树。

“二月春风似剪刀”，“似”，或作“是”，明喻不如暗喻，所以后者更好些。单看三四两句，倒也确实别出心裁，但放至全篇，则与前两句形成明显的断裂。

有人说，碧玉还有另一层意思，所谓“小家碧玉”，那就更不通了。前两句写小家碧玉如玉树临风，丝绦下垂，倒也说得过去，那第三句的“细叶”又是哪来的？植物人吗？

明代黄周星在《唐诗快》中评价此诗：“尖巧语，却非由雕琢所得。”他正好说反了，这首诗致命的不足就在于刻意的雕琢。本来是一棵生机无限的柳树，却被贺知章刻画成一件工艺品，就像文物店里的玉雕白菜，光洁如新，却毫无生气。

三 台阁与性情

回到贺知章本人，我们考察一下，他何以会把诗写成这个样子？

读新旧《唐书》本传可知，贺知章的仕途也算得上一帆风顺。武则天证圣初年，擢进士，历官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迁秘书监、太子宾客、庆王侍读。天宝二年，年过八旬的贺知章以老年上表，请归乡里，唐玄宗特诏许之。“重令入阁，诸王以下拜辞。上亲制诗序，令所司供帐，百寮饯送，赐诗叙别”，说起来也够风光的了。不过就此可知，贺知章的第一身份，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文臣。他一生写得最多的，不是诗歌，而是章表。他今存诗十九首，多为应制和祭祀的乐歌，这使他的诗天生带有台阁体的风格。台阁体最大的问题就是富贵气太重，我们在《咏柳》中已经看出一点端倪了，这里不妨再举个例子——《望人家桃李花》：

山源夜雨度仙家，朝发东园桃李花。桃花红兮李花白，照灼城隅复南陌。南陌青楼十二重，春风桃李为谁容。弃置千金轻不顾，踟蹰五马谢相逢。徒言南国容华晚，遂叹西家飘落远。的皪长奉明光殿，氛氲半入披香苑。苑中珍木元自奇，黄金作叶白银枝。千年万岁不凋落，还将桃李更相宜。桃李从来露井傍，成蹊结影矜艳阳。莫道春花不可树，会持仙实荐君王。

这是一首歌行，四句一转韵，我们只看第四韵：“苑中珍木元自奇，黄金作叶白银枝。千年万岁不凋落，还将桃李更相宜。”本来是娇艳鲜嫩的桃李，这里生生地被他描绘成金枝玉叶的工艺品，《咏柳》中的毛病不折不扣地在这里重现了。

贺知章生性放诞，《唐书》本传中说他“性旷夷，善谭说”，“性放善谑，晚年尤纵，无复规检”，我们从杜甫的《醉中八仙歌》中也可见端倪。连做过他学生的肃宗皇帝都说他“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贺知章晚年好道，一方面是看淡世情，一方面又嬉谑以为乐。别人“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总免不了“近乡情更怯”，他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笔调如此轻松。《题袁氏别业》当是归乡之后写的，讲他到陌生人家喝酒，怕人家担心他没钱买酒，便道：“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真个是“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这样的个性绝不是深情之人，也写不出深情的诗，所以《咏柳》中情感的缺失并不只是题材的原因，也与贺知章的天性息息相关。

《咏柳》，一首既肤浅又雕琢的平庸之作，不期然成了万口传诵的名篇。还是那句话，当你不知道什么是劣诗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诗。中国诗歌史上的水平拙劣的诗歌诗不在少数，没有必要一首一首地拿来与古人较劲，但既然已经选入语文课本，就要对学生负责，总要给学生一个接近事实的说法，所以才絮絮地说了这么多。虽偶或游戏笔墨，亦是行文于所当行而已，聊以自娱，善谑的贺知章老先生当不以轻慢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