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简本）｜飞跃从猿到人的进化“鸿沟”
问 题：
一、人类力量来自何方？
二、为什么人类力量能如此强大？
三、什么机制促使人类跳出动物界？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点，从详细对比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存特性着手，证明了劳动手段对于人类发生与发展的巨大意义。劳动手段起着连接人与自在自然、个体人与个体人、后代人与前代人的中介作用，使得人类不断强大，持续凝聚。又提出理解从猿到人进化的关键是古猿的手。由于古猿手的形态与功能允许它抓握身外之物，使得身外之物能“嵌”到体上，作为一种“体外”器官，起着劳动手段的作用。在生物进化规律与劳动手段进化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古猿逐步脱离了动物界，形成现代人类。
目 录
一、人与动物的生物性生存特性比较
二、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的主要特征
三、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
四、手的隧道效应——从猿进化为人的关节点
人猿自从拱手揖别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走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途蓦然相遇，对彼此所处的状态惊磋不已。猿类仍然与它们几百万年前的始祖相类似，攀树越林，寻果觅食，智力未萌。而人类却已能“上九天揽月”、“入五洋捉鳖”，以无与伦比的能力与智力，成为支配自然的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人类在取得征服自然如此辉煌伟大胜利之际，蓦然回首，反省自问：
一，人类力量到底来自何方，有什么原因？
二，为什么人类力量能从微弱得如同蜿蜒在山谷之中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强大得像是挟沙裹石汹涌澎湃的洪流？
三，又存在着什么动力机制和器官功能，促使人类跳出了动物界？
为了从最根本的基点上分析问题，本文将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基石，把生命、动物、人类，以及劳动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于多种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耗散系统，从而赋予它们一种统一内涵，以求比较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
又通过人与动物的详细对照研究，以期从中把握人类发生与发展的真谛。
一、人与动物的生物性生存特性比较
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已得出了人与动物的三大不同之处：
一曰从体质学角度来说，人的本质是“未特定化的”。
二曰从形态学角度看，人的器官功能是“匾乏的”。
三日从胚胎学的角度看，人是“发育不全的”。
由于自身的非特定性，匾乏性，发育不全性，人类本身的存在与发展竟受到了自身先天缺陷的限制。
然而，实际人类早已成为天之骄子。这是因为人类拥有一种任何动物所没有的、特殊的与自然抗争的手段——劳动。
为了更为准确、精细地分析劳动与人类的关系，我们从耗散系统观点把人与动物的异同处进行对比。
动物（实际上是所有的生命体）在个体层次上具有求生、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在种群层次上具有延续种群的本能，这可以被认作耗散结构系统自组织、自维持作用在动物上的一种特殊形态表现。
人类也具备上述的两种本能。
动物有尽可能有效地摄入负熵流以保证生存与繁殖的本能趋向，即开“源”节“流”。开“源”，指对某种原本不能摄入的负熵流，通过动物本身器官功能的加强，最终变成能够摄入的形式加以利用。节“流”指在维持原有的动物本性与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摄入负熵流。
生物意义上的人也是开“源”节“流”的，其作用机制与动物类似。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人类已经把这种开“源”节“流”的本能扩展到人的劳动生产之中。（这由经济学研究。）
动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以绿色植物作为本身负熵流的直接来源（素食动物）与间接来源（肉食动物）。
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动物一样。但是，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系统不仅能从绿色植物中直接间接地摄入负熵流，还从太阳、化石燃料、水、风、地热、潮汐、核能等能源中获取负熵流。
由于物竞天择的进化压力，动物无不具备一套高度互相协调的摄入负熵流的器官，然而，拥有这些的动物与自然界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即动物生命这种耗散系统与自然界中的生态耗散系统的某一环节直接扣紧相连。
人类也具备了一套高度互相协调的摄入负熵流的器官，和动物一样，与自然界关系仍是一种依存关系。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直接接触关系，它们之间有着一个中间环节——劳动手段。即人所摄入的负熵流需先通过劳动手段后才能得到。人这个耗散系统外面包裹着一层劳动手段的外壳，而人又和劳动手段完美无缺地形成一个更大的耗散系统。这个人与劳动手段合成的耗散系统才是直接与自然相接触的。
通过上述的动物与人类的比较，可见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中存有劳动手段这个中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就仅此一点。而就是这种区别使得人猿揖别，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的主要特征
劳动手段作为一种被人利用去征服自然的器具，广义地说，它应该被认定成一种特殊的人类“器官”。但是，它不同于人身上的天然器官，它是由身外之物转化而来的。当人与劳动手段完美结合在一起，它就形成一种新的耗散系统，这种人＋劳动耗散系统具有以下的特征。
1．远离热平衡态。人不用说处于远离热平衡态，劳动手段也是远离热平衡态的，即它们具有一定的有序性。不管是简陋的工具——史前人类制造的石器，还是复杂的宏大工程——现代的化工企业、水利工程，概莫例外。人与劳动手段的结合当然是远离热平衡态的。
2．摄入负熵流。为维持以至于发展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的远离热平衡状态，该系统必须通过与自然交换物质与能量的方式，摄入负熵流。负熵流进入该系统后分成二股，一股越过人与劳动手段的分界面进入人类社会。另一股在劳动手段的形成、维持、发展的过程中被耗散。
3．随机微观变化形成宏观的巨变。在人＋劳动耗散系统的内部，各种微观状态每时每刻随机地发生变化。这些微观状态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自催化自组织过程，结果使得系统的宏观状态，自动地沿着熵减少方向发展，从而使人＋劳动耗散系统发生进化。
4．人的主体性地位。从分析的角度上看，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中，劳动手段居于从属地位，人可以脱离劳动手段而独立存在，而劳动手段脱离了人就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
5．两类性质的劳动。人向自然索取负熵过程中，人自身必须先行支付，然后才有所得。这种支付形式，一般是以人的四肢运动变化作为表现，实质即通过四肢对外做机械功。热力学告诉我们，某个热力系统向外发出机械功，相同于向外输出负熵。
于是，人类第一类的劳动应为：为从自然界中摄入负熵，必须先向劳动手段输以负熵，操纵控制劳动手段以一种有序运动形式，从自然界中分离、凝集，获取人类生存所需的负熵，这可称之为产出生活资料的劳动。
与人类相同，动物在捕食食物的过程中，也必然向外界输出负熵。但动物负熵的接受体往往是“自在”的自然界。而接受人所输出负熵的接受体一般却是“人造”的自然——劳动手段。
正因为输出负熵的接受体不同，引出了人类另一类性质的劳动。人输出负熵接受体一般是“人造”的自然——劳动手段。也就是说，劳动手段并非存在于“自在”自然之中，它的来源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负熵输出的结果。
这类劳动可以解释成：人类为了从自然界中摄入负熵，必须先付出负熵，结果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凝集出一类负熵。这类负熵形式上并不能满足人类本身生存需要，而仅用之制作形成劳动手段，使得人类为产出生活资料的劳动有着物质的前提。我们不妨称之为产出生产资料的劳动。
6．劳动手段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为了达到从外界摄入负熵流目的，人必须付出负熵流以从事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这个过程先是负熵输出，继而是负熵输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个循环的结果，必须得有净负熵从自然中摄入人体内。
人在这种循坏中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从体内输出等量的负熵并不是总能获得等量的负熵摄入。摄入的负熵需经过劳动手段，输出负熵的接受体也是劳动手段，由此可以推断不同的劳动手段对于负熵摄入与负熵输出之比值必然有影响，甚至起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也正是如此，一种“好”的劳动手段与一种“差”的劳动手段相比较，同样的负熵输出给劳动手段，从“好”的劳动手段中能够获取的负熵量大于从“差”的劳动手段中获取的负熵量。也即前者的摄入负熵与付出负熵的比值比后者更大。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行事，人类总是采用“好”的劳动手段，而对“差”的劳动手段弃之不用。因此，推动劳动手段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就是以较少量的负熵付出获得较多量的负熵摄入，
三、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
仿生学研究发现，一种劳动手段的功能与重量比，或者功能与耗能比，无不大大地低于具有相似功能的某种动物器官的功能与重量比，或者功能与耗能比。人类制造的劳动手段在这些大自然造就的器官面前，显得相形见细，无地自容。然而，人类运用了这些“简陋”、“粗笨”的劳动手段，反而胜过了那些“精巧”、“细致”的天然器官，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劳动手段所特有的三种中介作用。
首先，劳动手段是作为联接人与“自在”自然的中介物而存在。
劳动手段的运行，就其一般形式来说，它仅把一种特殊的物质或能量转换成另一种特殊的物质或能量，这种功能为自然界普遍地拥有。但劳动手段对人类却起着特殊的作用，它能把以物质能量为载体的负熵从人类不能利用的形式，转换成人类能够利用的形式。在上述特殊作用过程中，劳动手段起着联接人与“自在”自然的中介作用。
从劳动手段的属性来说，它们都是由“自在”自然中的天然物质加工而成，属于自然物质形态的东西，它的制造、使用、维护、发展，由客观运动规律所决定。
劳动手段本质属性是自然，是与人这个主体处于对立状态的客体。但是，在人的劳动中，它“背叛”了自然界，转到了人的一方，帮助人去征服“自在”的自然。诚然，劳动手段的运行机理必由客观运动规律所决定，但是，它的运行结果却是服从人的内在目的。这样，在人向自然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动物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只能靠着自身的天然器官去与自然抗争，也只能运用自身器官的力量作功去与自然抗争。
而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再局限于运用自己身体的天然器官和功能，而是尽可能把身上天然器官和功能“外化”，移到劳动手段上；也不仅运用本身器官的天然力量，而是尽可能地让自然界中的能源作为劳动手段的动力。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增加，人类不断改革、创新劳动手段，劳动手段的功能日益增多，驱动劳动手段的能源种类越来越广，劳动手段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这样，人类占有和支配外部自然的力量也就不断增强。以至于达到今日叹为观止的境界。
劳动手段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它使得人类强大。
其次，劳动手段作为联系人类个体或部分之间的中介物而存在。
动物的能力完全决定于它本身的天然器官。由于动物的器官与动物本身混然一体，器官不可能脱离身体之后还能保持功能。这样，天然器官所具备的功能与力量只能与动物生命共存共亡，而无法使之转移。
劳动手段所起的作用与动物身体上的天然器官一样，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外”器官。然而这种“体外”器官却具有不依存特定个体而存在的特性，它能够脱离某个个体之后，转移到新的个体而不失去原有功能与力量，它能在人类不同个体之间进行交换与转移。于是，劳动手段不再是一种“个体”器官，而是一种“群体”、“社会”，甚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器官。
劳动手段“超个体性”的重大作用是它作为一种奇妙的粘结剂，能够把孤立的个人与个人联系起来，形成整体的人类社会。
众所周知，在自然中生存的动物群体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小群（如动物家庭、动物部落，最小的单位可以是个体）。这些小群中所有个体器官拥有的功能与力量的总和却是全能型的。
这种全能含义是指，一个小群与另外小群在功能力量上完全相似，小群与小群之间仅是数量的叠加关系，而无功能力量上的不同或互补。全能小群与全能小群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竞争关系，它们之间极少需要甚至无法进行同类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于是，动物种群内部以小群为单位划分为“一盘散沙”。
某种劳动手段，当被操纵于某部分人群之中时，可以针对某一类自然环境。当这部分人面对另一类特定的自然环境时，则可抛弃该劳动手段，通过制造或者交换获得新的劳动手段。只要这类新的劳动手段的特定性能够针对新的特定自然环境，这部分人就重新获得制服、驾驭自然的能力。相似的情况是，某一种特定的劳动手段能够被不同部分的人群操纵和运用，使他们达到制服与驾驭某一特定自然环境的同一目的。
在本质上，人不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定化。但是，社会环境却不断驱使人往特定化发展。这里所指的特定化不是指人体器官的机理特定化，而是指该人适合于操纵控制某一类劳动手段的能力。
这种从个人或者以某一部分的人角度划分出的单位，不可能像动物那样具备全能性。一部分人加上被他们控制运用的劳动手段总是在“这”具有一些功能，而另外的人却可能在“那”具备另一些功能。这样，人类的各个部分之间不但存在竞争关系，而且由于功能的互补还存在着协助合作关系。这种协助合作的关系会使得孤立的个体人或部分人联合成为社会整体。
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以“一盘散沙”的形式，而以社会整体的形式出现在自然界面前，而劳动手段也由“个体”的器官或“部分”的器官转变成全人类的“社会”器官。这样的整体人类不仅能够极好地生存于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且由于劳动手段的可转递性质使得人类具备了极大的灵活性去适应频繁变动的自然环境。
劳动手段作为个体人或部分人之间的中介物使得人类具备极大的凝聚力以及灵活性与适应性。
第三，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人类的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物而存在。
动物个体器官在后天获得的适应性与进步性，不能反馈给它体内贮存的先天遗传物质。因此，即使某一代个体在艰苦的生存斗争中，它的天然器官获得了极大的改进与完善，这种改进与完善也只能为该代拥有与享用，而不能传之后代。
而作为体外“器官”的劳动手段却不会随个体人的死亡而消失，它被保留着，为下代所控制与运用。下一代人可以借助上一代人的劳动手段重新拥有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这就是劳动手段的体外遗传性。
一旦某一代人对劳动手段进行了改进与革新，这代人的能力获得改进与完善，那么，这种改进与完善不会伴随这代人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它被遗传下去。这样，下一代人总是可以通过劳动手段作为中介，把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而且通过上一代人把以往人类的全部能力与力量的总和继承下来，纳入包容到自身之中。以劳动手段为中介，人的力量就可基于前代人以至于以往人类的基础上，像滚雪球一样地增大发展，不断壮大。
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使得人类的力量得以积累、发展、壮大。
上述的分析证明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意味着人类把人体之外的自然力，社会整体力，以及人类以往力量与智慧的总和形成了自己的“器官”，并运用这些“器官”与自然界搏斗，获取人类的自由。即使像鲁滨逊一人独处荒岛，他在与自然界搏斗时他就不是以一个个体人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人类整体出现在自然面前。因为在他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仍是整个人类的能力、力量与智慧。
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就是人类为什么强大无比的本质原因！
四、手的隧道效应——从猿进化为人的关节点
化石考古学、人体胚胎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研究，都得出人类是由动物界中的灵长目动物进化形成。
这样，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始点，就不能放在已经能够制造劳动手段的人或猿人上，而应当放在不能制造劳动手段的古猿上。
在研究古猿如何变成能制造工具的人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进化动力机制就不再仅是前面所述的，通过劳动手段从事劳动中收支负熵的比较判断而进行的形式，而应是一般的生物进化规律与它的联合作用。
依据现代的生物进化理论，动物个体都由亲代提供的携带遗传密码物质的配子开始，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过程形成的。遗传密码既能保证复制个体的器官形状与功能能一代一代地重复保持延续下去，又由于DNA突变使得由它为模板而形成动物个体器官形状与功能相应发生一系列变化。
由于遗传密码改变是随机的，因此后代动物个体身上器官形状与功能改变的方向也不能预先确定。如果自然界能够提供动物以足够的负熵，使得变化了的动物个体均都能顺利地生存与繁殖，那么，就可以观察到一个物种内具有多种形态与不同功能的个体。
但是，实际的自然界对每一物种所提供的负熵均有限度。种群内部个体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生存竞争。结果是，器官形状与功能占优势的个体能够摄得足够的负熵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从而获得繁殖下一代的权力，劣势个体则被淘汰，结果一个优势个体就扩展成为多个优势个体。由上述突变而引起动物个体之间又将开始新一轮的竞争淘汰过程。这样长期循环的结果使得生物器官功能臻于至善至美的地步。
然而，这种进化作用有着“会聚”效应，长期的积累过程，使得动物进化成越来越适应于一种特定性的自然环境。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如同一只看不见的“势阱”——生态学家命名为“生态瓮”，动物越是“挣扎”着进化，它给自己所掘的“势阱”越深，也就越难以跃出“势阱”。生物进化规律告诉我们，生物的进化使得动物全身器官之间高度相关协调而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但又使得动物仅仅适应于某一种特定的自然环境。
古猿也遵循生物的进化规律，成为一种在茂密森林中的树栖动物。古猿全身器官的形态与功能都与茂密森林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它的四肢适于在树枝上攀爬腾越，前脚掌与后脚掌的五指结构使得古猿能够抓紧树枝，允许抓摘植物的果子与种子。
由于是哺乳动物，通过亲代对子代的生育哺养，古猿个体能够明确意识并辨析出血缘关系，这使得古猿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性。又由于社会性形成，使得互相之间传递信息成为必要，从而又产生了一些以体态、声音表达意义的信息媒介。这样，古猿的社会性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加强。但它们仍陷在自然环境的一个看不见的“势阱”之中。
那么，古猿如何能够避开物竞天择作用，使自己从自然中的某一个“势阱”解脱出来，也就是如何从生物进化规律对它们起支配作用的状况，过渡到以劳动手段的进化规律对他们起支配作用的状况，以及这两种不同质的进化规律如何地串连衔接共同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起作用，这是解释人类起源的一个主要关节点。
笔者认为，解开该点的钥匙应在古猿身上找到一种器官，该器官能够避开进化压力下的会聚作用，由“势阱”中“掏”出一条“隧道”。
这种器官就是古猿的前肢手掌。
古猿和现代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前肢前端形态结构上极为相似，都有两只手，手各有五个能够蜷曲的手指，其中大拇指与另外四指相对而能环握。对单手功能分析，具有抓、握、提、拉、掀、压、搓捻、摸擦、投掷等。对双手分析，除了一只手所具备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抱持、拧转、拉分、揉、攀爬、支撑等。
由于攀登树枝，自然进化使古猿获得了手这种特异器官，它能够稳定把持具有圆柱状手柄器物，而且还能使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移动。这就是说，古猿的手有可能把身外自然的一种物体“嵌”在自己身上，且使这种“嵌”于自身的物体起着加强或者代替自身一种器官的作用。
这样，身外的某种自然物体就被古猿内化成自身之“矛”，以进攻身外自然之“盾”。
在原始的开端时期，古猿从本能上，就能够对运用了身外之物与仅靠本身天然器官两种状态下所付出负熵的大小进行比较。只要运用前者所支付的负熵量较少，作为一种条件反射，该种行为就会在猿的大脑中作为一种心理定势而固定下来，从而终身享用。
又由于古猿的亲代与子代存活期互相重叠，还有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原始的社会性，所以上代古猿所掌握“嵌入”物体的方法、技能，通过形体动作表达以至于语言表示，“遗传”给下代古猿，让下代古猿免除了重新试探摸索的过程。
只要运用“嵌入”器官的结果，是稳定地长期地能以较少的负熵支出获得较多的负熵收入，则掌握“嵌入”方法的这一族古猿，当然能优越地谋生，更好地生存与繁衍。在自然界提供负熵量有限的情况下，该族的个体会增多，而其他古猿群体的数量就会被抑制甚至绝种。
其后，随着能掌握“嵌入”技术的古猿族个体数量的不断扩大，趋向自然界能容许的极限时，该群体内部就应该受到两种进化压力。
一是进化出更强有力更为熟练地掌握原有“嵌入”技术的古猿，这是一种生物上的进化作用。
二是进化出创造新的更有效的“嵌入”技术的猿人，这是劳动手段进化作用。
只要古猿一开始运用“嵌入”器官，那么，劳动手段的进化规律就将发生作用。其发展的方向标是以最少的负熵支出以获得最多的负熵摄入，这将不断地促使猿向人进化。随着古猿向人的不断发展，人也一步步地跃出自然的“势阱”，一步步摆脱生物进化规律的束缚，一步步地在自然中获得自由。
劳动手段的进化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而与劳动手段不那么密切的天然器官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从而承受到的生物进化压力也越来越少，在某些方面甚至会退化。
从上述分析能明晰地看出猿的前肢端部器官——手，是生物进化特定“会聚”作用的结果。这种大自然的结果虽然使得古猿落入了自然的“势阱”之中，然而，猿类又是运用了这种特定化的器官——手，由隧道效应，挣脱了自然规律强加于它身上的桎梏，从而变成能与自然抗争的人类。
参 考 文 献
1.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3. 达尔文．物种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 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 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 王身立．广义进化与负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 槌田敦，室田武．水•生物•人类与熵理论．世界科学，1985年第9期。
8. 爱肯．物质的自组织和生命高分子的进化．自然科学哲学摘译，1974年第1期．
9. 李殿斌、符扬．生物哲学人类学述评．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10. 刘福森．劳动手段主体性本质与社会规律对生命进化规律的超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
11. 张明．负熵与货币——经济学的重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说明：
本文原以《劳动手段对人类发生与发展的主导作用》为题，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此次发表时，除了改动标题外，还对文字进行了少量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