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当我们沉浸在后工业时代“双十一”“双十二”“六一八”的消费主义狂欢，咀嚼着商业电影、农药吃鸡、流水线音乐、时尚杂志、综艺偶像所勾勒出的文化盛宴，按照无孔不入的广告所渲染出的样板来引导自己的欲望和未来生活想象，在不假思索的拥抱抑或是不假思索的抵制中不自知地把阅读和思考的外延交给微信公号推送——我们说我们已是发达工业社会压抑而不自知的奴隶。

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幻象，而是独属于我们时代的必然王国。在马尔库塞，也是20世纪声震全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作者为我们揭示了“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流行（第3页）。

这种流行，业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社会生产领域，“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是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抑”，对生产效率和早已超出实际需求的扩大再生产的无限追求实际上正使人忍受非必要的新的匮乏而不是丰富；

——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在创造了足以安身立命的物质财富之后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继续被作为科学技术的“对象”而“管理”着，这里面，抛开一系列虚与委蛇的粉饰，“效率”（或是进一步地替换为在今天比较为不讨巧的词“剩余价值”）似乎仍是不变的根本尺度；

——在社会思想领域，则“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他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第11页）。

诚如马尔库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所勾画的，这一切都在新世纪以来的今天变本加厉，从而显示出其理论在今天仍然鲜活的现实关怀意义。只不过稍显不同的是：在马尔库塞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消费电子产品尚且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而时至今日，这两样东西所益加释放的不自由的“自由生活”的表象，可以说是正在空前绝后而且后胜于今地，使甘做奴隶的枯燥感得到推延，同时使本质虚假的幸福感似乎更加“真切”。在这种“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人们“一成不变”地继续把劳作和职业看作一种辛苦地“出卖”而非毕生的创造，把剩下的可怜兮兮的欢愉寄托在无穷劳作之罅隙间的“忙里偷闲”，而偷闲的内容则无非是开篇所描述的消费狂欢、综艺偶像、农药吃鸡……这样，社会控制就以最“自由”的外观形式来完成了一个突破无望的奴役过程。

这似乎已是令人绝望的死水，是“苦竹丛深日向西”的循环，是无底洞，是深渊。而在马尔库塞那里，这样社会中匍匐的人们被称作“单向度的人”。这也意味着，事实上问题远不止与前面所述的现象层面。

一、单向度与双向度：问题的内核

回到书名，“单向度”的人究竟何指？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一脉，马尔库塞认为，否定构成了“既定社会中”“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第2页）。肯定和否定，构成了所谓的人之两个向度。

否定意味着批判性，这是人们在每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中为改善现实而寻找“历史替代性”对根本依靠。而不幸的是，这正是所谓“发达工业社会”所根本扼杀的。这种扼杀，在马尔库塞看来才是最为本质的和危险的。不同以往，人们不再对现实保持批判，而是“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依据”。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利）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提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3页

读到这里，我难免要想到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毫无疑问，以“实证”（positive）为旗帜的西方经济学，从第一个假设开始，到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被单向度的肯定性所充斥了的——即使到了福利经济学这样带有鲜明“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烙印的部分，它所内涵着的“意见”也只充其量只是一种肯定中的保留，而去真正的“批判性”，可谓远矣。我也觉得，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也恰在于此。它本身堂皇，却缺乏批判性——在理论建构上流于肤浅，即使是用了大量的数学也无法在根本上及于深刻；在实践上则往往无力而又碰壁，起码地无法对付垄断和流氓主义。

这一点毫不讳言，在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之初，就深深地被其实证主义的精神大为说服，对于把理性最大化无限地扩展到各种问题的分析也是欣于所遇。尤其是回想起初学运筹学和数学建模的时候，似乎完全被各种算法严谨的数理、巧妙的思路、强大的逻辑所征服，从未考虑过它们作为技术而施加于人类自身时的异己性的一面。而实际上，后来随着阅读和思考的稍微深入，我知道了作为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基础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实际上只是哲学伦理学思想史长河中最容易数学化的一派而已，而实证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而管理学自诩为“中立”的“科学”，实际上参与的却是对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及其“单向度的人”的暗度陈仓的、肆无忌惮的再生产。确实，当用理性最大化来作为衡量万物的圭臬，当管理学作为一种代表生产力前进方向的政治正确而滥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生活的我们似乎恰恰坠入在了一个处处合理、处处稳态、处处被肯定性充斥的蜜罐之中。这使我附会起王小波《白银时代》里那句很著名的隐喻，“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在王小波那里，白银世界意味着热力学上的“热寂”，也就是说，根据热力学的熵增定理，整个宇宙到最后会形成一盘处处热平衡，无法“更平衡”的寂灭世界。

当然，我完全不认为据此就应当全盘地否定任何肯定性，而是意在指出与两个向度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整体，缺乏否定性的肯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绝望的否定。而为了真正完成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要两个向度都向着不断更深的层次发展，而绝不应是肯定性的一枝独秀与否定性的无人问津并存。

二、现代性的困局与后现代的挣扎

马尔库塞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体现为20世纪二战以后人类思想史的重要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极。因而有必要将其放诸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考量。

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把技术的外延彻底地、压倒性地施及人类自身。这一切的本源在于后现代主义所一再叩问和批判的“现代性”。如果说19世纪对人类而言是一部追求“现代性”进步主义洪流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载体裹挟整个人类社会滚滚而前的建构史，我认为，20世纪则可以认为是一部实践“现代性”嗣而挫败和反思的解构史。

19世纪，正是德意志哲学发展到黑格尔的巅峰而走向“终结”（马克思语）的历史，是近代物理硕果累累宣告“完成”的历史，是技术革命促使人类交通、通信、传播技术初具规模的时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是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兴起、殖民历史继续开疆拓土的时代，是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时代，是进步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困境而谋求改弦更张的时代——面对曙光初现的“现代性”，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这个时代为后一个世纪的实践几乎奠下了所有基本的理论基础。

当这种时代气质和对现代性、现代化的狂热追求，在高歌猛进中迈过世纪之交奔入20世纪，直接导致的是西班牙革命、一战、十月革命和二战，最终在现代性所一手制造的杀戮之后，随着“欧洲中心”的旁落，走向怅然若失的幻灭。这种狂热气质及其失落，在维特根斯坦的《战时笔记》中就可窥一斑，作为颇有希望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怀着一种理想信念主动参军投身一战的，然而在苟且、形而下的战争和乌烟瘴气的行伍生活中，这种信念实际上遭到了反复摧折，直至转变为彻底的颓废泄气、栖迟零落、不抱希望。

一战后“迷惘的一代”，二战后“垮掉的一代”是作为历史群像的人对于时代主题的回馈，根本地导致了对于现代性的怀疑。反现代性、反理性、反科学主义、反西方中心主义成为知识界奋力挣扎的时代之新。然而社会的现实乃是，“人民能够拥护继续制造核武器、放射性尘埃和有问题的食量的现在，他们无法（正因为此！）忍受失去娱乐和教育，这种娱乐和教育使他们可以不断地为他们的国防或毁灭做好准备”（第194页）。

《单向度的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书于1964年。四年后，其思想轰轰烈烈地走向广场政治的舞台。

三、“替代性选择”、五月风暴与消失的60年代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批判理论的根本要旨在于为既存社会提出“社会的替代性选择”，也就是要暴露而不是忽视一切不合理处，进而指出有实现可能的更好前景。1968年爆发在法国的“五月风暴”，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新左翼的“大造反”的最高峰，也是在迄今的彻败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寻求这一“替代性选择”的最后挣扎。

我一直都觉得法兰西这个民族非常有性格的，在封建时代的欧陆率先挑起大革命的大旗，在别人纷纷走向资本主义的时代搞出巴黎公社，在冷战的铁幕中又掀起五月风暴这样空前绝后的浪巅。1968年五月前后的这一场风暴，由声援反越战学生而起，逐渐扩散到全法国，在流血冲突后对峙不断升级。五月到六月之间，学生走上街头，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

“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

“商品是人民的鸦片。”

…………

高喊着诸如此类的“造反语录”，一个时代的法国青年在慌乱中冲进城市，打乱一切——以“3M”（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从反越战到反美，从反军警到反发达工业社会，从反异化到反现代性，从“革命思想”到“革命行动”……发出了对资本主义精神最后的吼声。

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摘自百度百科）

波及1000多万法国人的这场斗争最终以总统戴高乐长袖善舞的斡旋而走向转折，进入6月，斗争趋向和解。这场斗争动摇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统治，成为影响60年代世界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事件，却也标志着“替代性选择”探索的最后高潮。

60年代的一切刺激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发达工业社会的自我修补——作为回应，“新自由主义”被作为心照不宣的制衡力量而不断捧上理论的主流，其触角被不断地扩大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1974年，长期作为与凯恩斯论战的另一极而被忽视和雪藏的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作为皮诺切特军政府自由化政策重要谋士、“芝加哥男孩”总代表的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入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登上西方世界政治舞台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观点彻底走向堂皇的政治实践：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与放松管制巧妙地赶上了同步发生的苏联阵营70年代辉煌时代的退潮，一时间似乎形成了资本主义不言而喻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调整了之前在世界各地扶持军政府的战略，开始打出“人权”旗帜，倡导“还政于民”，直接导致了韩国朴正熙政府、秘鲁皮诺切特政府的危机，从而彻底把人道主义的光辉形象和话语权握入己手。随着石油问题的最后釜底抽薪，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由此，“历史的终结”，伴随着互联网“新经济”的神话，似乎彻底压倒了一切最后的作为反对派的可能性。

于是痛斥着苏联极端暴行的人们，再次咀嚼起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觉得一切原来早已如此清晰，于是更加坚信这个世界是如此完美，以致我们无法再次理解1968年的人们为何要抱以如此不满。

四、“当人们不再追求完美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变得完美”

总之，60年代的斗争固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60年代的实践作为一个支点，却未能成功撬动地球，反而成了最后的丰碑。

此后的人类社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狂飙突进，在80年代成为现象级事件的新自由主义兴起中得到麻痹，在冷战结束的“历史终结”中陶醉不已，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新时代里“我与我周旋”，又在移动互联网、消费电子产品及其生产力、娱乐体验的更新换代、声色犬马里乐此不疲……60年代则作为一种记忆被不断覆盖和偷换。

“世界改变了很多，却什么也没有”。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彷徨失措的人们惊魂未定或是遗忘不暇，似乎达成了一个关于“现存一切也不错”的不减反增的共识。经历了这一切，谈及过去，人群中最后剩下的硕果仅存的思考，发出的大抵是这样的声音：

“当人们不再追求完美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变得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