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汶川震中记忆（8）
首长同志，我无时无刻不想离开你
一线才是热血军人想去、该去的地方，而不是闲适舒坦的空调房
都说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但人民大众无暇顾及时总会有恶人蠢蠢欲动、借机蓬勃、兴风作浪。这样的人会不会成为决定社会演替的主导，事实上一不小心就会，否则怎么会有战争暴行、怎么会有社会动荡、怎么会有那么多写进历史或流传于民间的黑灰色记忆。
01
进村入户命令是在城镇救援展开后没多久下达的，目的在于使救援力量深入到灾区的每一个矩阵方格，进一步扩大侦察网络覆盖面和灾情统计精确度，也使更多地区的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命令下达后，所有部队常委和部门副职各带一个营或几个连负责一片区域，部队部署范围从绵竹市区进一步扩大至绵竹市各乡镇。
为确保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推进，军事领导配一名政治部干事，政工和后勤领导配一名司令部参谋是基本结构，在各乡镇各自为政。这样配置的结果，就是过去在集中营院里只具有部分权限的领导干部被赋予了全面的指挥权，成了事实上某个区域的“卫戍”司令。在这轮配置调整中，我“有幸”继续留在绵竹市区，成为某周姓领导的联络参谋，这次是真的联络官，与上次去政府要地图不同，不用再狐假虎威的给自己戴帽子。
周姓领导是上级机关下来代职攒资历的，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口才了得，川音幽默也善讲段子。许多领导干部搞教育下面鸦雀无声，不是讲得生动有趣、听的专心致志，而是靠纪律约束。周姓领导不同，用现在的话形容，叫做上得了档次、接得了地气，枯燥的政治理论能被他讲成花，官兵爱听他讲课，讲完后还能记住重点。因此，救灾前他备受官兵爱戴，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实在是一、二、三、四定方圆的野战部队里一股难得的清流。能够给这样一位领导做联络官我也很高兴，始终觉得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脑子活络办法多，跟着他一定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心思得用在正道上。
02
跟着领导开展工作的第一天就去了绵竹市政府，说是协调移防后军地协作的相关事宜。市政府位于剑南镇，所以我们的管辖区域其实也就是绵竹市主城区。我当时以为，这位领导确实眼界格局不一般，打通关联、建立纽带才能协调顺畅，看来不仅有口才还有章法。我也以为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开头，当参谋的一定要做到周全考虑、有备无患，于是准备了许多地图、文件、方案准备跟着领导大干一场。
可一到现场就傻眼了，并没有想象中多方参与的军地协调会议，也没有恳切激烈的商议讨论。领导坐在会议室里和政府工作人员山南海北的谈了半小时后就坐着喝茶，我等了许久不见动静于是问领导接下来做什么。“休息嘛，吹空调安逸噻”，什么？没什么！接下来的日子一天、两天，每天都是聊天喝茶吹空调，只是桌上渐渐多了瓜子和水果。别叫我联络官，叫我生活副官，他大爷的！
我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因为他正团、我正连，属于那种他不一定能帮你但可以轻轻松松收拾你的职务对应关系，但我对这样无为的日子感到愤怒，我离开新婚妻子不是来这里吹牛喝茶吹空调的，我必须得设法回到没有空调的一线去，到一线才能干实事，到一线才能问心无愧。
于是我找各种理由钻空子往外跑，见到我们的官兵无论在做什么我都上去掺和，我不知道这些简单的工作有多大意义，但我知道比在空调房里嗑瓜子吃水果有意义，至少流着汗我心安。周领导刚开始会用对讲机呼我，我不应答，只在快到饭点时回去待命，然后告诉他对讲机通信距离有限，信号不好啥也听不到，反正他喊我回去也从来没什么像样的正事。可没过多久手机信号恢复了，而且还是全国全网免费，于是他每次叫我回去耍我就只能说马上，然后再晃悠悠荡回去，跟了他可真是“安逸”。
03
领导也不是全程无所事事，上任没多久就接到了第一个大任务——清平天池救援。对那段时间新闻关注较多的老人也许记得中科院某位院士带着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团队进行野外科考时被困在清平天池乡的某片森林里，幸好手中有铱星电话及时发出了求救信号，但困在已被严重损毁、道路中断的某个区域里寸步难行，只得原地等待救援。虽然常年从事野外科考工作的人员生存能力很强，携带的给养也还有富余，但那几天降雨不断，受困区域里地震形成的堰塞湖就像高悬的利剑，随时有可能危及科考团队的安全。
震区的地表像是患了皮肤病的斑秃病人脑袋，植被不论根系多深都像绿茵场上正在整修的草皮，成片的被拉扯位移，露出基底已被震得松散的土石层。同时，河流被瞬间滚落的土石方堵塞后形成大小不一的堰塞湖，或者另寻薄弱处肆意横流，连日暴雨后引起的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在反复改变着地形结构。野外科考走的都是无人区，受困多日的科学家们一定在本来熟悉的环境里感到了无助和恐惧，救援刻不容缓。
绵竹市周边除了我们旅外还有原13集团军红军37师和空54军的一部分空降兵部队，这个任务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各部队都争着受领，最终被我们部队拿到自然算是“殊荣”。出发的那一天，以装甲步兵营两个连为主体，加强警卫侦察连、工兵连、通信连、汽车连、卫生队一部组成了联合救援队，人数竟超过了300人。
野战部队带过兵的人都知道，动用和展开多少兵力，必须严格遵循任务需求，紧密结合道路地形，充分考虑后勤保障能力。按我的考虑和设计，我们不是去把人背出来、带出来，年老体弱的老院士也没法像年轻官兵一样步行走出来。而是应该派出一支精英组成的小分队，人数一定不要超过20人，携带地图、指北针、电台、药品、食品、攀爬器材、炸药和信号枪弹，最好再携带些破障工具器材，指挥员要精明，战斗员要精干，携行装备要精挑细选，行动计划要精密慎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搜索发现、开辟机降场地、引导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降落后协助受困人员撤离。
具体来说，只要把受困团队找到，我们就给予基本的生活和医疗照顾，然后用炸药和破障工具开辟一块可供米-17或“黑鹰”降落的机降场地，用电台报告方位座标，然后就握着信号枪等着直升机把人接走。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庞大的一支救援队，在生疏崎岖地形上浪费兵力也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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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领导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来自政治部门，并不需要我们这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参谋军官从军事技术角度给出的科学方案，他需要的是宏大的叙事场面，需要的是震撼的宣传效果。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之下，数百名官兵在景观大道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动员，表决心挑应战，山呼海啸的跟着豪迈的“有没有信心”高声回答“有、有、有”。因为逃避镜头和热闹的习惯，也因为叛逆不羁的秉性脾气，还因为野小子的散漫清高，本该站在前列的我那天远远躲在队尾，抽着烟目睹着这出丑剧。两位老夫妇散步走到身后，奶奶问爷爷部队在干嘛呢？爷爷回答奶奶部队在搞训练呢。我的脸羞得臊红。
那天的结果就是部队为了在摄像镜头前拍出最震撼的效果，可能也是为了之后营救成功做好新闻素材准备，而白白耗掉了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演完戏出发已近中午，军车编队到达断路处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部队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行军编队过长、行军速度缓慢，只往山地里走了十几公里天就黑了。
一支专门成立的救援力量居然连基本的装备物资都没有进行预先准备，由于很多官兵没有携带手电，再走下去别说救人，自身都有可能出现伤亡，出于安全考虑只好放弃任务、原路返回。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返回营区后，参谋团队迅速连夜制定了更务实、科学也更有可能成功的救援方案，然而这个方案最终却并未得以实施。一天后，空降兵黄继光部队的一支小分队乘直升机机降进入丛林，实施爆破和伐木清障开辟出机降场地，米-17直升机顺利营救了科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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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调回指挥所后的一次会议上，这位周领导谈到：你看看红军37师和空降兵这些兄弟单位，营区周边全是标语横幅和旗帜，我们旅的宣传工作做的太不到位；还有许多基层分队没有新闻意识，找到人了就拼命挖，今后找到人不管死活一定要先报告，等指挥所联系好记者再开始干。去你大爷的！
整个抗震救灾中，最高指挥所的指挥调度是迅速坚决的，广大基层官兵的牺牲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这些功绩不容抹杀。军事行动士气很重要，所以古时击鼓奏乐，如今动员誓师，必要的宣传既能振奋人心又能展示部队形象，虽然是军事干部我也并不反感。但本末倒置、是非颠倒，好大喜功、贻误战机，好好的部队被这些位高权重的奸人搞成这个样子，我感到心痛。
父母家人后来问了我许多救灾期间的事，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只讲正能量，但这些恶心的记忆一直困扰着我。一支部队被从主攻位置上替换下来，由其它部队接替完成任务，这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是莫大的耻辱。人民军队在人命关天的危难时刻无法全力以赴，兵力精力折损消耗在这样的形式主义工作中则与犯罪无异。
后来，周领导镀金满一年回他的高级机关去了；再后来，军事新闻里出现过他的身影，依然健谈也依然春风得意。而我这个当年的小上尉，6年后也和绝大多数军官一样以少校军衔转业，只不过军装虽然脱了，但性情未变，志向未改。恶人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强大，也在那样的特殊时期，给我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