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二十七岁。
他站在门板搭成半米高的货摊上，把一个个五颜六色的脸盆高高地扔在地上，大声的叫卖着，向赶集的人们展示着塑料脸盆的结实耐摔，来往的人们看到父亲摔到地面的脸盆，全都远远的避开，唯恐不小心踩上一脚，然后再围成了一个圈看着父亲。那时家家户户都用的是搪瓷脸盆，日子久了，搪瓷脸盆上下里外都是大大小小的磕掉漆的褐色疤痕，甚是难看，端盆雪白的面粉出去压面条都要躲开人。而这一地摔不烂的五颜六色盆子确实中了大部分人的意！
从老院分家出来，就把我家分在了这个逢集热闹的里城，两间门面房，进去中间隔开，外面是商店，中间有个小夹层是厨房，里面是一张大炕，还有父母结婚时买的长衣柜和分家时分出的碗柜，不大的里屋四周被生活器具挤的严严实实，中间只留了三个平方左右的空间。虽小的家，却是两间门面房，可以做生意，这样我家就有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当时的分家还是很贫穷的，但那时候家家都一样的光景，没人会笑话谁。有好心的邻居和我舅爷借给我父母一些钱，父母便卸下门面铺四张褐色的厚重大门板，抬到街道上，下面放上木头长凳，去县城订了塑料脸盆，偌大的门板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脸盆，生意便这样做开了。
双日逢集，大多赶集人都是镇子附近的山上人，我家所在的里城街道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老铺子，曾经是镇子上的商贾繁华之地，后来随着时代变迁败落了很多，而又因为我家的搬入，使一条街都红火起来了。爸妈都是爱热闹的人，随着店铺的简单开张，邻人中午或是晚上大都会端着满满一大碗饭来到我家门口，坐在被磨的油油的长条凳上调侃说笑，到了闲暇时间门口又会有下棋的、打牌的，五毛钱一瓶的汽水泡在装满井水的桶子里，装满麻子的盆子放在柜台上，这便是最好的消遣零食了，在当时娱乐匮乏的年代，我家门口成了镇子上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慢慢的，这条街商店越来越多，鞋子、衣服、化妆品、药店、肉铺，成了镇子上赶集的必经之路。
父母为人实在，人缘很好，在家做生意的几年里，生意摊子日渐变大，母亲主要做化妆品，父亲主要做副食，里城生意做的最好的算我家了，从四片门板上的塑料脸盆变成了八片门板上的化妆品、婚嫁用品、玩具、糖果烟酒、茶叶海带粉丝等。腊月的生意里便叫来很多的亲戚来帮忙，正月里小小的里屋便挤满了父亲的朋友、邻人，父母都会拿出最好的酒菜来招待，这是父母在那短短几年里的小小成就，里城人都看到的小康之家。
在这期间，父亲还跟朋友一起做了大米的生意，一个大卡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满满一车的大米堆满了一个上房，很多人都在看，议论着，有老人捋着胡子，称赞着我的父亲，父亲是做大生意的料子。再到后来母亲的哭诉，因为父亲跟朋友一起在新疆做了几次水果生意，都赔钱了，商店里的钱父亲挪用了很大的一部分。
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和其他四个朋友一起去了县城做衣服的批发生意，父亲是很恋家的，一天能给家里打两三个电话，生意很好的时候会打电话，生意不好需要资金的时候会打电话，想我母亲的时候会打电话。不管是接了多少次需要资金的电话，总之母亲一定会想办法去找钱，先是挪用光了商店的积蓄，后来是借到了亲戚的家里，再借到私人手里的放贷款，再到母亲的无能为力。有一次街道上来了爆玉米花的人，邻居们都拿了家里的玉米来爆爆米花，我和弟弟都等待着母亲的回来，母亲去舅舅家借钱了。母亲终于回来了，从远处走来时，我看到了她脸上的暗淡，她经过人群时，简单的和别人打了招呼便向家里走去，进了家门就给父亲打电话，他们吵架了，听得出母亲去舅舅家借钱受委屈了。
但是不管怎样，因为父亲在县城的生意，我家在里城的街道上更是活在了人的前面，母亲在家逢集就做生意，没集就在家里置着几亩薄田，有时还去县城里帮父亲照看几天生意。县城离家是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父亲也经常回家，穿着西装皮鞋，手里拎着从县城里买来的东西，春风得意的走进里城街道，邻居便走到我家商店门口，跟我父亲寒暄几句，互相递着烟。去县城看我父亲店铺的邻居回来后，便对我母亲开玩笑的说“小峰现在赚钱了，小心人家不要你们了”，邻居是开玩笑的，事实是父亲的店里多了一个帮忙的女孩子，只是边帮父亲看店做生意，也同时处理掉自己家积压的货物。母亲听到此类的玩笑也总会笑着说“那我家小峰有本事了”。
小学毕业之后，我同父亲一起去了县城，父亲托关系把我安排在了县城的中学，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校园里，父亲用普通话问一个路过的学生厕所在哪里，那个脸圆圆的学生指着二楼的喇叭，也用普通话跟父亲说厕所在喇叭背后，父亲说了句谢谢。我听到了那个学生标准的普通话，这就是县城，说话都要用普通话吗，那时我没有说过普通话，对于新环境我是害怕的，教学楼有两个单元门，上去都是通的，我一直走第一次上去的右侧门，不敢走左侧门，以至于做梦也梦到自己找不到教室了。
就在我来县城的第一天，父亲的生意很好，他很高兴，到快要收摊的时候，我从白色的丝绸帘子后面看见父亲坐在桌子前把整整一沓子百元钱递给了一个背着背包的年轻人，当时我不知道这是货运公司的来代收货款了，我只觉得父亲挣的钱都给了别人，我心疼父亲，我躲着父亲哭了。再到后来父亲早上睡觉不起来，不去管店里的事情，我当时觉得父亲在偷懒，这样就对不起母亲想办法给他借钱做生意的事情了，我跟父亲提了出来，他很生气，骂了我，又在抱怨店里没有生意，没有资金，没有货物。
我在县城上学的那一年，生意是不好的。第二年，我家却都又全部都搬到了县城，那天早晨天还是黑的，一个小卡车上装了满满实实的一车物什家当，这就是我家的全部家当，有分家时的碗柜、有母亲的嫁妆缝纫机。夜色下有邻居为我们送别，随着车驶出里城街道，过了常营大门，我当时是伤心的，要离开这个长大的小镇子了，这里有我的童年，我的发小朋友，其次是对这个家庭未来的担忧。
之前的那个商铺因为没有租金被别人收了，又找钱租了一间，也很敞亮，也有客流，邻居看起来也好，因为母亲的勤快和父亲的配合，生意慢慢的又走向了正轨，父母的生意又成了那个衣服批发区别人的谈资了。
只是那几年，是父亲的败运，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败运。我和弟弟都查出了不可言说的疾病，一大袋一大袋的草药，两三袋就是将近千元的花费，租了别人破败的院子，院子里都是草药味，墙角的垃圾袋旁边是掉出来的黑色的草药渣。而父亲呢，在年底去兰州结货款的时候，上了一辆出租车，脑后重重的一锤失去了知觉，父亲醒来时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被蒙了眼睛，也明白了当下发生的事，怎么会遇到父亲的身上呢，当时父亲身上装了五万多的货款，父亲被恐吓了，被打了。而家里呢，父亲失联了五天了，母亲急得睡不着了，到处走动打听，我们的心里越来越多恐惧，母亲不敢跟我们道破，我跟弟弟不敢跟母亲提。那天早上，我醒来之后眼泪流满了枕巾，父亲在哪里呢，我开始异常的担心和想念。
整个院子里没有了声音，我和弟弟坐在冬天的太阳下吃午饭，母亲心神不宁的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吗，突然铁大门被无力敲响了，母亲跑去开的门，我跟弟弟看到的情景是父亲进门的那一刻倒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使劲扶着父亲，他头发凌乱满是灰尘，衣服上也是灰尘，脸色灰暗憔悴，妈妈一下子哭了出来，这是怎么了，我跟弟弟也哭了起来。到了晚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弟弟、妈妈坐在他旁边，他睡的很安稳，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看着父亲熟睡的样子，我们很欣慰这个家的圆满，失联是多么的可怕！父亲是当日凌晨被人用胶带封了嘴巴，绑了手脚，推下车的。然后是环卫工报警，警察跟父亲说，你命大，这种案子目前有好几个了，失联的人都是在黄河里面找到的。
人是好的，必有后福，来看父亲的朋友这样说。是啊，父亲命大，平生没做过亏心事，有神护佑，死里逃生。
腊月二十八了，人家问，你家年货买齐了没有，我和弟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年，生意上还是苟延残喘，父亲到处借钱，母亲到处借钱，可是没有亲戚朋友再肯借钱给父母了，我们家好像被孤立了，没人再愿意踏进我家的门，除了来我家要钱的亲戚。那一年，我握着父亲借来的皱皱的一百二十块钱去教师办公室交了补习费，班主任说你父亲不是做大生意的吗，怎么这么迟才交过来，在班主任的逼问下，我感觉他在嘲笑、在讽刺我这个不幸的家，我低着头流下了眼泪。父母在这个时候累过，母亲在抱怨分家时没有分到值钱的东西、抱怨着父亲的无能，父亲也没有当年站在门板上卖脸盆的朝气了，他日渐消沉，不多言语。说了话就是与母亲吵架，我害怕回到那个没有活力的家了，每天放学的路上我都想象着今天可能比昨天好了，今天父亲应该彩票中奖了，今天家里可能发生让人欣喜的事了，今天有转机了。只是，踏进院子了，父亲还是愁眉不展，疲惫的双眼看着我和弟弟，让我和弟弟趁热把药喝了，却也想尽办法的给我和弟弟做一些好吃的。
首先坚持不住的还是父亲，那天父亲说是回老家借钱了，晚上却和我魏叔一起进了门，我魏叔把我妈叫到另一个房子了，小声的说着话，我感到了事情的不妙，再去主屋的门缝看父亲，父亲贪婪着喝着米汤，脸色蜡黄憔悴，似乎瘦了很多。当时父母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知道了，父亲在招待所买了瓶啤酒喝了老鼠药，恍惚间父亲看到我去世很久的太爷骂着赶着父亲回去，父亲哇的一声，黄色的水如一条长龙从嘴里喷吐而出，吐了一床一地一墙壁，父亲清醒了过来，打了电话给我魏叔，是魏叔送父亲去的医院，爸爸当时最信任的人是我魏叔，魏叔在那段时间也曾梦到父亲坐在一摊血水里面。
在第三年年初，父母终于是熬不住了，欠了很多的货款，挣的钱都还了以前的债账，在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河滩上，说是春游，我们点了一堆火，父亲无奈的笑着，我知道他心里的苦，我捡来一个大大的植物根，拿在火上烤的冒烟，我跟父亲说，来吃一口这个，啥事都会变好，父亲真的啃了起来。然后父亲跟我和弟弟说上海是个大城市，上学不要钱，有多好多好，当时的我已经有思考能力了，我想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母亲竟然也同意了当时的逃跑计划，撇下结不清又来逼债的货款，一家人去上海躲藏。魏叔给父母买了火车票，人生第一次坐火车，我和弟弟是免票的。火车上响起的那首歌奇异般的对应了我们的出逃，“就这样走吧，就这样走吧”。
下了火车，我们一家人大包小包的坐在了上海火车站的大荧幕下面，这里就是上海，电视里的上海。接待我们的是大伯和表哥，他们在上海工作了多年。换了多次的公交终于到了那个小镇，站在马路边上，身上的背包太重压的我头很痛，一辆一辆的摩的在我们面前停留或飞驰，母亲让我们站在他们后面，是怕飞驰而过的摩的一下子抓走了我和弟弟。在那个异乡他地，大伯每天给我们拎回打包的饭，父亲跟大伯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和弟弟默默的走出了房间，房间的后面就是黄浦江，江边种满了金黄色正在开放的油菜花，那是春天，上海的春天比老家要来的早。
一周时间后，我和弟弟母亲又回到了县城的家里，父亲留在了上海，两周时间，父亲也回到了县城的家里，那天开了门，父亲背着一个大旅行包，满脸的欢笑，母亲拿下父亲的背包也是满脸的欢笑，对啊，不管前面的路怎样，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这是父亲和大伯商议的结果，父亲没什么手艺，做了半辈子生意，没有做过苦活累活，去工厂也吃不惯饭。
转机是同时出现的，五爷的朋友在县城银行当主任说可以让我父亲进去上班，父亲开始穿的有模有样，一天奔忙着填表之类的事情，只是最后因为这件事拖得时间太长了，我和弟弟母亲至今都不知真伪。但当时感觉一切恶霾都将要散去，这个家庭的厄运终于要过去了，一切都变好了，我和弟弟洋洋得意。而母亲先是去饭店上班，一周就不做了，又去县城边上的毛毯厂上班，没有自行车，不坐公交，每天上下班将近20公里，后来也不做了，母亲推起了两轮车把积压的衣物拿到步行街上面去买，本来只想着把积压的货物腾出去，却是生意越来越好，母亲不得不去市场上再订一些货，当母亲说要扩大摊位，买三轮车的时候，我和弟弟父亲都笑了，父亲可是要去银行上班了，家里还用的着摆摊吗，当时我们的心被深深蒙蔽了，不支持母亲。而父亲的工作慢慢的变成了泡影，我又开始思考和佩服母亲的脚踏实地与远见了。
母亲摆摊的生意虽好，但是父亲拉不下面子和母亲一起摆摊，当时的我在母亲的摊子上也是躲躲藏藏，深怕同学看见我家里是摆地摊的。所以父亲在家里等工作，因为五爷的关系，父亲去了长庆石油，第一年回家，单位发的年货父亲不嫌大包小包的累赘都带回了家，国企单位的福利确实好，这是父亲自豪的。第二年单位还给父亲赠了银牌，佳能相机等让我和弟弟开眼界的东西，父亲回到家里时也要穿上石油单位大红色的棉袄，这是一件代表荣誉的衣服，代表着父亲是国企的职工，家里肯定不愁吃喝。他走在步行街上，在妈妈的摊位上跟其他的邻居寒暄着递烟。冬日的阳光下，那一天父亲穿着红色棉袄，可能是工作累的缘故，我看到了他的苍老，一刹那的情景便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后来我毕业去外地工作，继而弟弟也去外地工作，父亲还在单位，只是听他说待遇不好了，工作有了调整。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我们最惦记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了，那个时候我谨记父亲的话每周会给母亲打电话过去。当过年回到家看到母亲绣出的大大小小的十字绣，我就知道这一年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是怎么过来的。
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有力的反腐运动让国企单位一下子保守了很多，福利少了，一些部门合并了或是解散了，父亲是在单位辞退前就做出了回家的决定，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父亲单位的同事因为不合理的辞退待遇想要一起去闹事，父亲说，算了，我想回家了！
这一年，几经挫折磨难，我家终于买下了县城最好的一处房子，这是母亲一直以来的愿望，母亲是最高兴的，父亲弟弟和我本来是反对的，后来父亲就说圆了你母亲的愿望吧。而父亲了，终于也蜕变成了他年轻的模样，开始自责自己以前的过失，老老实实的跟着母亲开始摆摊。在外地的我终于放心下了母亲，有父亲陪伴，就算两个人吵架闹脾气了，都是一会儿的事，重要的是平凡的陪伴！
买的是期房，等了两年搬进了新家，那些天，父母没有摆摊，整天忙着打扫卫生，收拾安置家具等等，在乔迁请客的事情上起了争执，母亲要热热闹闹的办事，这是母亲的骄傲与自信。父亲和我要静悄悄的办事，到后来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思，请了摊子上的左邻右舍，请了舅舅家和姑姑家。从搬到新家起母亲开始很乐观了，很少操劳其他的事情，半生浮萍，遭受众多磨难，现在终于在县城也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了。
我的母亲二十岁左右开始做生意，批发葱、韭菜坐在大街上卖出去。我的父亲十五岁开始从莲花镇龙山镇几个附近的镇子上批发棉花过来卖，大梁自行车上面一捆大大的棉花，父亲努力的蹬着。我回头看看我这些年的工作史，母亲和父亲都比我强，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还不能担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我也总会以我的年龄段去对照父亲的年龄段，二十年一晃而过，我能回忆起父亲的这半生，竟是那样的快。
这一年我二十五岁，父亲将近五十。我很早就懂得了人世的艰辛、生活的不易，我理解了众多的沉浮，也不会怨怼任何的事情。时光时光慢些吧，让我凭己之力报效二位父母。
于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