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的所谓“得君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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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政治取向既明，他们又该如何实践外王，取得权力呢？得君行道应该是主要和当时理想的途径。关于“得君行道”余先生探讨了朱熹和陆九渊、张栻和吕祖谦的两组形态，以下一一说明。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得君行道”这一概念。一“得君行道”是理学家关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二“得君行道”以得君为重，至于道则本已在手，不是这一概念中的重点；三理学家的“得君行道”含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得君不能不通过某个人，而行道行的却是群体的道；四行道之所以必须得君则是传统权力结构使然。厘清以上四点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历史是如何演绎的了。
朱熹与陆九渊——朱熹的登对、陆九渊的轮对，二人对此均报以极大希望，期望面论肺腑，愿意为此忍受，理学群体即使内部有学术争议和矛盾，但对他们的努力的期望和支持却是一致的。
从北宋程颐开始，理学家已表现出“得君行道”的倾向。程颐《上仁宗皇帝书》中写道
“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以陛下忧虑天下之心行王道，岂难乎哉？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磬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
面圣陈词正是南宋理学家争取“得君行道”的基本方式，认为这是在权力源头发动更改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才有朱熹在获孝宗登对召见时的敬慎将事，以及师友的事前关注和事后沮丧。才更有陆九渊“当居易以俟命耳”，为了等待再次轮对，不惜“郁郁度日”两年之久，他们对与君王的遇合有着很高的期望，这种遇合很显然不是为了个人的仕宦前途，二是为了所谓“得君行道”，为了整个理学群体的目标，因而得到理学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必然所在。朱陆二人“得君”的意念同样强烈，但由于行道是共同的目标，所以不存在为得道而互相竞争的意识，相反他们都非常愿意甚至帮助对方把握住得君的机会，关心彼此的答对，以至于双方在内圣方面的分歧也体现在这种关切之中。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学问之方”的鹅湖之会且不去说它，而关于“轮对剳子”就有一番公案，朱熹提出“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恐是葱岭带来”的疑问，陆驳“肺肝悉以书写，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拨着之疑”。得君行道的做法和途径是理学家群体的共识，但从内圣学的角度理学家们的分歧则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番得君行道的遇合中，他们之间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立即暴露出来。
背景补充：朱陆之别，最通常的说法是类似孔孟之别，陆重行道德（孔子重道），朱重知伦理（孟子重志），陆认为“本心与物欲的对立要求革新去欲，心即理”，朱认为“天理人性，气质之性，性即理，故而要格物穷理”。
张栻与吕祖谦——“轮对”以及此类的制度在得君行道中发挥独特作用，理学家群体相当重视，有些群策群力之意，张栻得孝宗赏识，多次召见，他与朱熹常有书信往来，商议如何感悟君心，以把握这种得君行道的机会，这里不仅有理智的计较，还有情感的托付，张栻语“惟是吾君聪明，使人眷眷不忍置耳”，陆九渊语：“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尽，以致臣子之义”。吕祖谦时与张栻同住临安，也曾参与朱张讨论，他自己的轮对也会请教朱熹，曾书云：“虽尘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气脉不断耳。” 。 "得君行道"俨然是理学家群体的一个政治战略性默契，他们会互通声气，从群体得失的角度考虑问题，发动志同道合之士，扩大己方的政治势力，相互激发奋斗勇气。朱熹的作用尤其重要，不仅是理学大宗师，更是一派政治领袖。但是，通过“轮对”争取“得君行道”的做法也并非适用于各个时期，南宋孝宗之后，这一风气也就划然为止。
余先生对得君行道的进一步阐述和思考。
第一，得君究竟不是要说服皇帝先修内圣之学，再凭内圣精神转化力去治国、平天下？朱熹在讨论人主正心诚意的问题时有段话：“吾人向来……却是成己功夫于立本处末甚端的。故其论此，使人主亦无下功夫处。”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求皇帝先涵养是多么不切实际，所以也只能在“知见”的层面对皇帝进行说服工作，也许这就是他们不能持久和成功的主要原因吧。
第二，理学家真以为几次轮对便能改变皇帝的决定吗？当然不是，理学家一定要“得君”实际就是清醒的认识到了权力结构的问题，“君以制命为职”是权力的大原则。
第三，“得君行道”是外王领域之事，而理学以发展和完成“内圣”为范围，理学家却热衷于“得君行道”正表现了理学传承儒学之终极目标“平治天下”。
第四，“得君行道”集中显现于孝宗一朝，体现孝宗的特殊性。
老实讲，“得君行道”可见是痴想，权力运行拒绝理想，它遵行的是人性的规律。以“内圣”决定“行道”之成败更是空中楼阁，玄虚幻化。难怪官僚集团斥责理学群体为“伪学”“空谈误国”！官僚集团更清晰权力运行的规律与力量，更洞悉人性的本质，不会寄希望于儒家最易沦为“虚伪之说”的圣人君子，如此，是否可以认为理学是儒学走向虚妄的一步呢？即使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我看来也不过是矫枉过正，走向另一面的虚妄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