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朗读者》：被异化的城市日常
——我的城市日常就是一个赎罪的教堂空间
城市，是一部呈现日常生活的社会文本。国家、法律、伦理、道德和秩序，通过时间和空间分割，对其规划、设计、生产和控制，同时借用制度、科技、机械，把城市的日常生活封闭起来，用软弱的人性掩盖严酷和残忍的制度关系，因为人们会说：“生活还要继续。”生活一定真的在延续：家庭、工作场所和企业，办公室，乃至从“信息”中获知的整个社会（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
我们活在信息之中。
我们活在社会文本里。
我们正用信息朗读我们自己的文本。
《朗读者》的再次出现，汇成了一条“信息”之河，以汉字的日常意义或名义刷屏微信公众号，或者朋友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行动……然而，脑海里喷涌而出的画面，不是智美的董卿，不是她主持的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化情感类节目，也不是公园里、沿江草坪带上日常呈现的正在朗朗上口的朗读者，而是十年前阅读过的德国作家本啥德•施林克（以下简称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
这十年来，有关“朗读者”的涵义真相，被小说《朗读者》覆盖，而董卿主持的电视节目《朗读者》、微信里《朗读者》活动、捧着书朗读的身影，似乎真真切切地被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小说《朗读者》的异化，一切日常生活中与“朗读者”相关的汉字本意，均被悬置、重构。
仔细分析，十年前的印记，优先于日常、时尚呈现，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更重要的是，莫里茨•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提及的“震颤效果”。是的，因为小说《朗读者》的“震颤效果”在那里。记得当时我在《别给〈朗读者〉套上政治枷锁》的阅读体会里，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心灵的震颤，源于细节的刻画和无数次的自责。”
小说《朗读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简约（仅13.3万字）而庄重（曹文轩评语）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米夏，因得黄疸病得到了36岁左右的汉娜帮助，米夏按照母亲旨意到汉娜家里表示感谢，米夏被汉娜在家里舒缓又专注的熨衣动作、离家在厨房换衣的姿态深深迷住，并主动幻想情欲。当米夏不由自主地再次出现在汉娜家里时，一次意外，圆满了米夏与汉娜的梦中灵肉际会，米夏爱上了汉娜。米夏和汉娜的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诗意和情欲的味道：朗读、沐浴、做爱和并排，也充满了日常和冲突的味道：创造电车上的奇遇、外出旅游、邀请汉娜到米夏家中、汉娜因米夏逃课或在旅馆不打招呼离开而震怒及恐惧、米夏的反叛、汉娜的不辞而别……米夏因参加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的讨论班，再次遇到了汉娜，汉娜的身份因纳粹党卫队、集中营的女看守而变为罪犯，在审判庭上，米夏基本了解到汉娜的过去：汉娜在集中营挑选纤弱、年轻、细嫩的人去她那儿过夜，奥斯维辛的外围死亡营的大轰炸，因轰炸造成一个乡间教堂失火致使教堂的妇女全部烧死，汉娜因其他被告指控她撰写了教堂失火情况的报告而被判定为主犯……米夏也因此分析推理汉娜隐藏着一个决定她是否入狱的巨大秘密。米夏因为未能在法庭上说出这个秘密而忏悔，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结婚、离婚、育儿，米夏开始反思：汉娜总是左右着他……米夏重新给汉娜朗读，通过录音带寄给汉娜……四年后，汉娜给米夏寄问候纸条，故事开始向着美好转化，十八年后，汉娜因赦免申请通过提前出狱，米夏开始为汉娜进行各项出狱前的准备工作，在出狱前的一周，米夏去监狱里探监，与汉娜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我把她拥进怀抱，可是，她摸上去不对劲。”最终，汉娜悲剧离场，也就在出狱前的凌晨，自杀了……
《朗读者》的框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在《文学面向事实本身》中描述的“二八定律”，即：80%的悲剧小说主人公的结局，难逃“时代、命运、道德”三大悲剧。除此之外，小说《朗读者》实实在在地让我把日常生活中与朗读有关的信息呈现出了异化的倾向。我把小说《朗读者》呈现的文学文本和居住城市呈现的社会文本同化了：“朗读者”，隐喻着爱情、背叛、忏悔。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怀玉在《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指出，“异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异化现象无处不在。异化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时代哲学与文学的核心概念。它能使我们发现人如何陷入幻觉，且自身以为发现与拥有了自身。异化的戏剧是一部辩证法，人通过自身创造了一个他者，一个另外的世界，又通过他者与异己者发现了自身，丰富与延长了自身。”
我知觉，我生活在“幻觉”之中；我生活在具有辩证潜质的社会戏剧文本中，我成了一名被小说《朗读者》异化的角色……
当前，我有必要厘清：从小说《朗读者》，到前不久董卿主持的电视节目《朗读者》，现如今微信公众号发起的《朗读者》互动，及至日常生活现场的“朗读者”身影，不仅仅是感受到了小说“《朗读者》”的相关隐喻元素在日常生活里渐行渐远，如：历史、政治、真相、尊严、话语权……更重要的是，面对小说《朗读者》本身的直观现象也仿佛随小说女主人公汉娜的死亡而消散，如：城市、日常、信息、性、爱情、伦理、道德、背叛、忏悔、悲剧、死亡……只留下了一个貌似真相或者说对小说中多次朗读行为给予确认的身份：朗读者，这个身份是在小说结局时，男主人公米夏为完成汉娜遗托，与书写“纳粹集中营”历史的“那位作家女儿”见面后对话时呈现的一个身份：
“她（那位作家女儿）笑了一笑‘您喜欢过她，不是吗？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我是她的一名朗读者。这从我十五岁就开始了，一直到她坐牢也没有间断过’。”
我突然发现，如果悬搁上述隐喻元素和直观现象，小说主人公米夏其实也就是一个朗读者，一个与聆听他朗读的女主人公有过性关系的朗读者。米夏的朗读历史，就是用两个文本解释两个阶段的历史：两个相互递进的文本：准备过程、正在朗读；两个朗读阶段：做爱时的朗读，监狱中的朗读。相对于米夏而言，从黄疸病相识抵达小煤山倒塌后的做爱，是边做爱边为汉娜朗读的“准备过程”，而“正在朗读”则采用细节叠加的叙述方式进行解释，如：汉娜对米夏旷课的暴怒、汉娜拒绝由售票员转岗为司机、一次外出旅游在旅馆的纸条风波、汉娜在米夏父亲书房的写照、同学苏菲的置入……而这些因素又成为第二个朗读阶段“监狱中的朗读”的“准备过程”之一。“监狱中的朗读”的另一个“准备过程”，则是小说的第二部分：米夏全程参与纳粹集中营火灾死亡的审判过程，催生了整个小说的核心元素，背叛和忏悔：米夏分析推理发现汉娜不会写字的秘密，却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法国《世界报》文学主编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致使审判长认定汉娜因撰写一份报告而被定为主犯，并判定终身监禁……这份重要的报告是在党卫队档案里发现的，叙述了事关集中营火灾基本情况，展示了一个事关案件定性的焦点：监狱留守人员“眼睁睁地看着教堂在焚烧”，而不是“阻止火势蔓延”，其它被告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一致认定那份报告是汉娜写的，这与汉娜“一起讨论”的辩护信息不对称：
“‘那么，您说你们一起讨论过。是谁执笔写的？’
还没等汉娜回答，其他被告一齐指向汉娜。‘是你！’
‘ 没有！我没有写。是谁写的真那么重要吗？’
一名检察官提议，请一名笔记专家来检验，把报告上的笔迹和被告汉娜的真实笔迹比较一下，汉娜一听，就急煎煎地问道：
‘我的笔迹？您是说要我的笑谈？……’
审判长、检察官和汉娜的辩护律师讨论起来不：时间都过了十五年以上，一个人的笔迹是不是还会保留往日的特征，还能辨别出来。汉娜倾听着，几次想要说什么话，或者问什么话，愈来愈坐立不安。最后，她说：
‘你们用不着请什么笔迹专家了，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我不得不回归，面向小说《朗读者》本身：汉娜会不会写字？这是一个秘密，整部小说都在为这个秘密感知、描述、体验和传播，也是米夏朗读这段历史里的一个能够还原汉娜在纳粹集中营、与米夏交往的一些真相的碎片。然而，历史与真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现实感消失”模糊性，它因异化而消解，也因记忆文本的时空缩减程度而决定异化的程度。事实上，这个“消解”与“决定”，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只不过这个劳动，是人的意识运动。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抽象化，对异化给出了哲学的定义：“一个对象化和外在化的、实现的和现实感消失的双重运动……异化常常被看成一个统一体，被看成一个实体：人的异化。”与此同时，列斐伏尔提出了五个命题，第一个命题就是必须完全具体化、“历史化”和相对化异化的概念。他解释到：“在一个（社会的）参照系中，以及在一个既是实在的又是概念的整体中，才能觉察到和确定异化。”
小说《朗读者》和电视节目《朗读者》之间，也是一个相对化异化的概念。对我而言，所不同的是，电视节目《朗读者》这个生活日常，因小说《朗读者》异化，抽离了日常，把我自己变成了“其他”。电视节目《朗读者》这个现实的“他性”的生活观念，活生生地在我的个体真相里，被“历史化”的“内在”的小说《朗读者》的意识活动占领、澄清……
伯特尔·奥尔曼曾经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异化，他立足内在关系哲学，试图重构马克思的人性观念，把这种异化解读为“一种‘远离’或‘达不到’的非异化的人类存在状态。”并产生三种影响：让人产生毁灭性、影响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影响社会进程。
我不得不承认，施林克是一名勾连人性的异化高手。他的异化，建立在悬疑、法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其作品《快刀斩乱麻》曾获德语推理小说大奖“葛劳斯奖”。而《朗读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异化产品，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斐伏尔，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研究异化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至少可以澄清“生活的”模糊性，而这就需要一个“分析——推理——消解”过程，无疑这是施林克的强项，他将“汉娜的秘密”成功地置入人性，创造了一个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融入的世界或空间，以致于成功地异化了我的日常，也就是说，当作为抽象物的异化融入了人性，所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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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朗读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7个章节，描述米夏和汉娜的灵肉际会，直到汉娜的无声离开；第二部分17个章节，描述米夏与汉娜再次相会在法庭上，直到审判过程结束后汉娜判决终身监禁；第三部分12个章节，描述汉娜对米夏的影响，米夏参加工作、结婚、离婚，米夏再次为汉娜朗读，汉娜学习文字并与米夏沟通交流，直到汉娜获得赦免减刑并在出狱前夜自杀……施林克在小说《朗读者》中，巧妙地将身份、身体两个现实空间与叙述这个文本空间融合，并运用人性内在关系的一个基本密码——“个体秘密——文盲”，创设了一个永恒的与异化相关的辩证运动：异化（悬疑细节）——去异化（拷问分析）——新异化（破密忏悔）。
一、身体的空间性异化技巧传统、老套。虽然米夏在与汉娜的第二次见面时，就已经被汉娜这个异性身体的姿态和熨衣动作迷住了，第三次见面就出现了性爱镜头并依此“从那天夜里起，我已经爱上了她。”但从小说架构看，这仍然是渐进式的，花费了第一部分的三分之一篇章。这个老套的手法，勾勒的是传统的身体空间性：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身体性爱描述、一个童年欲望的激活和一个成年欲望的释放而重叠并爆发心智冲突、一对男女性爱姿势转换的身体图式……
为了消解传统元素给予读者的阻滞，施林克采用了细节碎片化并叠加的描述技法，将一些敏感且关键的细节或元素图谱式地不停地播放，强化记忆，譬如关于汉娜的年龄和姿态，施林克在第一部分第3节描写熨衣举止的美感：
“她把熨斗一会儿拿起来，一会儿平移，一会儿又放下去；她把洗涤好的衣物一会儿拿起来，一会儿归拢好，一会儿又叠叠好。那动作是既舒缓又专注；她本人一忽儿弯腰，一忽儿直身，动作也是既舒缓又专注。渐渐地，在我的回忆中她那时的脸蛋上，覆盖重叠上了她后来的脸盘……”
在第一部分第4节描写汉娜换衣服的姿态：
“她用一只手抓起一只袜子，另一只手伸进去把它捅成圆筒状。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另外一只脚跟搁在这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弯下身把袜子套上。然后，脚尖踮在椅子上，把圆筒状的袜子卷上来。袜子卷过膝盖，提上大腿。最后，她身子弯向一边去，把袜子扣在吊袜带上。她站直身子，把这条腿从椅子上放下，接着去穿另外一只袜子。”
如此精致而具体的细节描写，在整篇小说中是鲜有的，即便是小说最引人入胜的做爱、冲突及离别等环节，也没有如此详尽而优美，有关汉娜身体的姿态和举止，是小说中支撑米夏有关“爱”的理念的基石，以致于米夏在以后的章节中，经常会出现有关汉娜姿态和举止的迷恋，它消亡了米夏和汉娜的年龄差异，而这一点，施林克也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多次提及，
第4节：“她远比我梦想的姑娘要老得多。有三十好几了吧？要猜年龄可不容易，除非你已经是过来人，或者年龄问题就摆在眼前……至今还记得，要说起她的身段、姿态和举止，有时倒是以一种沉稳厚重之感取胜。”
第9节：“如果今天我看见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觉得她很年轻；如果我看见的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那是儿童。汉娜带给了我这么多自信，我自己也惊奇万分。”
第12节：“每当回首往事我就会觉得，我的父母居然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留在家里，真了不起。”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米夏和汉娜做爱姿势的转换，我联想到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这不仅仅是身体位置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米夏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及作用，重估了自身的价值，依此，米夏的心智在不断成长和成熟，基于此的年龄异化渐渐缩小，向平行方向迈进，但是，却隐喻着两人矛盾冲突在逐渐递增：
第8节：“当我们做爱的时候，她就采取一种理直气壮的姿势将我占有……她跨骑在我身上，直到她获得高潮为止……”
第11节：“长期以来，我完全委身于她，委身于她的占有欲。现在，我也学会了怎样占有她。而且，在旅途上，从那以后，我们已经不仅是相互占有了。”
米夏的反叛也正是在这一个节里埋下了伏笔，经过第12、13、14节的反复争吵，及至15节开篇提及：“这以后，我就开始对她反叛了。”致使米夏从她不辞而别到多年以后在法庭上分析汉娜不识字的长时间里，一直有一种负罪感，一直以为自己的背叛而让汉娜离开，也深深地影响了米夏后辈子的生活。
如果说，施林克仅仅依靠这类传统甚至老套的异化来打动读者，远远是不够的。毕竟身体的空间性释放更多的仅仅是私人生活，可以明显地看出，小说《朗读者》第一部分描写的场景也就是说物理性的生存空间非常狭窄，几乎没有城市所应有的宏阔和琐碎对比，唯一舍得的笔墨就是车站路，大部分是与身体相倚的秘密空间，譬如多次提及汉娜居住的环境，甚至是汉娜曾经呆过的集中营（尚不能确定她曾呆过）——算是施林克非常乐意想起及谈及的描述。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强调：“日常生活的异化表现为私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分裂。”因此，施林克有必要发掘一个新的场景和节奏来丰满成长他的异化，而这必然是与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相勾连的，于是，米夏长大了，呼之欲出。
二、身份的空间性异化手段直接、突兀。他直接将汉娜展示身份的空间性纳入小说的第二个部分，与第一部分割裂开来。施林克让汉娜背上了一个“纳粹”身份，犹如一个踏空而来的闯入者，犹如汉娜当年到米夏家中的感觉一样：
“我原来想和她就在我的床上睡觉，可是她不肯。她感觉到在我家是个闯入者。她并没有用多少话语指明这一点。但是，从她在厨房里和双扇门边站着，或者从一个房间穿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审视我父亲的书，甚至是在餐桌旁吃甜点等等，从她这些行动举止都可以看出苗头来。”
“纳粹”身份，不是无法安放自己的灵魂的个人挣扎，不是男女爱情冲突，不是群体内部阶级阶层抗衡，不是民族政党斗争，不是国家打击，而是上升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同全人类的矛盾，相对于自然世界而言，无异于人与鬼、正道与魔道的对抗，在日常生活世界而言，无异于恶与善的对抗，汉娜的身份已经异化到恶的极端。
事实上，第一部分米夏与汉娜的相遇，也是汉娜的一种无意识的闯入，这也为汉娜的身份公开埋下了伏笔：正因为汉娜的“纳粹”身份和文盲的秘密，所以才不断地更换工作地点、居住地址，也才有了汉娜与米夏的巧遇……
就在米夏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时候，已因“纳粹”身份而成为一名罪犯的突兀而来：“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施林克在这一部分成功地把私人意识、私人生活——个体情感与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群体情感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里，必然牵涉到汉娜个人和纳粹集体的历史、真相，牵涉到以汉娜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整体罪恶与以米夏为代表的下一代人赎罪，牵涉到以审判长为代表的国家机器掌控话语权的霸道、以汉娜为代表的正在隐去的历史记忆的无可奈何和孱弱、以米夏为代表的日常空间模糊性和惯性传导的麻木不仁，也正如施林克在回答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有关“共鸣点”的回答：
“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经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很显然，施林克并没有将这一主题认知置于米夏的个人意识中，让米夏成为一个大能、全知的主人公，而让米夏“在审判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即便偶尔刺激一下，让米夏足够清醒地分析推理出整部小说隐藏的最大秘密：汉娜是一个文盲！但因个人化的牵绊因素，即便是进入到了“从哲学角度与父亲探讨是否说出秘密好让汉娜解脱判刑”这个环节，也进入到了与审判长沟通这个私人意识与社会意识共震的环节，米夏仍然没有将这个秘密公开化。到这里，消解了米夏因苏菲、或因不愿在公开场合与娜交往等个人情感原因而产生的背叛，又递进出了渗入社会或人类情感因素的人性原因而产生的新背叛，而且它衍生了“尊严”的话题。在整部小说中，“尊严”虽然隐藏在文本之中，但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一个罪犯的尊严，而这个话题在第一部分反应微弱，只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即：男女、儿童和成年人的交替、互换之间，此时的汉娜，在“儿童”米夏面前，掌控着部分话语权，就连做爱的姿势也是汉娜占居主动，随着剧情的发展，米夏和汉娜开始因为这份主动发生冲突；及至第二部分，有关尊严的话题的视域拓宽，上升至个人与集体之间，涉及到时代、政治、民族、哲学等领域，那是一个人的尊严与集体秩序（审判庭）的尊严的对抗，尽管形式上，集体胜利了，但个人有关尊严尚未丢失，反而更加突出：
“她目不斜视，眼光穿透尘世一切，扬长而去。那是一种睥睨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眼神，一种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再想看的眼神。”
而在第三部分，有关尊严的冲突达到极致，也回归了传统个人与集体对抗的命运悲剧：汉娜离开监狱的凌晨自杀。这种自杀与其它悲剧性的自杀似有不同，汉娜自杀不等于绝望，相反她的前景是迎来世俗的新生。汉娜不同于《战争与和平》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不堪忍受虚伪邪恶的上流社会而自杀，也有别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特蕾莎，因无法忍受托马斯的不爱甚至轻视致使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而自杀。汉娜的自杀原因，是施林克分析推理文本不断解密基础上留下的另一个未解之密：个人释放尊严与集体施舍自由之间的搏弈？或从人性角度敏感于米夏内心深处的远离？或曾经罪恶的觉醒自赎？这需要读者自己求解。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讲，施林克最终是以去异化的方式，用自杀丢掉“纳粹”的极端身份，获求人性的回归——羽化成仙：在汉娜看来，“纳粹”的身份、差异的年龄都在世俗的身体之上，毁灭生机得以灵魂的觉醒和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米夏的灵魂抵达一致性的日常生活世界：身份空间性、身体时间性的差异感或现实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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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的空间性异化镜像缩减、叠加。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性、劳动和信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的模糊性和特权。某些瞬间，性、劳动和信息似乎正在寻求打碎陷入一般交换中的日常状态，渴望打破日常生活，去别的地方，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实际地去做：旅行、旅游、野营、逃避、吸毒、助人、瞧不起那些认为通过蔑视的态度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所以，无休止地讨论那些被认为超越了日常生活的人——奥运冠军、明星、百万富翁、权力者的生活，有人痴迷于此道。”
施林克为了突出身份的极端异化，适当消弥了身体的异化差异，让上辈与下辈同登一个情感舞台，将历史信息置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历史信息的挖掘和观点争议，必然将米夏置于法理或历史探讨的行业领域之中，这种画面的真实，不是简单的赎罪和救赎呈现，不是单纯的背叛和忏悔，不是轻松的欲望和情感，不是沉重的反思和拷问……我们的真实特别是城市的真实，本就是历史与现实、记忆与体验、惯性与日常同台的镜像，这种镜像里，要想打破，必须如伯特尔·奥尔曼所说的那样：“剥去这些覆盖物，异化的人变成了‘抽象物’。”这些覆盖物也就是与工作、物质世界和人分离的现实感。
第一部分第10节：“我却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了，被人从俗世尘寰里面抛出来，从那片世人在其中居住、在其中工作、在其中相爱的世界里面。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在这节空空如也的车厢里，既没目的、也无止境地乘车下去。”
施林克正是通过“异化——弃异化——新异化”的手段，重构新的镜像，让读者有一种消除现实感之后反而体味出了现实感增强了的韵味。
①时空缩减。《朗读者》事关“纳粹”历史的沉重，采用了简约的篇幅叙述。有关“纳粹”的话题，不是由施林克创造的“他者”身临其境，而是由“他者”的耳听、眼见信息来叙述，倘若身临其境，必须需要拉近历史宏大的场景来支撑，既然来源于信息，便可任由施林克自由裁减，浓缩成米夏的记忆或意识卡片，即便是女主人公汉娜的所有日常生活世界，也任由这张卡片根据需要而呈现，小说的时空只不过是一片记忆，亦如第二部分第4节所说：“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事实上，这种压缩真实地反映出一个问题：历史的真相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汉娜被审判庭确定为主犯的细节给出答案。汉娜被指控“纳粹”集中营女看守的证据是一位作家女儿的证明材料，而被指挥为主犯的证据是其它女看守指认一份集中营失火报告由汉娜执笔……直到汉娜被判终身监禁，似乎读者还会认为：历史的罪恶只是在一卷笔录和他人口舌指证言语中。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第三部分中，施林克以米夏的视角，用大量笔墨叙述汉娜在监狱居住的房间场景，其中存在一些有关“纳粹”的语言描述：
“我走近书架，有莱维、魏泽尔、博洛夫斯基、阿美希等人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这些书汉娜都读过吗？’“不管她读过没有，这些书都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订阅。多年前，我就同意她的要求，弄来一份关于集中营的一般性书目：一两年前，她又要求我给她提供关于集中营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的书名。自从施密茨女士学会读写之后，她马上就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了。””
简简单单的一段话，涵盖了汉娜在十八年的监狱生活中对自己前生的反思，而此时汉娜有关罪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的集中营失火案、一个简单的“纳粹”身份，而上升到一段“纳粹”历史和整个“纳粹”群体的反思和觉醒，这种阔远和宏大，也就在这不足200字的描述之中折射出了镜像。我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一个模拟轨迹和趋势的虫洞虚影，他活在时空压缩的记忆文本之中，他本无个体的真相，但说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真相。真相，在场、现实、立体、全域，忠诚于个体感知和体验之中；历史，离场、过去、线形、碎片，存在于集体描述和传播之中。
基于这种发现，有关个体感知和集体描述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包括我，也包括人类。诚如施林克在回答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有关原型的提问时回答的那样：“在故事中除了放进所见、所闻和所幻想的东西，还有我某些个人的经历也融在了里面。”是的，施林克所要反映的一切内涵，都浓缩在米夏一个人的日常之中，而且是日常的记忆碎片之中。这也许就是施林克有关创作的存在状态。
②时间畸变。施林克把故事聚焦于米夏的记忆卡片之中，叙事和故事的时间序列也就出现了反复交错的现象，施林克在叙述中，通过米夏的记忆，只选择了那些允许读者知道的感觉和知觉。往往当施林克把读者放进故事延续的时序轨道时，突然又把读者拉架思考着的现实。如第一部分第4节叙述米夏到汉娜家表示感谢，离开时看见了汉娜换衣的姿态之后，马上把视觉拉回现实（当然，这是一种感觉），他写道：
“多年以后，我才想起，我不光是因为她的身材才目不转睛的，吸引我的还有她的姿态和举止。”
“此情可以追忆，只是当时惘然。但愿我现在清楚了点，不至于牵强附会。”
“多年以后”与“才想起”，再结合前段有关汉娜换衣的动作姿态，让这一章节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感知。而“当时”、“现在”更加明确的把叙事和故事的时间并列在文本上。
第二部分第15节：“那个地方我不久前又去了一次。”这单独的一句话构成一个段落，给予了读者一个错觉：仿佛就是作者施林克在不久前去了故事中的某一个地方。
第一部分第9节的开篇更是让读者感知到小说中的米夏就在我眼前轻声诉说，不，不仅仅是简单地以一个故事者的身份呈现在我眼前讲述，而是一个有关忏悔者的情景剧呈现在舞台上，或者此时的米夏更已经与我融合成一个人，成为我自己忏悔的即时场景，赋予了我一种在场感，这个场景仿佛让我置身于教堂之中、耶稣像前，仿佛就是我自己正在拷问灵魂，忏悔过去：“为什么当我回首往事时，总是这么感伤？这不是对昔日欢愉的强烈欲望，又是什么？”当然，这种把读者置入现场的感觉，还要配合其它叙述空间的变形方式，如：场景模糊、问句修辞……
③场景模糊。施林克在《朗读者》里，没有托尔斯泰笔下波澜壮阔、恢宏气势、天高阔远的场景描述，也没有巴尔扎克笔下的那种细腻刻画；既不是传统圆圈式、链条式的空间性场景，也不是现代的图像式场景。在施林克跨越多个城市、多段历史、多个叙事阶段的笔下，却没有非常清晰、显眼、特别深刻的城市场景，我感知不到城市的整体画面感，体悟不出精致的城市意象。在阅读第一遍时留有印象的，是在第一部分第6节的日常生活物——木炭，米夏帮汉娜搬木炭，致使木炭堆积的“小煤山”倒塌……这也许正是城市日常的一次发泄和一个出口，正如每天家庭、办公室、超市的惯性场景图像反复演练一样，我感觉施林克就是在演绎一场室内情景剧，他笔下的场景描写和绘画图景，仿佛能够在一个演播室里搞定。
故事全篇也就那么几个说得明白的地方：车站路及那栋老房子、米夏的家、汉娜的家、旅游途上的小旅馆、一个电车……这些还是两个主人公比较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第一部分，及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更加简单了，能够让读者有所也就只有审判庭、监狱和已经封闭的“纳粹”集中营……一切相关的场景，都因为时空的压缩一带而过……。在我看来，施林克带给读者的这种模糊性，仿佛就是要把读者置身于无限拷问的现实场景中，让读者无暇顾及身边的风景，与此同时，施林克把这种场景的模糊性与“时间畸变”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了一种不知是故事的场景还是现实的场景的疑问。
第二部分第15节开篇这样写道：
“那个地方我不久前又去了一次。
那是冬天，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过了施梅克，就看得见树木盖着凯凯白雪，树木撒满银粉，大地身着素装。集中营是一块长条形的场地，在一座山脉的坡地上，可以瞭望远远的佛格森山……那儿也少不了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门，上面悬挂着一块牌子，上写‘施图霍夫—纳茨外勒集中营’几个大字……集中营没有对外开放。我只好在周围雪地徘徊，一双鞋子都湿透了……”
这样的场景，配套时序倒错和问句设置，让读者瞬间无法判定到底是故事场景，还是施林克在场的日常生活场景，因而，场景是不是需要大书特写，场景与故事中的人物性格有多大关联，场景是否常规地影响人物的情绪，似乎已经不太重要，或者说，施林克的重心不在时间场景的空间性，而在于一种记忆艺术——记忆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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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问句修辞。撇开对话语言，在描述语言中设置问句，是令我震惊的行为。在46个章节之中，出现了242个问句，包括悬念式、拷问式、自证式……而且问句的设置，似乎伴随人物和事件的冲突，当人物冲突极端之时，文本中的问句最多，而当人物无冲突或冲突到冷漠之时，问句相应较少甚至没有。
第一部分第８节叙述汉娜得知米夏逃课而震怒：“滚出去，从我的床上滚出去！如果你不做好你的功课，就再也不回来。怎么？做功课就是白痴吗？白痴？那你认为卖车票、打洞眼算是什么呢？”
当米夏在做爱与做功课的选择上倾向于做爱时，米夏和汉娜的第一次冲突开始出现。因而，随着冲突的因素不断增多，施林克设置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之后的第9节出现了14个问句，第10节出现了9个问句，第11节出现了13个问句，之后逐渐减少。
在第二部分也是一样，当第2节米夏在法庭上见到汉娜时，叙事的不是两人见面的场景和情景，而是一连串的9个问句。在第4节在米夏感受到自己的麻木不仁时呈现了14个问，而在第17节，汉娜看透一切之后，归来的自然是平静的可怕，这个章节里没有设置一个问句。
上述两个出现14个问句也是问句最大的章节，也是矛盾冲突或断层的峰值。
施林克的问句修辞，并非常说的边叙边议的叙事形式，他把问句修辞与其他异化的叙事形式融合运用，给予了读者“一切尽在在场中”的体验感，这也是曹文轩在“庄重”感、法国《世界报》主编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我把它一夜读完”的缘故吧。
⑤碎片叠加。施林克虽然不在乎场景或者环境的细节描绘，但涉及到米夏和汉娜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细节却是不奢笔墨，更多的是一个细节反复出现，因为这些细节是记忆的，让记忆的碎片，不断地提醒，不断地拷问，不断地连接现实，形成一种惯性，影响他的日常，大有“复调”之音感。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几乎贯穿整个文本，就是汉娜的味儿、两人的沐浴……
第一部分第8节写道：
“我猴急得真想把洗澡也省略掉。她却是爱干净成了癖好，早上一起身就洗澡。我喜欢逆子那种香水味儿，新鲜的香汗味儿，还有她从工作里带回来的电车的味儿……”
第一部分第9节写道：
“她很顶真。我要先给她朗读半小时《爱米丽亚•迦洛蒂》，她才给我洗沐浴，然后带我上床。我已经喜欢上沐浴了……于是，朗读，沐浴，做爱和并排小睡，成了我们幽会的常规节目。”
汉娜的味儿，在第三部分似乎成为汉娜自杀的一个因素之一，因为米夏感受到了“不对”。甚至用汉娜曾经的味儿与自己结婚的妻子格特露德比较，精致地刻画汉娜对米夏一生的影响。施林克在第三部分第2节写道：
“跟格特露德一起生活，我一直无法克制自己，老是把这段日子同我跟汉娜的生活进行比较。每次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老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味儿，她不是味儿，她碰起来、摸起来不是味儿，她闻起来也不是味儿，味道总不对。”
及至第三部分第8节，则用了几乎一个半页面对汉娜的味儿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和对比：
“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逆子她身上的气味。她闻起来是那么清新……回想那时候，我经常在她身上嗅来嗅去，就像一匹小动物似的……现在我坐在汉娜身旁，闻到的是一个老女人的体臭……”
与此同时，还在第三部分第10节通过监狱长的叙述，传达了汉娜在监狱里不再保持体形，很少洗澡，甚至暴饮暴食，“她变得肥胖臃肿，闻起来也有股味儿”，这个细节的变化处理，为汉娜最后自杀埋下了伏笔。
而四个“常规节目”即“朗读，沐浴，做爱和并排”则是在文本中多次出现。这样的细节在文本中还有很多，如汉娜的姿态和举止、汉娜的身段和肖像特写，与汉娜相关的场景如电车、车站路……
同时，施林克还运用细节对比的方式，感应时间的差异性，人物心态的差异性。如，在描写汉的肖像和身段时，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汉娜，除了穿着的衣物之外，很少有其它关联物，但在第三部分第8节米夏再次见到汉娜时，汉娜的身上已经多了一幅“老花镜”……
⑥悬疑解构。作为履职法律工作、精熟推理小说的施林克，悬疑是他的看家本领。《朗读者》也逃脱不了悬疑推理、法理分析、解构破密。在悬疑推理上，施林克采用两条线递进，一是主线设疑破密，包括“纳粹”的身份、文盲的尊严、犯罪的主犯……在大框架上，第二部分为第一部分的不辞而别进行破密，第三部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与文盲相关的特殊表现破密，同时第三部分也为第二部分指控为犯罪主犯破密，与此同时，第二部分还为小说异化的那段历史“纳粹”时代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密。二是采取细节回放的方式破密，施林克在前面的一些细节设疑然后在后面通过破密来阐释前面细节的合理性，非常核心的是有关文盲的细节反映，在第二部分第10节由米夏进行了破密：
“这也就是在我们骑车出游的那些天，碰到我写什么的事她就老是让我去做的原因。这也是那次在旅馆发现我的留条，她会勃然大怒的原因。她以我我一直认为她能读会写，她害怕暴露出来。这也是她拒绝被培养成最车司机的原因……这也是她要离开西门子公司，而去当一名看守的原因。这也是她会自己承认写了报告，而拒绝邀请专家来鉴定笔迹的原因……”
还有第一部分第14节中米夏和汉娜相互起小名的细节，米夏给汉娜起了一个“小马驹”的名字，汉娜却改变了以前的直接赞同和反对的表现，而是呈现出“惊讶的表情”，展示出了不是惯常的态度：“她仰面睡着，把两只手臂搁在脑后。我这时也支起身子来，一味看着她。她的目光却投向一片虚空。”这种反常态度的原因，在第二部分第8节给出了答案：“在另外一个集中营，作者又认识了一名叫‘母马’的女看守，也是年轻、美丽而又勤劳，可是又手段残忍，容易冲动。正是这名‘母马’，让作者回忆起了前面提到的那名女看守。那么，其他人也能引起这样的比照吗？汉娜自己晓得吗？她还想起来吗？当我讲她像一匹母马时，是不是因为她早有自知之明，才特别反感呢？”
无论是解构还是破密纵深多远，终需回归现实。就读者眼中的《朗读者》而言，不管是千千万万个读者给出不同的悬疑解读，或者是施林克自己在回答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问题时阐述的主题，但于我而言，真正需要在我脑海里厘清或摆正的，仍然是回归“朗读者”这三个实体字的文字本意：回归“朗读者”本身。就小说《朗读者》本身而言，需要说明的是，施林克对城市日常进行“异化—弃异化—新异化”的艺术重组，远远比政治的教育意义更为宏远；他对身份的空间性极端异化，让一段称之为“罪”的历史，与在场的城市日常生活世界共时、对比；他运用时空缩减、时序畸变、场景模糊、问句修辞、碎片叠加、悬疑解构等形式将叙事空间缩减、叠加，将自己精熟的悬疑、法理、推理、分析发挥到极致，让读者身临其境，置身于即时的、在场的忏悔舞台和情境之中：我的城市日常就是一个赎罪的教堂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