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服曾文正10]储才养望

      曾国藩进京三年半，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官位虽没有多大迁升，学问和见识上的长进却很大。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取功名之前，读的几乎全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无甚关联。考取后便去做官，依仗的是手中的权利，腹中有无真才实学并不重要。所以那时的官员尽管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十年寒窗，但有真本事的人却微乎其微。李鸿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一个下属：“此人连官都不会做，可见无用。”虽说得刻薄了点，却是大实话。

      曾国藩中式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他拜了两位老师。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唐鉴给曾国藩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是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国藩，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二是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把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国藩。这书属当时的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幾。就是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幾，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所以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走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理学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学说，并非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国藩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拟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幾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历时七八年，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