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做*最适合你做*的事情_7则（20171116）
做*最适合你做*的事情
我们看现在西方很多富豪做慈善，不是今天高兴了就给谁多少钱，而是科学安排，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把慈善作为一个专业的事情去做。
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最适合你做*的事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了，你应该赶紧帮助他 —— 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让你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而是因为第一，这件事应该做；第二，你离他最近，这件事最适合你做。注意，这个选择可是上帝视角 —— 就算让佛陀本人安排，他也会派你去做。
也许“义不容辞”，是比“慈悲为怀”更好的慈善理由。换句话说，也许慈善的最高境界是，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应该被做*，而不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
最后总结一下。佛法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修行的目的是不受自己情感的控制、不受外部刺激的控制，是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万维钢《日课042｜如是我闻：佛法的另一种认知》
这个观念有颠覆性，“我想做”是站着 小我 视角看问题的，“我应该做”是站在 上帝 视角看问题的，层次不同，境界也不同。
科学思维不用掺杂道德评判
可能你听到这样的结论（人相食）感觉很震惊，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祖先曾经是这样做人的。
但我要说的是，在科学思维中，不用掺杂道德评判，道德不是一种谁规定的，谁设计出来的东西，而是人类拥有了高智商之后，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根据个体间互动的主流行为，然后把这些行为的特征总结归纳出来，这个就叫做道德。
所以，不同时代的道德一定差异非常大。
比如史蒂芬·平克的书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它就统计了最近几百年的暴力行为，结果是惊人地减少。在过去的10年里，全球战争死亡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在西方国家里杀人率降低了99%以上，从前认为是很稀松平常的，比如说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现在都已经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了。
再举个例子，比如中世纪末期，离现在也就是600多年，法国街头流行的一个游戏，就是一堆人把手绑在身后，然后争抢着用脑袋去撞一只被钉在柱子上的猫，谁先把猫给顶死了，谁就赢。然后围观的群众除了关注这一点，就是谁把这猫顶死，还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看这只挣扎的猫先把谁的眼睛抓破。现在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残暴无比的行为，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流行的游戏。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道德，是在所处的时代，主流社会行为的一种归纳总结，它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规范。同理，人类祖先最早面临食物严重短缺的时候，互相残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任何的不道德。
听完这节课，你应该把这些行为理解为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人类在资源条件变化中展现出的人性的丰富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理解的范围。
——卓克《076｜真理：哪儿来的那么多“食人族”？》
经济学模型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跟语法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相像。语法是用来描述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而语言本身是活的，它会发生变化，而且越是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它的变化速度、变化程度就会越大，这时候需要改变的是语法而不是语言。
每当语言发生了变化，语法的描述就要跟进。同样，市场竞争是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具体案例，构成了市场竞争逻辑的整体。每当模型和现实不符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现实改变得像模型那么完美，而是要让模型变得跟现实更加贴近。
——薛兆丰《第156讲丨对反垄断法的四层认识》
口头交流与邮件交流的不同效应
相比于口头交流，以文字和声音为载体的交流方式也会因为其新的特点，而带来新的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 网络人格 ”。书中讲了一对因为工作原因分居到美国和日本两地、完全靠邮件沟通的情侣。一个人的情感还很热烈，但他的情感常常被文字性的表达所困住；而另外一个人，则不善于用文字表达，在邮件中思路不连贯，很跳跃，完全不像在生活中那个侃侃而谈的人。最后，两个人因为完全无法在网络中进行沟通，几个月之后就分了手。
这本书的作者还分析了上下级之间的一系列沟通邮件。比如，一对上下级平时关系很好，老板在办公室里总是笑容可掬，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但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单看他的邮件，却会感到时时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不耐烦的感觉，很多话语都无可辩驳、毋庸置疑。于是，这些邮件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渐渐地就让下属把事情向最坏的方向去解读。
所以，一方面，当书面材料更容易帮助发言者清理自己的逻辑，有助于其他人对关键问题快速形成认识的同时，也因为是完全以文字形式进行沟通，使得信息变得不完整。比如，通过邮件的讨论方式，很容易因为大家彼此不见面而产生的距离感，导致沟通中的参与者更容易以自我为本位，加大争议，有可能会拉长讨论时间，而且效果还不好。
我们一般都比较习惯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随时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可以控制自己的措辞和情感。但是，以冰冷的文字来代替它们的时候，就很容易引发出歧义和误解。同时，当你无法即时看到对方表情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话说到什么程度。比如，在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说了前一句话，看到对方的反应大约就明白后一半话该不该说，以及该怎么说。但在邮件的环境下则没有这样的交互过程，有时会一股脑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或者因为担心误解而不去说。
我前几天和朋友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要点，也很有意思。如果是熟悉的同事，使用网络一般会直来直去，但如果是不熟悉的同事，往往就会去猜一猜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有人建议应该为邮件讨论规定一个格式，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这是很有道理的。
——宁向东《114讲：虚拟会议 | 目标10倍速》
越是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越高
看任何制度，不仅要看到它的好处和收益，也要看到它的成本。
温铁军教授有一个观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集中的过程。而资本集中也就是风险集中，而为了解决风险，制度的成本也必须要提高。所以，越是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越高。
你想，13世纪时无论是铸币制度、信贷制度还是股权制度，背后都要支付两种高昂成本。
第一，是国家力量的崛起，要养活国王、议会、军队、警察和官吏。
第二，是专业服务人群的出现，比如文书、律师、法官、法学者等等。他们都是不生产财富、不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第三产业服务人员。当然，只有这个社会的剩余财富多到一定程度才养得起。
其实到今天还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羡慕发达国家法治水平高。但是你比较一下数字，中国每一万人大概能分到一个半律师，美国每一万人大概能分到四十个律师。不考虑其他因素，中美两国两个人都遇到一个案件，美国走法律程序的效率理论上就比中国高二十多倍，人家的法治水平当然高。
可为什么美国能养得起这么多律师？关键还是整体社会富裕，商业发达，律师从案件里面赚得多。
——罗辑思维《第386期｜第一波“全球化”》
比如你有一个创业公司，全公司上下几十个人，有人管人事，有人管后勤，绝大部分人具体干活，一切都挺好。可是如果你们公司的规模扩大一百倍，变成几千甚至上万人，各个部门的人员比例结构，就一定会和小公司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复杂程度并不是和人数成正比，而是和人数的平方成正比。最简单的分析，如果人和人之间都互相写信，那么需要的邮递员人数就必须和总人数的平方成正比。公司人数越多，负责协调管理的人员将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机构越大，就越臃肿。
以此类推，当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越多，这个国家需要的公务员人数也会不成比例地增加。我们经常听到类似“中国的公务员人数太多了”这样的抱怨 —— 公务员都是纳税人的钱供养的，自身并不生产财富，这样的人岂不是越少越好？
有人就说，汉朝的时候，是800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唐朝，300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明朝2000人养一个；到了清朝是1000人养一个公务员 —— 而今天的中国，则是18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这不国将不国吗？
如果你明白“不能按比例计算”这个道理，就知道拿古代公务员人数跟今天对比毫无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和古代完全不同。也许中国公务员人数的确多了，但也绝对不应该降低到清朝的比例。
——万维钢《日课132｜一个大尺度的话题》
情绪风格是可以改变的
研究人员发现，先天视觉障碍的人在学习了用手触摸的盲文之后，他们大脑中的运动皮质和躯体感觉皮质都产生了变化，面积和活跃程度都有所增加。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大脑中的视觉皮质干脆转行了，开始处理从手指传来的触觉信号，而不是眼睛发出的视觉信号了。由此可见，有视觉障碍的人听觉特别灵敏，有听觉障碍的人眼睛特别敏锐，这种补偿性变化不是没有道理的，感觉经验能够让大脑重新分区。也就是说，大自然赋予了人类大脑一种灵活性，使得人脑能够不断调整，适应周围世界的需求，大脑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具有可塑性。
纯粹的意念也可以给大脑带来根本上的改变，书中介绍了一个虚拟钢琴学习的例子。
哈佛大学研究团队请一组志愿者学习了一首简单的五指练习曲，并且在一周的时间里反复练习，然后采用神经成像技术，来判断手指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大脑中的运动皮质。结果发现，高强度的练习，造成了大脑中运动皮质的扩张。随后，科学家又请了另外一组志愿者，要求他们仅仅是在想象中弹奏这些音符，根本不触碰琴键，然后测量运动皮质对此的反应。结果显示，控制右手手指的大脑运动皮质区域也发生了扩张。意念，仅仅是意念，就使得运动皮质分配给特定功能的空间发生了增长。
每一种情绪维度，都对应一种特定的大脑活动模式。脑成像技术证明，情绪维度其实是皮质和边缘系统等区域中可以度量的生物活动。也就是说，情绪风格是所有大脑机能的产物，这些大脑机能包括联系、回路、结构上或功能上的关系以及神经化学机制。既然大脑可以发生变化，那么，情绪风格也是可以改变的。
——理查德·戴维森《大脑的情绪生活》| 秋秋解读
传统的权力只能控制人们的肉体，而无法控制人的思想。它只能通过残酷的刑罚来恐吓人们，从而获得人们的服从。而现代社会的权力，却化身为知识，让我们主动认同它，遵守它。我们处于控制之中，却自以为是自由的。这种权力控制无声无息，却更加牢固，也更加成功。这本书会让我们对现代社会运行机制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文明是对人性的压抑
在主流观点中，现代化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科技进步层出不穷，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生活水平节节高升。进步主义者们相信，在理性和科学的指导下，我们最终能够建设起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乌托邦社会。
但是在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哲学家那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他们对现代所标榜的理性、科学和进步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德国大哲学家尼采曾有个著名的观点，文明是对人性的压抑，这个观点深刻影响了福柯。在尼采看来，人们虽然从上帝的权力中挣脱了出来，但是理性和科学却更加彻底地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激情。
关于规训社会
福柯发现“规训社会”的一个突破口，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所设计的监狱模型。这是一种“全景敞视监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新式的圆形监狱。
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绕着的单人牢房组成。站在塔楼上往犯人的牢房望过去，犯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站在牢房中，只能看到中央的塔楼。塔楼里没有灯光，没法确定塔楼里到底有没有狱警。
如果你是被关在牢房里的囚犯，一种被监视的恐惧会进入你的内心，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老实点。这个圆形监狱的厉害之处，就是能够让犯人自我监督。就算狱警不在，也不敢轻举妄动。权力现在不需要人手来实施，也可以自动运行了。这个权力在人们内心自动运行的过程，就被福柯称作“规训”。
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规训社会。它不需要真的惩罚人，就能让人变得服从。它也不需要一直紧盯着每个人，就能让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接受它的指导。所以现代社会中，权力变得更加隐秘，也更加有效了。
就像有学者指出，网络实名制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方便追查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而是让我们普通人能够自我监督。当你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执法者看到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考虑再三了。
福柯观察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套来自监狱的权力运作机制，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校、军队、医院等等地方，都建立在这套科学的权力运作机制上。比如在学校中，也有这么一套训练学生的系统。原本充满个性的孩子，在考试和纪律的流水线上，慢慢变得千人一面，失去了创造力。
关于“抑制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
在揭示知识与权力关系之前，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抑制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给权力下了一个定义，权力就是当你受到反对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这是一种抑制性权力，也是很经典的，比较符合我们常识的权力观。比如小时候你想看电视，但是妈妈不允许你看电视。这个场景下，你的妈妈相对于你，是有权力的。她的意愿压倒了你的意愿。
但是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抑制性”的权力越来越难以奏效了。因为它必然伴随着对别人意志的直接压迫，而谁会愿意被别人驱赶呢？他敏锐地观察到，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有效的“生产性权力”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披上了知识的外衣。比如当你想买某款手机时，却听了身边电子产品达人的建议，买了另一款。在这个情境中，这位电子产品达人对于你，行使了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不是逼迫你改变了选择，而是你最后的决定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改变你想法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所掌握的知识。在这里，知识生产了权力。
——福柯《规训与惩罚》| 许诺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