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兄妹的七岁
七岁，是每个孩子正式踏入校门，开始上学的年龄，现在每个孩子都受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除了大人替孩子费力择校外，都会顺理成章走进学校大门。但对于不同时代出生的我们姐兄妹来说，这一年却具有标志性意义，甚至决定了每个人的人生{冲突}。
我的祖辈世代过着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决定我们兄姐妹都是农民的后代。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们或许始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农民身份。我们家兄妹五人，五零后仨，大姐，哥，二姐；六零后一个，我；七零后一个，小妹。{背景} 大姐是我们家老大。大姐七岁时，已经是个”小大人”了，成了爸妈的”大帮手”。她在家:洗衣，做饭，刷锅，洗碗，喂猪羊，照看弟妹；在外:拾柴，放羊，为生产队的牛割草，替大人挣公分，无所不干。问及她的七岁时的情景，大姐说：‘’睁开眼都是干不完的活，没想过上学。也不敢想，因为那时晚上有夜校班，偶尔去一次，回头都会被父亲大声呵斥几句。问起呵斥内容，大姐说，无非就是，‘’女孩家识字有什么用。’’‘’女孩子大晚上的到外面疯什么疯‘’。所以，大姐一辈子没进学校的大门，大姐没有文化。她却帮助父母把她下面的兄妹一个个送入学校的大门，并帮助父母把我们抚养成算是有文化的人。
哥，在我们家排行老二，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哥的肩上承载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期望，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期望。哥七岁那年，父亲老早就一遍遍地翻他的宝贝疙瘩__ 那本《康熙字典》了，为的是给哥哥起学名。除去字牌，是个‘’嵩‘’字，意义是高高的山峰，父亲在其中的寓意就显而易见了。期望我们的家族有人能像高耸的高山一样巍峨。知道弟弟要上学了，大姐就像是自己要进校 门一样地高兴，和母亲一起为哥哥缝制书包，添做新衣服，像是只有哥哥一人‘’过新年‘’。哥哥七岁入学，校门还没进，学前准备却早已万事俱备了，只等着开学时刻的到来了。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观念在农村特别普遍。并不会让大姐，二姐有任何心里的不平衡。后来的知识无用论，让哥哥高中毕业后，依然回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然而，哥哥在家里劳动两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师范学校，成为我出村第一个吃国家饭的人。全家激动不已的同时，不能不想到能改变哥命运的还有当年的七岁进学校大门。
每每提到哥哥当年进学校大门之际，大姐总不忘给我讲当时的二姐，二姐小哥哥两岁，那是真的羡慕坏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问大姐：‘’姐，我几时也能上学?‘’。
又过了两年，二姐七岁。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二姐便把在外面玩耍时听来的”✘✘✘要报名上学了”信息告知母亲。那是提醒母亲，别把自己上学的事给忘啦。半个世纪以前的农村，女人，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再加上，前有大姐读夜校都被父亲责骂的经历。母亲觉得让二姐自己去问父亲更合妥当一些。当然，得到的结果不出所料，依然是一顿呵斥。生性怯弱的二姐，就再不敢在父亲跟前提起上学的事，但却每每看到别的女孩上学，放学的情景，不免都会去母亲，大姐那里小声纠缠，有时还会委屈的哭啼。又过了两年后，二姐才在母亲，大姐的隐瞒下，终于走进入校门（当时的二姐已是九岁），当然后来是母亲，大姐挨父亲呵斥一顿才算了事，好歹没让二姐辍学。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二姐分外珍惜，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同样像哥哥一样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时代。但终究没有哥哥一举得中的幸运。再加上，当时已分责任田，大姐已出嫁，家中农活繁重，父亲便毫不犹豫地把天平偏向哥哥，不让哥哥干活，让他专心学习，参加高考。明明二姐也要参加高考，但在农活忙不过来时，父亲便会把坏脾气发到二姐身上，尽管也复习两年。结果，二姐终因压力过大，在考试时屡屡失利，没能跳出那时所谓的‘’龙门‘’。
我是家里的老四，女孩中的老三。在农村，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我们那个单门独户（父亲是单传，尽管爷爷辈兄弟五个，但我们和其他爷爷在相邻两个村，给不同的地主扛活为生，所以，不和大家族在一起生活）的家庭中，我是父亲最大的嫌弃，以至于我都会叫人（尽管会爹爹，姐姐不分，哥哥，果果不分）会唤鸡鸭啦，竟还没有个名字。对门的二大娘看不下去了，就给我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叫我‘’改春‘’。一是我出生在春天，二是期盼下边的孩子换改个男孩。这个名字再加上我的姓，读起来的确不那么顺溜上口。
转眼我也到了七岁，上学的年龄，母亲和大姐便提醒我，让父亲给我起个学名去。因为到了60年代，村上已经有很多女孩都进学校了。当时我们家已经买了缝纫机，因为父亲年轻时就身体多病，大队干部就让父亲在家给村民做衣服，扣除别人家的工分给我们家，这样在家做缝纫，便成了父亲的职业。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站在父亲的缝纫机前，怯怯地把我的意思尽最大努力地要表达清楚，无外乎就是说，我的年龄到七岁了，同岁的人都报名上学啦，我想上学，我想让你给我起个在学校里叫得开的名字之类。父亲没有吭气，一直在踩着缝纫机踏板，一直在手扶剪好的布块让缝纫机穿针引线，也偶尔离开缝纫机的座位，到其他地方放做好的衣服，或拿布块再来做。但足足大半个晌午，都没见他抬头瞄我一眼，更别提有声响了。我没敢动地方，厕所都没去，生怕父亲想起来时找不到我。直到姐姐给父亲送饭到缝纫机旁时，我才失望地离开。但很庆幸我没有像二姐一样挨一顿呵斥。结果是，像二姐上学时一样，母亲，大姐没有再征求父亲的意见，就让我去了学校报名读书了。当然还是用了二大娘给我起的名字，那个让每个老师读起来都有点顿涩的名字。但这丝毫冲淡不了我能上学了的喜悦之情。背着大姐早已准备好的，用碎布拼成的新书包，穿着大姐用旧衣服改做的”新衣服”，高兴得像小鸟一样飞到了学校。这一天也就成了我最终能跳出‘’龙门‘’的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尽管我和聪颖这词有点不搭，尽管当时的中专考试的难度，堪比现在的985，但有可以复习这一国家政策。有大姐帮父母抚养我们，有二姐替我挡挨骂。所以，终究在”八年级专科”那年成为我村第一个跳出”龙门”的女孩子。
父亲四岁时，奶奶就去世了，除了帮爷爷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外，还要照顾比他更小的姑姑。可能是生活的磨难让年幼的父亲承受得太多，以至于平时很少能看到父亲的笑脸。再加上父亲要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奔波，他便很少亲近我们姐兄妹，更不用提抱过我们，包括他他的”掌上明珠”——哥哥。但做为我家老小的妹妹，却受到了父亲最高的待遇。
妹妹是在母亲48岁那年出生的，父亲可能觉得这该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孩子了，再加上妹妹从小乖巧可爱，父亲便会在闲暇能腾出手时，偶尔抱抱她。有时还会被妹妹的一句句的‘’大大爹，爹大大‘’（大大，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叫父亲叫爹，就不叫大大，叫大大就不叫爹，但妹妹却根据不同人教的两样叫法一同喊出。）逗咧了嘴。自然，妹妹的上学，也会是父亲大为关注的事了。从小伶俐聪明的妹妹，刚刚6岁时就嚷嚷着要跟在教小学
的邻居二嫂去上学，妹妹讨人喜欢，二嫂也乐意带她。这时父亲又一次很慎重地搬出他的宝贝疙瘩__《康熙字典》给妹妹起学名了。妹妹的名字‘’瑛‘’，字义是有玉的光彩或像玉一样的美石。有‘’玉‘’的含义在里面，‘’玉‘’，宝也。妹妹，父亲心里一块珍贵的玉。妹妹早进校门一年，七岁时都已经上二年级了。妹妹没有辜负父亲的意愿，在那个千人走独木桥，”跳龙门”的年代，妹妹靠着她的聪慧和踏实，第一年就”过五关，斩六将”，顺利考上中专——师范学校，成为我们村第二个吃国家饭的女孩子。她的品格也真的如玉一般的透亮，纯洁。高家兄妹中，只有哥哥和妹妹既有乳名又有学名，妹妹也是在我们高家家谱上随辈分字牌的唯一一个女孩。（发展）
我们共姐兄妹五人，在哥哥考上师范学校后，我和妹妹也陆续考上，尽管都是师范类学校，但在我们那个偏僻小村庄里已是很了不起的事啦。父亲那永远凝重的神色，也渐渐在邻居们声声祝福声中有了舒展。这功劳，除了父母的辛苦养育，更有大姐帮扶父母养育我们的功劳。不仅仅是为我们兄妹，大姐没进学校大门。即使到了我们都成家生了孩子，大姐依然像家长一样，给我们的孩子做冬衣夏裳，甚至给我们带孩子，一直承担着照顾，抚养弟妹及兄妹孩子的重大责任。我一度以”小人之腹”，认为大姐一定会对父母心存抱怨，不想在一次聊天时，提到对大姐的亏欠时，大姐的一句话让我羞愧难当，”别都内心亏欠我似的，你们谁在老大的位置，都会这么做”。也难怪大姐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以第二个家长地位存在着。等大姐老了，我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大姐，这句话，我想在我们下面的几个兄妹心里是心照不宣的。
然而，世间有太多的事与愿违，有太多的来不及，有太多的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在大姐54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的凌晨，在大姐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永远也不觉累的年纪，因心脏病被送到医院。也就是在那时候，才知道知道从没进过学校大门的大姐居然会写自己的名字。那是在我们当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的数天，转院进北京阜外做心脏搭桥手术前的本人签字。望着大姐虚弱的提起笔，字尽管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是那么认认真真。大姐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的情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一笔又一笔，就像用刀在划我的心。
尽管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后续的十一年里，大姐的生活资量缺极具下降，从不挑食的大姐，只能吃清淡的不能再清淡的饭食，为了均衡营养，也曾给她买些高营养食材，但她缺父母年纪大为理由不肯吃。在这十一年里，她依然能干尽力去干，做饭，带孙子，侍候老人，直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送别大姐最后一程的路上，我歇斯底里喊着:疼所有人，就不知道疼自己的大姐，让我们疼不上的大姐，心疼死人的大姐，愧疚死人的大姐。然而，只能宣泄的是我的刻骨的心痛，我的无边的悔恨，我的无限的无奈，我又能为大姐做些什么呢？（高潮）
这就是我们姐兄妹的七岁，这就是由我们姐兄妹的七岁衍生出来铭刻心头的故事，带着岁月的心酸，载着父母和大姐的期盼，烙着时代的印痕，融着血浓于水的，偿还不起的，贵的无价的恩情和亲情。（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