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死了

我赶回去了。院子里搭了棚子，摆了几张四方桌。桌子旁边有客家话，叫我进去了。门里屋前，中庭很亮堂。一边是热茶、香烟烟气笼罩着的茶具、沙发；另一边是冷落的饭肴，散乱的木条凳子，快要三点钟的阳光横浸着。厅堂前很多拖鞋、杂乱地躺；中间跪着蹲着升腾的火光，吹开香烛的紫色的烟；里面挂着白色的帷幕。地上凉席被很多的重量压着、挤着，叫我也坐在里面去。有凉席，有枕头，有被子,有许多话语……而再里面，“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被知晓的当然不只是这样一种宣告性语言行为。葬礼的第二天，在鸣炮声中，在唢呐、鼓号响中，在念叨语中；在强挤出的哭中……有人死了，那么隆重而吵闹。一扇门里面的事情，竟那么露骨开放，一炷又一炷，香火来来往往；却又如此狭窄卑微，茕茕八尺，再装下什么？一堆纸钱烧尽，十来滴眼泪挤干，各种悼词密密麻麻又冷冷清清，还有死人的旧的新的衣物成了直直颤颤的黑烟、在风中没了温度……有人死了，他的躯干在热闹的风中、冷清的秋中也远去了形影。在他也许出众也许平凡的生命历程里，最终得到了响亮的宣告式的死者的体面。

有人死了，死生亦大矣，生者痛哉，把死者操办安排，但死者不能言说，“有人死了”，竟是生的认知。

 “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总有人死去。阿婆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死了，我去见了她最后一面。不过，我并没有由此而认知。可能是她住院已久、可能是我年纪还小。当时我已经习惯她不在身边的状态，却仍旧有种不能理解出现。升了初中，我才开始尝试去思考理解。我一直在写关于阿婆关于老屋的随笔，我发现那种感觉是与旧物、与记忆分不开的。刚上初三，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死了，我看见空出来的床位座位，那种由孤独感、愧疚感、以及妄想对死者发问并得到回答的感觉所构成的空洞与无力占据了我。有人死了，这不仅是活着的生命对自然定律的认知，生的认知还是死者与生者的相互关系产生的某种感应，这种感应也许是血缘纽带，也许是情感交集等等。所以有葬礼的操办，还有生的思考。

生命中的离别，是偶然，也是必然。每一天的活着还有死去都可以理解为一场场的意外，我们不晓得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降临；但对于唯一的生命个体而言，他的离开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是必然的，有开始必有结束，永生会存在吗？有谁知道呢。但我们很清楚，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生命被定义为死亡，留下他们被定义为活着时所被我们见到的躯壳。在人类的世界里，我们把那些躯壳放诸棺材里骨灰罐里，并在外面堆上坟墓，摆上碑牌，予以活着的人祭拜的场所。是的，对于生者，那不仅仅是碳酸盐硅酸盐的混合物，那里寄存着回忆，寄存着情感，寄存着思考，寄存着成长……而对于死者呢？那可能是落叶归根的最后愿望？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如此愿望着。那么，人类这些纪念躯壳的行为，究竟是为了死者还是生者呢？这又不得不让我思考了，死亡，对于所谓的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给予生者一种状态的定义，还有往后日子里的思念，以及思念的缘由罢了？可惜的是，我们都没有死过，没有权利去回答。

但细细想来，“死亡”竟然都是生者的宣告，我们去定义“生”与“死”？由未经者进行定义与评价，着实有趣。那我也试试：

“一个人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你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第二次是世界没人记得你的时候。”那么，除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其它的都是“生”？姑且就这样认为吧，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以及玄学灵魂意义上的生死。所以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死者”，“死亡”，应该就是他“再活着”的开始。我想，这种意义上的“活着”，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一样，是必然的；而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不一样，是可以永生的，这关乎他在第一次“活着”时留下的东西所具有的时限长短。如此看来，第一次的“活着”与“死亡”对于死者而言，确实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它们影响着第二次的“活着”与“死亡”。苏子说过，“物与我皆无尽也。”或许，我也算把一些胡话说得有点道理了……

我跟着土梯也到了新坟跟前。小山岗的傍晚还很明亮，能够看见远的树、山、云，那里一处人家生了火，袅袅的也是稻香。我听到了矮松和黄榄，在秋风中，回过头，原来是可以缓缓的拜语，一张纸钱牵动了我的思绪，燃尽碳黑色还有热的火浪。我跟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当我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