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主宰多久？
读书笔记：西方将主宰多久/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第一次鸦片战争
本书的前言部分戏剧性的假设1848年维多利亚女王、威灵顿公爵和艾伯特亲王在伦敦码头屈膝等待中国的驻英总督耆英和他身后庞大的舰队。中华帝国成为了英国的宗主国，艾伯特亲王则被幽禁在中国，整个西欧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的阵痛。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是以纳尔逊为标榜的英国皇家海军轻易地摧毁了中国微不足道的海上力量，钦差大臣耆英代表天朝向英国让步并签订不平等条约，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统治着四分之一个世界，中国的首都和皇帝的圆明园被英国远征军劫掠一空，甚至还有一条进献给女王的京巴狗“洛蒂”。那么为何历史会循着后一条路径发展，或者更明确的说为何西方主宰世界？本书便试图给出答案。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能够决定东西方的历史命运吗？
解释西方为何能够主宰世界的答案，多数可归纳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长期注定理论认为东西方命运分流是从苏格拉底和孔子时代开始的，轴心时代塑造的不同的文明基因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短期偶然理论则认为是相对狭窄的大西洋、欧洲的半岛地形和地中海等偶然因素使得西方顺利蜕变为工业文明。
每个时代的特殊环境都会影响特定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占据优势的年代，长期注定理论无疑为西方统治世界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和道德优势。而现在在西方世界相对衰落的时期，短期偶然理论则为东西方在现代化过程的截然不同的境遇提供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答案。但很显然作者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解释都不满意，长期注定理论受制于后视镜似的观察和总结历史的某种趋势。而短期偶然理论则局限于某种个别因素，并不能让人信服。
出于避免这两种观念的限制，作者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放在了公元前17000年前的全球变暖，从那时起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们开始了采集者的黄金时代，由于地理因素的不同，东西方终于开始泾渭分明的历史进程。
·生物学与地理学
距今250万年前，能人在非洲出现，但在 180万年前，能人又突然（误差可以有上万年）消失。新型猿人出现了，并走出了非洲扩散到了整个旧大陆。而到160万年前，在考古记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东西方模式。[1]以有无阿舍利手斧为标志的莫维斯分割线标志着区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开始，当东亚和东南亚还在使用粗糙的石刀时非洲、欧洲和西南亚已经开始使用石斧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在技术上领先东方150万年之久？而新型猿人在东西方分别进化出来的北京人和更聪明强壮的尼安得特人，是否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优势从人种和基因便决定了。
当然这种生物学的长期注定理论是错误的，因为6万年前现代人类再次从非洲散布出去，把过去数十万年内出现的基因差别一扫而空。当两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到达顶峰时，“东方”和“西方”只是日出而日落的方位而已[2]，生物学本身无法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
一万多年前的第一次农业革命
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新仙女木事件”[3]，冰河时期的出现使得东西方的人类从全球变暖时期的伊甸园里被赶了出来，面对自然危机，出于懒惰（不想四处迁徙）、贪婪（获取更多食物）和恐惧（对饥饿的恐惧）位于侧翼丘陵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叙利亚地区）[4]的西方人类开始认真的耕种，试图收获更大的种子，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却是西方发展的萌芽。到了公元10000年，侧翼丘陵地区已经发展出了固定的村庄、某种简单的宗教仪式和需要大规模集体协作的公共工程，而在同时期中国的龙山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考古发掘，人们仍然在洞穴和野外之间变换着住处。在农业文明出现的关键标志上，从公元前14000万年到公元前3000年，除了陶器的发明之外，其他各项主要标志（驯养狗、人工种植的植物、原始文字、城镇、完全农业化等）东方均落后于西方[5]。似乎，西方在文明初生之时起便开始处于领先地位了，而这种优势的原因与种族无关，仅仅是西方地理位置优势。
新月沃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诞生文明的重要因素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侧翼丘陵地区比世界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哪里的人更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6]侧翼丘陵地区拥有更多的谷类种子资源（全球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拥有32种，东亚地区仅有6种）、驯养动物的资源（当今被驯养的14种大型哺乳动物中拥有7种野生原种，东亚有5种）。在解释西方在农业文明诞生之初便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时，种族或者文化上的优越本是无稽之谈，而仅仅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优越，使得西方最早发展的农业。
但是作者又似乎将地理作用提升到绝对性的高度，作者一方面确信欧洲先于中国达到美洲是由于地理优势：季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7]。将18世纪西方产生科学是由于大西洋边境的挑战，而东方由于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要相对温和[8]，没有深入研究科学的必要。由新航路开辟形成的大西洋经济体促使工业革命的产生。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的优势使西方首先产生农业文明、首次按到达美洲、首先产生科学和工业革命，即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统治世界。这种地理决定论又似乎成为了一个长期注定理论，而有悖作者的初衷。
·社会发展指数的瓶颈和天启五骑士
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
在比较东西方文明发展阶段时，作者莫里斯参考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模式，以能量获取、城市化、信息处理和发动战争的能力为四个参数，将2000年人类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并以此为标准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评分。
萨尔贡在公元前2371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
西方由于最早发展出农业文明，所以其社会发展水平也远远高于东方。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最早出现了城市国家，公元3100年埃及成为第一个统一国家，公元2334年苏美尔地区的萨尔贡创立了世界第一个帝国。到了公元前125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已经到了人类第一个瓶颈：24分。而同时期的中国，公元前2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大型城镇（陶寺），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都城安阳成为了东方首个大型城市。东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有近1500年之久，东方赶超西方似乎永远不可能。
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历史的吊诡之处便在于一个文明发展到某种顶峰时，如果不能做出技术或社会政治组织的突破和调整便会走向衰亡，作者在开头便提出因为人民繁衍生息和摄取能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获取的能源（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作者称之为“发展的悖论”。[9]在东西方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到达24分和42分这两个瓶颈时，由于缺乏恰当的机遇和技术手段得以突破，文明则会则会陷入灾难和崩溃，之后社会指数直线下降直至下一轮的复苏。而在瓶颈阶段人类社会通常会遇到可怕的天启五骑士，即移民（外族的入侵和迁徙）、国家的灭亡、饥荒、疾病（大规模流行性瘟疫等）和气候变化。
此后东西方互相赶超更像是命运的赌盘，随机出现的天启五骑士让埃及和苏美尔文明达到24分的瓶颈时崩溃，给予了东方文明缩小差距的契机。东西方同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促使知识分子开启第一波轴向思潮（古代雅典的哲学、中国的百家争鸣等），思考个人成就的本质以及与世俗权威的关系[10]。这最终促使东西方突破了24分上线，建立了古典帝国。而罗马帝国达到42分的新瓶颈导致彻底覆灭，东方的汉帝国也同时瓦解，古典帝国的崩溃让人们对现实生活失去了信心进而催生了第二波轴向思潮（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基督教、佛教广泛传播）。东方文明在隋唐之际通过建立统一帝国，最终赶超西方文明，但又在在宋朝达到42分的瓶颈时也由于一系列事件崩溃。西方又开始逐渐赶超东方，在18世纪初期，东西方文明通过关闭草原通道和开启海洋通道同时超越了43分的瓶颈，站在了统一起跑线上。之后的欧洲凭借地理位置和文化活力开启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能量，使得自此西方远超东方并形成了不可逆的差距，并在1840年迎来了本书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西方文明核心区的扩张、转移和陨落
由于发展的悖论和天启五骑士的产生，西方文明中心在文明产生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扩张、转移或是陨落，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以文明的瓶颈为标准将文明的衰落复兴与文明核心范围的缩小与扩张巧妙地结合起来，描绘出西方文明核心区的变动图。
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入侵
公元前3500年到前1200年，西方的文明中心为侧翼丘陵区和埃及，并扩张至东部地中海。而公元前1200年以海上民族的入侵为标志的天启五骑士，导致核心地区纷纷衰退，文明核心退缩至叙利亚-埃及地区，撒丁岛、西西里和希腊很大程度上与广阔的世界失去了联系[11]。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方文明核心完成了内部重组，亚述建立了第一个铁器时代的帝国，通过建立常备军、赋税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完成了制度革新，并最终突破了24分的瓶颈。而亚述由于过度扩张而崩溃，新兴的波斯取代了亚述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帝国，原西方文明核心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复兴，希腊也成为了新的核心区。借组制度革新，在波斯大流士去世的公元前486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已经比公元前1200年的24分高出了10%[12]。之后罗马在西方文明核心的边缘崛起，通过将殖民和发展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扩张，直至成为囊括几乎整个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核心区也扩散至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公元100年罗马帝国到达了古典时代社会发展指数的新瓶颈42分，开始了漫长的衰落，天启五骑士也在三、四世纪随之而来：移民（日耳曼人和东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国家的灭亡（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饥荒、疾病（大规模流行性瘟疫）和气候变化（罗马暖期的结束）。这些灾难使得西部罗马最终灭亡，西方文明核心区也退缩至东地中海地区，古典世界就此结束。
罗马治下的和平的结束导致人们试图在这个扭曲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新的救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便应运而生。古典时代的罗马和波斯帝国经历蛮族入侵浪潮后苟延残喘下来的波斯萨珊和拜占庭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垂死挣扎后所有的荣耀和悲剧都被阿拉伯人清出了历史舞台或者成为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将宗教救赎的狂热和军事扩张结合，消除了古典时代的最后一丝遗迹。西方的文明核心地区也转移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地区，但是同波斯罗马一样，帝国面临统治过大的疆域和开支，并受到十字军和突厥蒙古人的入侵，最终衰亡，西方的文明核心也转移至地中海地区（埃及-意大利北部）。之后的历史轨迹便是人们熟知的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使得西方顺利突破42分上线开启工业革命。西方的核心区也有地中海转移至西欧并最终扩散至美国。
东西方核心地区的转移和扩张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重大历史事件和西方文明核心地区的变动：最初的侧翼丘陵区；海上民族入侵—缩小至埃及、叙利亚地区；亚述、波斯和罗马帝国和希腊的建立—扩张至环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的覆灭—退缩至东地中海地区；伊斯兰的兴起与波斯拜占庭的衰亡—转移至伊拉克、叙利亚地区；伊斯兰的衰亡—转移至埃及、意大利北部；新航路的开辟—转移至西欧地区；工业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大战—扩散至北美。
那个才是西方世界呢？
作者在长篇论述西方文明核心区的变动，但是作者是否含糊了东西方的具体定义？经济学家眼中的“西方”，必定是工业革命的核心西北欧一带，这事实上也是人民普遍认为现代处于主宰地位的那个“西方”。作者定义的西方范围涵盖了整个欧洲、中东和北非，穆斯林也一度处于西方的核心，另一方面却将“东方”定义为仅指中国和日本。但是作者在书的后半部分讲述西方最终超过东方时，却又只字未提西欧之外的地区，如果将西方定义为西欧，那么按照社会发展指数而言，西方领先东方仅仅是1773年之后的短短300年，这更像是短期优势而非必然趋势。而作者这种“西方”的定义是否只是为了论证西方领先东方的历史长期性和合法性就不得而知了。
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东西方之分
在相当长的历史上本无以中国和欧洲为中心的东西方之分，罗马的东方是波斯，汉代的西方是中亚，中国和欧洲处在亚欧大陆两端，近代之前并无频繁接触。以中国和欧美为中心的竞争、比较更像是近几十年中国迅速崛起后的事情，在近代之前双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正如作者所言社会的不断发展总是改变着地理的意义，并到了21世纪，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13]只有全球化中国和西方能够密切接触和交流互动时，比较和竞争才有意义，但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变得毫无意义。
·历史的关键节点:541年和1773年
不同于西方过于冗杂多线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核心区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当简化。东方文明最初的国家商和西周处于低端统治时期但是随着不断的扩张，国家趋于分裂，春秋时期解体为数百个诸侯国，并在公元5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了24分的瓶颈。与西方的亚述帝国一样，东方的战国七雄也通过中央集权完成了制度革新。之后的历史与西方极其相似，处于边缘地区的秦国同罗马一样，两者都把在旧核心区域实行的新组织方法和在烽火前磨练出的军事手段结合起来，是两个后发优势的典型[14]。
6世纪中国发展指数超过“西方”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达到了古典时代的顶峰最后崩溃，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为两部分，西部罗马和中国北方被蛮族占据，东罗马和东晋王朝宣称拥有旧帝国的统治权。东晋和拜占庭帝国都是先进国家，拥有完备的官僚体系、税收制度和受薪军队[15]。同西方的基督教普遍盛行一样，佛教也在东方文明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罗马帝国崩溃后不同于其它幸存并开始重建的古典世界，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刚刚形成的脆弱帝国结构，使得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16]而在中国的南北朝后期形成了北方：先进国家和落后经济与南方：分裂国家（国家组织机构涣散）和先进经济的对立局面，北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轻而易举的统一了中国，重建了帝国，社会发展指数逐渐恢复并逼近42分的瓶颈线。公元541年，即隋朝统一中国的48年前，东西方的发展指数相同，第一次超过了西方。
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帝国稳步扩张、不断重建的历史
同罗马帝国一样，宋代达到了42分的瓶颈线。但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崩塌，东方发展指数直线下滑。到了1773东西方发展指数同时突破42分瓶颈限制，在东亚清朝通过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关闭了草原通道，这也意味着天启五骑士中的迁徙（游牧民族的入侵）被彻底堵死。不仅仅避免了帝国的崩溃，它还开辟了一个草原宝藏，突破了数千年来社会发展限制在40分左右这个低水平的极限。[17]同时在欧洲，航海大发现开启了海洋通道，大西洋不在是一种屏障，而更像是一条高速公路。大西洋经济系统提供的足够资源、廉价的交通和广阔开放的市场使西方也同时突破发展水平的瓶颈。此时东西方的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仍是相同[18]，东西方同时突破了瓶颈，但是之后的历史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西方产生了科学和蒸汽机，而东方却陷入停滞。而当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东西方的差距就会在1840年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文明的动力：如何突破瓶颈？
在本书中，作者设定的三个人类发展指数瓶颈分别为24、42和1000。东西方文明通过强化国家机器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突破24分的瓶颈建立了古典帝国，之后又通过开辟海洋通道和关闭草原通道突破了42分的瓶颈。之后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飞跃，让人类逼近1000分的新瓶颈。每当社会发展到瓶颈时，发展的悖论和天启五骑士总会让社会崩塌直至找到技术或政治上的解决方法。甚至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突破瓶颈的核心就在于如何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整个旧大陆唯有西欧没有被蒙古及之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征服
枪炮、病菌和钢铁似乎是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塑造力，文明的互动会让文明获得突破瓶颈的契机。游牧民族凭借马和铁制武器，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和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间，[19]对当时的各个文明中心掀起了入侵，带来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并使得铁器广泛使用，最终建立了高端统治形式的古典帝国。如同公元前2千世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的过度一样，3到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20]。古典帝国秩序的崩塌使得跨区域帝国得以出现（伊斯兰帝国、蒙古帝国），欧亚大陆实现了整体化，技术等以更加迅速的传播，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四大发明、马镫等）通过阿拉伯人扩散到亚欧大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互动，带来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完成了对各文明的一次次摧毁和重建。那么为何西方在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次侵略浪潮（公元1000年到1500年突厥和蒙古人）后成为巨大例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作者强调说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使得西方发现美洲，进而产生科学和工业革命，当西方偶然发现美洲后，西方文明受到了跨大西洋的技术挑战由此产生了科学，而为了解决大西洋经济系统带来的生产力挑战产生了工业革命。这种适度的挑战刺激对方获得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性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21]文明挑战-迎战理论能够用来解释西方的进步，但是一个系统性的巨变显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偶然的地理因素。
在古典时代各个文明都面临这新瓶颈，即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帝国的政治结构所不能突破的。各帝国的兴亡模式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22]而西方的巨大例外则在于蛮族的持续入侵使西方没能像其它地区一样重建古典帝国，因此只有西方能够毫无束缚的朝着新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而言之，新的文明。[23]通过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使得科学产生，不同于帝国的建立适应了以铁器为代表的生产力，这一次则是科学和工业革命适应了新的政治组织，即适合的上层建筑为生产力革命铺平了道路。
我们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未来？
《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强调西方统治世界有其长期性，但并不是天定和必然的。作者用社会发展指数来描述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瓶颈，通过强调地理因素带来的技术和政治变革突破瓶颈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地理因素是否有如此重要，我恐怕不能赞同，但是如同作者所言，地理这个名词在21世纪似乎已经毫无意义。目前人类似乎面临着1000分新的发展瓶颈，新的天启五骑士也初现端倪。中东非洲难民纷纷移民至欧美，穆斯林比例在西方国家日益增大，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中东国家政权纷纷崩溃，大国对抗日趋激烈。世界人口不断增多，食物更加紧缺。全球变暖带来了生态灾难，以及可能出现的气候移民和粮食产量萎缩，新的疾病如同艾滋和新型流感不断出现。这才是本书给人最大的警示，人类如果不能突破新的瓶颈所带来的灾难对于整个东西方文明而言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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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8页。
[2]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32页。
[3] 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性植物，用来命名北欧地区出现的寒冷事件。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lly_Flanks
[5]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66页表2-1：东西方起源的对比。
[6]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57页。
[7]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272页。
[8]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313页。
[9]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前言第20页。
[10]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377页。
[11]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
[12]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151页。
[13]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412页。
[14]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160页。
[15]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199页。
[1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17]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二版，第196页。
[18]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第186页，表7：人均工业化水平，1750年中国与欧洲均为8。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21]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2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2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