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枫

文／唐映枫

1.

写完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的故事》，我忽然想起，我曾不止一次听过音乐圈的前辈们说起，他们想要成为鲍勃迪伦那样的音乐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仿佛有微弱的光。

我回忆起我第一次听到鲍勃迪伦的年纪是十三岁。电影《阿甘正传》中，珍妮在脱衣酒馆里用吉他挡住赤裸的上体弹唱着《Blowin’In the Wind》，这时的画外音是阿甘，他说：“她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她成了一名民谣歌手。”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在手机才刚开始支持MP3功能的年代，我无法找到这首歌的出处，但也会不时地哼起。影片中，阿甘一拳打向骚扰珍妮唱歌的酒客，并一把将珍妮抱离困局，但我当时的想法和影片中那些嬉笑的酒客们一样—— 她应该把挡住胸部的吉他拿走。

后来我知道这首歌是来自鲍勃迪伦，他一生的身份、褒贬和成就不胜枚举，无论早年作为民谣歌手艰难卓绝的理想主义生活，还是1960年代初便成为民歌界的最闪耀的一颗星；他是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个骗子，包括后来极具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事故，诺贝尔文学奖……我又想起前辈们的话，我不确定他们是想成为哪一个鲍勃迪伦。

再后来，我被周围的人不止一次的问起，你想成为林夕那样的词作者吗？我脑中又无来由的浮现出珍妮在脱衣酒馆里抱着吉他唱歌的画面，但我已经不想看她被吉他遮挡住的胸部了。

2.

最近买了一本新书，是邹振东老师的《弱传播》，讲互联网舆论的，被我放在床头不时翻起。语言是一门玄妙的学问，传播更是。一个做艺人总监的朋友说，每一次互联网传播介质的迭代，必会伴随一次音乐审美的降级。我在心里打算否决这个说法，但一时无法找出更好的论据。

我还是无法彻底地介入这样完整的商业视角，在没有巨大的利益产生之前，我便不会被此裹挟，我似乎永远可以对自己说，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经历过频频地被侵权，被抄袭，迎合与自我之后，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如我想象中符合逻辑。好的作品永远伴随思考，但创作应该纯粹，我对自己说是这样的。

3.

有一次，在酒吧里约见一个正经历了网络是非的朋友。当时他显然还没有从巨大的舆论中缓过劲来，他强打起精神说，起初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后来才恍悟事实并非如此。他说，他用生活的逻辑思考因果，但互联网自有一套逻辑。我说，多经历过一些事，就在这个时代里多得到一把解题的钥匙，我们都不是聪明的人，只能亦步亦趋，这是一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在网络上我们都无意识地伤害过别人。

我很想把邹振东老师的书借给他，但又想，如果消解内心负面情绪的方法，是倚靠对规则的透视而非从自身道德行为上去自判，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犯错之后是善于给自己开脱的，这是出于感性的自我保护，并非理智的本意，应该警惕。

朋友指出，我有一点说得不完整，其实我们在生活里也无意识地伤害过别人。最后他说，如你所言。伤害并非本意，但切换到被伤害的视角后，人生便多了一把钥匙。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吧？我看着他沉浸在某种释然的情绪里，适宜地说道，我不太喜欢这里放的音乐，下次别来了。

4.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将精力投入在了音乐之外的别的地方。但逢人交谈最多的话题，还是会绕到我写的作品上，这让我感到有些烦厌和不安。曾几何时，来到北京做音乐，像一个巨大的、新鲜而出离的梦。现在，我清晰地感受到，它正在失去作为一个梦境该有的幻觉。我还是会惯性地去反抗习以为常的一切，比如音乐这个梦做得太好，于是它就成为我反抗的新目标。

近来，我的创作对象不再有理想和虚无的光景。我会给每年要接的商业合作定下一个能够维持生活成本的数量。我不再钟情于场景的构建，它们有了更清晰的指向。如果一定要写，我也希望温暖一点。几乎是在毫无意识地情况下，我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故乡在我的文字里终于沉没。

我被周围的人不止一次的问起，你想成为林夕那样的词作者吗？不想。我果断地说。曾几何时，我也可以选择像珍妮一样脱下衣服，站上台去，但现实没有阿甘替我向生活挥去拳头，人生是这样的困局。

5.

三月，北京的天色蓝得像一片廉价的墙纸。你最近在做什么？老朋友叙旧时总会问起，我最近什么也没做，健身、吃饭、计划旅行、看电影。偶尔倒计时，想着该醒了。

分割线

我感觉现代人太着急了，看一眼照片，听一段语音，道两句晚安，就喜欢上了。不过讨厌的也很快，喜欢了两三年，最后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决定放弃了，多情又冷酷也挺好的，速战速决总好过暧昧不清。就只怕杀伐果断的遇上了藕断丝连的，情意绵绵的爱上了见异思迁的。这世上，赢得多半是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