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天坛
戊戌初春周末黄昏,一道如血残阳抹过天坛祈年殿圆顶,把圜丘外一片百年古柏林染成桔红。游人渐渐散去,我静静地坐在九级台阶条石上,默默倾听着一个世纪前帝王祈天时紫金编钟敲出的悠悠嘹音。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天坛,那时满眼看到的是景,今日重游,更多的是深深思索。天坛,是目前世界仅存最大的皇家“祭天”“祈谷”之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经明嘉靖、清乾隆等朝增建、改建,建筑宏伟壮丽,环境庄严肃穆,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两代共有22位皇帝来此祭天,最后一次是清光绪33年(1907年),距今也已经111年了。百年沧桑,弹指一挥,逝者如斯,殿宇尤存,令人感叹。
祭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化活动,早在夏商周春秋战国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祭天仪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封建王朝不断演化推进,完善了更多的礼法仪规,活动更为复杂,声势浩大震天动地。我不是历史学者,但置身于天坛之内,不免对于古人祭天活动有了点滴体会。
古代帝王热衷于祭天,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信奉,二是愚民。先说信奉,古代自然科学极其落后,人们不知道地球之外的天体世界,对四季演变及风雨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不能用科学知识解读,只能相信是上天的主宰。因此虔诚笃信上天,设坛祭拜,祈求保佑子民平安五谷丰登,这种信奉应该是十分真诚的。再说愚民,帝王自称为天子,即上天之子,上天主宰世界,天子代表上天管理亿兆百姓,天经地意。皇帝祭天,祈求其统治永固;臣民朝拜天子,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以此形成礼法甚至国法,祭祀活动实际逐渐成为封建帝王统治百姓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提出了天体新学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也大多心知肚明上天其实是虚无漂渺的,但仍然更加强化祭天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愚民,稳固其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史把清康熙、乾隆统治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我却不全然苟同。“盛世”不能简单的以统治时间长短进行纵向比较,还应与同时期世界各国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自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欧洲普遍开展了“立宪”革命和“工业革命”,靠民主政治和科学知识富民强国,一个个弹丸小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不如中国一个省面积大的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始疯狂的海外殖民和掠夺,日本靠“明治维新”也崛起于东方强国。而此时,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仍然自信为天朝上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维持其统治。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应该恰恰就是在自诩为“盛世”的乾隆时期,对外闭目塞听,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控制通商,加之内部官史腐败,逐渐病入肌理,大清帝国岂能不亡?
相反,我却十分同情和赞佩光绪皇帝。这是一位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改革意识的封建帝王,怎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环之下而郁郁不得其志。1907年,也就是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还剩下三年左右时间,光绪皇帝作为最后一位封建帝王到天坛祭拜,心中苦楚恐难于言表。是祈求大清王朝继续繁荣昌盛,还是感叹“戊戌变法”百日而终?
今年恰逢“戊戌”之年,作为改革先驱的光绪皇帝如在上天有灵,也应心安了。华夏中国历经百年奋斗,早已摆脱封建压迫和外强侵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更是民富国强,昂首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方式,改则进,不改则后退,中国近代发展史恰恰证明了这个道理。
日暮中的天坛,昨天是古代帝王们用于愚民的工具,今天则是万人游览的一座精美建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靠天命愚民注定是不会久远的,而唯有不断改革创新,造民福祉,才可创万世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