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4100多年前，祖先们就把“选人用人”的标准付诸了实践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于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再次成为新时代的热词。实际上，“德才兼备”也一直是中国人选拔人才和提拔干部的首要标准，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必须有大量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完成伟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了德才兼备的重要性。

究其出处，“德才兼备”在历史文献当中，是评价鲁肃的，那么更早期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始祖。

尧舜以德为先，禅位让贤

据史料记载，早在4100多年以前，当时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尧，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丹朱，十分顽劣，尧用了很多办法去教导，甚至发明了围棋的雏形石子棋，就是希望丹朱通过学棋的过程，修生养性，并从棋理当中学习治理百姓、军事和领土的道理。但是都不奏效，便只好将这个亲儿子流放到南方，眼不见为净。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尧便召集四方部落的领袖商议，要他们推荐品德高尚的人选，舜就是经过这样的举荐进入了尧的视野，但是尧帝还是不放心，于是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要女儿们考察他的德行，并布置了个任务给他，要他向百姓推行品德的教育。

舜就以自身的蓝本，教化民众用“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来规范行为，由于他以身作则，推行的“五典”也确实让百姓觉得生活更加幸福，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教诲，主动遵循五典行事。

经过了三年各种执政施政的考察 ，尧终于认可了舜的德行和能力，放心让他接替了自己的天子之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因为在此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君王，都是伏羲直系后人，可以说是有皇族血统的，但舜的出生却非常贫寒，父亲还是一个盲人。

舜当上帝王之后，依然保持了高尚的品德，在拟定自己的继承人时依然延续了先帝尧的做法，虽然自己九个儿子当中，有个叫义（因封商地，赐号“商均”）的很有能力，但是他还是提出了更明确的思路：一国之君 ，责任重大，如果举国上下，有一个人德才在商均之上的，那他就不能把王位交给商均，要给那个德才更高的人。并且舜还强调，官宦之子，不是都可以为官，帝王之子，也不是都可以当帝王的，必须要论才德，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戴。

最后，舜就把帝位传给了另一个当世贤者——禹，而尧舜所创的禅让制，使当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重要治国哲学之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也经过了历史实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德才兼备”为什么要以德为先？

在对人(这里讨论的范围是个人的素养，在治理国家的层面上，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基本方式)的管理中，中国重视“德治”（在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的前提下，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日本重视“人治”，美国重视“法治”。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这其实跟各自文明的历史渊源有着极大关系，我国新时代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华夏文明几千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上从未断流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是经过长期岁月洗礼，不断在各种形态的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经过反复提炼的，是正面、积极和向上的观念集中体现，所以“德治”其实代表着更高要求、更强约束和更大作用，较之其他国家的管理理念，“德治”更重于教育和预防，而其他方式更重于惩罚和威慑，其中的前后高低不言而喻。

那么反推，如果一个人的“才”先于“德”呢？其实这在新时代新环境下，已经无法完全经受住大众的考验了，随着信息渠道的拓宽，大众视野的开拓，人们对自己的老板、上级和领导包括政府官员，其实心里比过去是更有一杆秤的，对管理水平提升是提出了更多需求的。

在科技创新发展不断加速的大环境下，专业领域只会越来越多，管理者已经不可能在每一个专业领域上依靠才学来指导工作，更多的需要在具备一定业务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管理能力，有效的衔接起专业人才构建起协作桥梁，那么对管理者“德”的要求就无形提高了，有“德”才能决定本领水平，奉行以身作则，维护集体利益，实现精准激励，做到公平公正，拒绝私欲腐蚀。

如果才干尤其突出呢？那么能不能放低对“德”的标准呢？

王阳明在《传习录薛侃录》中早已给出了答案，阳明曰：“所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这个很好解释，就是说所谓圣人，是要看做人的精纯，不能光看实力的多少。纯洁的美玉虽轻但总比充满杂质的顽石价值更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能耐越大，责任就越大，如果没有道德约束，那么产生社会危害就越大。

后记：现在总有一种说法，说尧舜的禅让制只是政治斗争的遮羞布，是权臣当道的一种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说法难免有哗众取宠、不负责任的嫌疑，不敢苟同，一是并没有看到相关文章提出过确凿的证据和记载能够证明当时发生了权力斗争，主要还是靠猜测臆断；二是当时的部落联盟环境下，皇族的统治力还是强于地方诸侯，带有突出的君权神授色彩，上古时期很多关于战争的记载，基本上都绕不开伏羲的后裔内部纷争和蚩尤九黎族的骚乱，而他们的首领都出生高贵；三是禅让制虽然很快被世袭制取代，还是离不开后世帝王的军事影响和社会影响，延伸到后代子嗣，但禅让制产生的时期，制度得益者舜和禹，并不具备这样的原始积累。但之所以把这种说法提出来，还是笔者希望给自己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用更客观的眼光学习历史和解读历史，并接受读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