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里的香港风情

《花样年华》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苏丽珍与丈夫、周慕云与太太碰巧在同一天搬家成为邻居。不久，苏丽珍与周慕云先后发现他们的配偶偷偷走在了一起。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在一起商讨对策，模拟出轨者开始的场景，排演未来可能发生的故事。渐渐地，两人互生情愫。随之而来的，是街坊的闲话，是良心的不安。欢悦时抗拒，分开后又思念。两个同样怯弱的人谁也不肯主动。一个是退，一个是一退再退。于是周慕云终是决定离开香港。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沉默。

周慕云将她的沉默当作了无声的拒绝，而当苏丽珍鼓起勇气去找他的时候也只余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花样年华》里的香港风情

之后，苏丽珍曾打过电话，接通后却不敢出声。后来她偷偷去他住的地方，在他的房间里点烟怀念他的味道，然后将那双属于她的绣花拖鞋悄然拿走。

而当周慕云回到香港打听时，才知道她已有了孩子。

情随事迁，物是人非。

“以前的人，心中如果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会跑到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进去，再用泥巴封起来，那秘密就永远留在那棵树里，没人知道。”

影片的最后，周慕云将秘密藏在了吴哥窑里，将所有的爱与遗憾留在了那里。

《花样年华》里的香港风情

情节是俗套的，但出色的电影就在于能把俗说得不俗。《花样年华》的惊艳之处便在于此。

《花样年华》脱胎于刘以鬯的小说《对倒》，最明显的是影片中的三次字幕和情感上的契合。而在我看来，《对倒》对电影最大的影响是那种小说化、艺术化的叙事风格。

大部分电影都是靠情节、靠对话推动的，而《花样年华》却省略了无关紧要的情节和对话，甚至连周的太太和苏的先生两个人的正脸都没出现。情节的过渡全靠意象来展现甚至直接省略过渡。这固然使得影片的情节更加晦涩难懂，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别出心裁的尝试，并且它的效果是令人惊喜的。

小说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气氛的渲染，在电影中通过意象的隐喻和象征来完成；小说中随意切换的叙事时间，在电影中通过慢镜头与情节的高度省略实现；小说中频率的重复，在电影中则用重复蒙太奇来塑造。

其他电影固然也能活化小说叙述的优点，但《花样年华》显然是最彻底最成功的。

《花样年华》在借鉴小说叙事风格的同时，电影所独有的叙事手段也呈现得淋漓尽致。色彩的搭配、语言的转换、配乐的烘托，使得影片比起小说能给人更多的冲击与共鸣。

影片中所选用的配乐，《Yumeji’s Theme》低沉悠扬，与画面浑然一体。其他如周旋的《花样的年华》等同时代的歌曲，则助推着60年代香港风情的展现。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张曼玉在影片中不重样的23套旗袍。且不说旗袍颜色变换所体现的人物心境情绪的转变，单是看着张曼玉身着旗袍那曼妙的身姿便是一种享受。

60年代的香港与30年代的上海是一脉相承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旗袍。

木心曾在描述旗袍时称道：“旗袍贴身而不贴肉，无遗而大有遗，如此才能坐下来淹然百媚，走动时微飔相随，站住了亭亭玉立，好处正在于纯净、婉约、刊落庸琐……清灵朴茂，表里一如，家居劬劳务实，出客神情散朗。”

当苏丽珍往街头一站，这段话就似灵魂有了肉身。

影片所想要展现的60年代的香港，在苏丽珍身上就已成功了一半。

除此之外，还有那倾盆大雨中微醺的路灯、悠长而寂寥的楼道、被风吹起的满眼的红窗帘，无不给人美的感受。

在美的面前，意义倒是次要了。

在导演王家卫和摄影杜可风娴熟而高超的技法下，故事就这样由俗变成美，上升为艺术，同时给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香港情调。

重温《花样年华》，其实是怀旧，怀念那身典雅的旗袍，怀念那个绚丽的时代。正如我上文所说，60年代的香港与30年代的上海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长恨歌》里王琦瑶的死象征着上海的风情的消散，周慕云封存在吴哥窑里的又何尝不是香港的矜贵？那时的香港，传统文化的残影余波犹存，动荡与不安才缓缓拉开序幕。人们浑然不知，唱着最后的欢歌。至此之后，香港开始了经济的繁华与飞跃，不可谓不繁华，却再与矜贵无关。

《花样年华》里的香港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