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的同伴
柏拉图反感诗歌。事实上，他的表述更极端：应该把诗人、各类剧作家及男女演员统统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他认为究其本质而言，诗人所说的很多事都并非真实。更坏的是，他们还劝别人要对此信以为真。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骗子在理想的国度中游荡，还付钱给他们来创造假象？诗人甚至都算不上说谎高手，但是就算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真实，我们还是被诗人们用某种特别的方式欺骗了。
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对于有机体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有益，这道理显而易见。了解世界让我们有办法在世上生存。那么，为何虚构的内容也同样重要？为何它要帮助人们说谎，而且是以一种根本骗不了任何人的方式说谎？为什么诗人就算没有被“理想国”中的统治者驱逐，也没有因进化的自然选择而消亡？对照孩子，我们会对这个进化问题有更生动的了解。孩子是世上最天马行空、最热情的虚幻内容创造者。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假象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从开篇至此，我一直都在讨论儿童关于物理和生物世界的因果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所带来的各种想象与可能性的反事实推测。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的因果知识反映在他们的假装游戏中，甚至小婴儿也会把球假装成苹果，把积木假装成小车，或者把铅笔假装成梳子，而且，他们能想出这些反事实所导致的结果（苹果可以吃，小车会跑，梳子可以梳头发）。了解某事件如何导致另一事件发生，让我们能够获悉什么事将会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在本章中，我将谈谈另一种因果知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想象。儿童同样会建构关于心理世界的示意图，用心理的理论取代关于事物的理论，用日常心理学取代物理知识。这类示意图在儿童生活中发挥了更加关键的作用。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而言，理解他人能做什么，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这比认识和改造物理世界更重要。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这种“马基雅弗利式的权谋智慧”[1]的发展是人类认知进化的发动机。人类个体是一种无法自己生存的可怜生物。我们的存活取决于我们让他人做自己希望之事的能力，结成同盟，组建联合，形成团队。就像弄清楚火的原理让我们能够烹制食物、吓退野兽一样，弄清楚欲望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能够结交朋友或避开敌人。
你可能会期望这类心理学的因果图也反映在儿童的假装游戏中。事实上，有一类最显著的假装游戏恰好涉及创造反事实人物，即假想的同伴。创造出假想的同伴反映出一种特别具有人类特征的社会和情感智能。乍看之下，假想同伴这类怪异的现象似乎很难与那种认为儿童是主动尝试着理解世界的小小科学家的看法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假想同伴这种游戏化的自由正是童年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保护人类未成熟期所采取的策略。
孩子的假想同伴
我自己童年时的一个故事，可以算是高普尼克家的恐怖故事，就像恐怖心理小说《螺丝在拧紧》（Turn of the Screw）一样，那是一个关于“邓泽”的哥特式传说。按照我妈妈的说法，两岁时，我坚持说，有一个名叫邓泽的奇怪小人住在我的婴儿床里。刚开始时，他很友好而且很好玩，但是“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坏”，而我妈妈却只把这当做是含糊的吓人故事。后来，我极其害怕邓泽，以至于根本不肯上床睡觉。所以，妈妈就决定让我和小一岁的弟弟换床睡。但是，当她抱着弟弟，准备把他放到我的婴儿床里时，弟弟突然尖叫着抱紧妈妈，并且惊恐地指着婴儿床上我曾看到邓泽的那个位置。
假想同伴是童年期普遍而神奇的现象，激发了许多心理学的猜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系统地对此进行研究。心理学家玛乔丽·泰勒（Marjorie Taylor）[2]决定填补这种空白。（她受到自己女儿的启发，这个小姑娘花了大量的童年时光假装自己是一条叫做安布尔的小狗，之后又让自己成为好莱坞的一名女演员。）在她的著作中，我们见到了许多假想的同伴，例如，小疯和小狂，它们是两只粗声粗气但羽毛鲜亮的可爱小鸟，住在一个小女孩的窗外，它们的喋喋不休有时候让这个小女孩快乐，有时候又让她厌烦。再如，小奶油长着一条垂到地板上的金色长辫子，她不仅仅向创造她的3岁男孩解释托儿所里会有哪些紧急状况，而且还帮这名男孩的妹妹顺利过渡到幼儿园。邓泽的故事，至少按照我妈妈所说的，意味着我和我弟弟都太有想象力了（或者可能是太疯狂了）。但是，泰勒的研究向我们揭示，假想同伴普遍得令人惊讶。
泰勒随机选取了一些三四岁孩子及其父母，问他们关于假想同伴的一系列详细问题。63%的儿童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头脑中奇异的假想生物。泰勒在不同的场合重复了同样的问题，发现每个儿童所描述的假想同伴始终一致。此外，他们的描述也与父母的单独描述十分吻合。这表明，儿童确实在描述自己假想的朋友，而不是一时冲动地创造一个假想同伴来取悦实验者。
许多假想的同伴都很有诗意，例如，班特住在光线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菲塔会在沙滩上搜寻海葵。有时，假想的同伴是其他孩子，但有时则是小矮人或恐龙。偶尔，孩子自己也会变成假想的生物。写到这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花园，邻居家3岁的女孩和她妈妈站在一起，正握紧手掌，发出咆哮的声音，她的脖子上套了一个拴着皮带的呼啦圈，皮带的另一端握在她妈妈手里。这位母亲向另一个3岁孩子解释道：“别害怕，她是一只非常温顺的小老虎。”
让人郁闷的是，小男孩似乎总喜欢变成力量很大的超级生物，而小女孩则更喜欢创造出一些小动物来怜悯照顾。这两种模式在我的3个儿子身上都有所体现：银河人，大儿子那吓人的超级英雄密友；特曼森博士，二儿子那长着鸡蛋脑袋、有点好笑又有点阴险的疯狂科学家朋友；住在小儿子口袋里的又小又脆弱的双胞胎。
假想的同伴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很坏的，就像邓泽那样。他们甚至可能是难以接近的。我的弟弟，曾经被邓泽吓坏了，现在已经长大为人父，做了《纽约客》的作家。他3岁的女儿奥利维亚在曼哈顿长大，她也开始创造假想的同伴。奥利维亚假想的朋友是查理·拉维奥利[3]，他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不能陪奥利维亚玩。奥利维亚很伤心地说，她有一次在咖啡店碰巧遇查理，但查理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所以她只能在假想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拉维奥利，我是奥利维亚，请给我回电话。”
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都会有假想的同伴，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这似乎能抵抗成人的影响。有些信奉基督教的母亲们不许孩子假想同伴，因为她们认为这些可能是魔鬼。印度教的母亲们不许孩子假想同伴，因为这可能是前世的显现，将会带走现世的灵魂。许多美国家长虽然允许学前儿童假想同伴，但稍后就不许了，认为此种念头很古怪。
但无论如何，假想的同伴始终存在。至少有些孩子在公开表示放弃之后，仍偷偷地保留了假想的同伴很长时间。例如，墨西哥画家芙烈达·卡萝在她的自画像中画上了童年时的假想同伴；摇滚歌星科特·柯本自杀时把遗书留给了假想的同伴博达。（虽然无法否认，这些例子也许验证了家长们对假想同伴这种怪异行为的担忧。）就像邓泽的例子，假想的同伴有时也会在兄弟姐妹之间传承。但是到最后，他们通常都会从孩子们的大脑里消失，了无痕迹。例如，邓泽只存在于家庭传说中，我和弟弟根本就不记得了。
正常的古怪
泰勒的研究发现，有假想同伴的儿童与没有假想同伴的儿童之间存在相对较小的统计学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年纪较大或独生的儿童比年纪较小的弟妹更可能拥有假想同伴，外向开朗的孩子也比内向害羞的孩子更容易有假想同伴。看电视较多的孩子较少有假想同伴，看书较多的孩子亦然。可见，沉浸在他人的想象世界中的孩子似乎很少会自己创造想象世界。事实上，儿童是否创造假想的同伴，这几乎是随机的。而假想同伴似乎是儿童的普遍特征，而非特殊的天才儿童或有想象力的儿童专有。
就像假装游戏一样，假想同伴的生动性，尤其是他们产生的情感的真实性让过去的心理学家们得出结论：假想同伴表明儿童对现实的理解并不稳定。特别是弗洛伊德学派，将假想同伴视作某种治疗需求的标志，昭示着需要治疗的神经敏感症。我弟弟曾发表了奥利维亚和查理·拉维奥利的故事，之后，他收到了大量深入分析《纽约客》的读者们的邮件，纷纷诊断奥利维亚有什么问题。在流行文化中，假想同伴也发挥了一种类似于心理分析的作用，诸如在恐怖电影《闪灵》（The Shining）和伤感的《迷离世界》（Harvey）中那样。
但是，假想同伴并不是判定天才或疯子的指标。有假想同伴的孩子并不会比别人更聪明、更有创造力、更害羞或是更疯狂。假想同伴既不是痛苦与伤害的产物，也不是病理学中的先兆。的确，有些孩子似乎会借助假想同伴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假想同伴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简单的快乐而已。
泰勒发现，即使那些拥有活泼而生动的假想同伴的孩子也清楚地知道，这些伙伴都是想象出来的，总之，就像他们知道现实与虚构的差异一样。孩子能够区分假想的朋友与真实的人，他们甚至会自发地评论这种差异。泰勒使用的实验方法中，孩子要面对一名认真的提问者，这名成人会追问各种细节，例如，迈克·罗斯的巨人爸爸叫什么名字，或者恐龙高金的尾巴有多长。在实验中，孩子经常会打断话题，带着对提问者头脑是否清楚的明显担忧，提醒他，这些角色终归只是假装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真的啦。
随着年龄增长，一种新的想象活动往往会取代假想同伴。“平行世界”是一种假想的社会，而不仅只是假想的个体。它是虚构出来的有着独特语言、地理风貌和历史的世界。例如，勃朗特姐妹年纪尚小时就已经虚构了许多平行世界，同样，电影《罪孽天使》（Heavenly Creatures）的真实原型，那两名青少年谋杀犯也是如此。
泰勒凭借着自己的访谈技巧发现，与上述例子相比较，很多普通的、没有文学气质的、不打算杀人的十多岁孩子也会创造他们自己的平行世界，就像大部分普通的4岁孩子会创造假想同伴一样。例如，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创造了一个叫做提克里斯的星球，上面住着名为“沙丘犬”的体形庞大的巨犬、蓝人（蓝色皮肤的类人动物）和长着7排牙齿的阴险种族戴尔格里姆。从9岁开始，提克里斯星球在这个孩子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部分，一直到12岁，它才像早先的假想同伴那样渐渐消失。当然，年纪较大的孩子们所钟爱的书和游戏，如《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龙与地下城”、“魔兽争霸”都与平行世界有关。也许，平行世界不像假想同伴那样为人熟知，部分原因是它不太常见，部分原因则是它更加私隐，不太可能拿出来和成人交流。
创设心理的示意图
为什么儿童会创造出假想的同伴呢？此前，我们已经看到反事实思维与因果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于是，我们也许会希望在心理的反事实与其他心理知识之间也有所联系。假想同伴就是心理上的反事实的典型例子。当想象中的泰迪熊打翻了茶杯，地板就会变湿。同样，如果婴儿床的另一头有一个恶毒的小人，或者电话答录机的另一端有一个繁忙的纽约人，他们也会有这类因果行为。假想的同伴反映了人是什么样的，会如何行动。假想同伴的全盛时期出现在2~6岁，而这个阶段儿童也形成了关于心理因果理论的日常心理学概念。[4]
探索人类行为的所有可能
从2~6岁，孩子发现了关于自己和别人心理活动的基本事实，并规划出一种关于心理的因果图。他们开始理解在愿望与信念、情感与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开始理解机关与机关探测器、食物与成长或生病之间的关系。这种心理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人们有不同的信念、直觉、情感和愿望，而这些差异导致不同的行为。因为心理不同，所以行动也不同。
甚至不会说话的婴儿也似乎有点理解人们会有哪些方面的不同了，而且，他们会由此进行新的、出人意料的因果猜测。
philosophical
实验室
我们分别向14个月和18个月大的孩子展现两碗食物——西兰花和金鱼饼干。[5]意料之中，这些孩子都喜欢饼干，讨厌西兰花。于是，实验者分别尝了尝两种食物，表现出饼干让她感到恶心，而西兰花很好吃的样子。她会说“呃，饼干真难吃”和“嗯，西兰花太美味了”，表明实验者的喜好与孩子们刚好相反。之后，她向孩子伸出手，说：“你能给我一点儿吗？”
婴儿会对实验者反常的口味感到有些震惊，他们会等待一会儿然后再行动。虽然14个月大的孩子还是给了实验者饼干，然而，18个月大的孩子，虽然从未见过有谁傻到不想吃金鱼饼干，但还是做出了正确的猜测，给了实验者西兰花。无论他们觉得这有多不可思议，也还是很贴心地做了自认为会让实验者高兴的选择。就像他们立刻就知道可以用小耙子够到玩具一样，即使从未见过有人这样做，但他们也马上就知道应该给实验者西兰花而不是饼干。一旦了解小耙子和玩具如何操作，你就能用新办法移动远处的玩具。同理，一旦清楚别人的喜好，你也就能做出新选择来取悦他们。
稍微大一些的儿童能够理解愿望、知觉、情感之间复杂的因果互动，他们可以预测由不同的心理组合而产生的所有可能行为。
在实验中，亨利·威尔曼告诉两岁的孩子，他的朋友安妮该吃点心了，要么吃生西兰花，要么吃脆谷乐麦圈。[6]点心装在盖着盖子的盒里。安妮偷偷瞄了一眼，然后有所反应（儿童并不知道安妮看到了什么）。你可以问两三岁的孩子一系列关于这个场景的问题，包括与可能的未来及过去有关的问题，他们都会飞快地说出正确答案。如果安妮看到西兰花，她就会表现得比看到脆谷乐麦圈更难过。如果安妮偷看之后说“天啊”，那她一定是看到了脆谷乐麦圈。如果她说“哦，不”，那她肯定看到了西兰花。但是，如果安妮想吃西兰花，那她看到盒子里装的是西兰花就会表现得更高兴。而如果她根本没有看，就不会表现得特别高兴或者特别难过。
最后，甚至5岁左右的孩子，也开始理解我们的信念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例如，给儿童看一个糖果盒子，打开后却装满了铅笔。他们在看到铅笔时会很惊讶。但如果你问他们，其他人认为这个盒子里有什么，3岁的孩子会很自信地说：“别人会觉得这里面装的是铅笔！”[7]在儿童平时解释“为什么人们这么做”、“他们如何做”时，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8]到4岁左右，儿童在解释行为时才开始使用想法、信念，尤其是错误想法和错误信念的术语，他们会说“人们认为钟楼怪人很坏，但其实他很善良”之类的话。届时，儿童会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有可能是错的。例如，年幼的儿童认为在世界和我们关于世界的想法之间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而较大的孩子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联系是很复杂的、间接的，在“看到盒子”和“知道里面有什么”之间，还有很多中间步骤，而有些步骤可能会出错。
正如建构生物的因果图将成长与生病联系起来，儿童也会建构示意图，将不同的心理状态彼此联系起来再与外部世界相连。有了这样的示意图，儿童就能探索人类行为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设想人们可能想到、感觉到、做到的所有的奇怪事情。例如，《芝麻街》中的奥斯卡就能验证这种能力。一旦年幼的儿童认识到总原则，即奥斯卡喜欢我们讨厌的所有东西，他们就会很欣喜地猜测：奥斯卡喜欢垃圾、臭臭的食物和蠕虫，不喜欢小狗和巧克力，或者，只有给奥斯卡脏东西，而不是给他鲜花，他才会高兴。
正如我们所同样期望的，这类因果图让儿童采取行动改变他人的心理。例如，如果我知道安妮特别喜欢西兰花，那么，我就知道，可以用西兰花来收买她，让她做我希望她做的事情；可以逗她，不给她西兰花；可以给她一大盘蒸好的西兰花，让她喜欢我。但是，如果她真正喜欢的是饼干，那么这些办法就再糟糕不过了。此外，我也会知道，如果想让安妮从橱柜里拿一些饼干给我，那最好确保她知道橱柜里有饼干；如果她并不知道的话，再怎么请求也没用。但是如果我不想让她拿到饼干，就可以撒谎，告诉她橱柜是空的。
小小“政治家”
能够使用心理理论的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孩子，似乎能更熟练地改变别人的想法，无论是好是坏。更能理解他人心理的孩子也更有社交技巧，但他们同样也更善于说谎。[9]他们更具同情心，但也更有办法让你生气。任何成功的政治家都知道，理解人们的想法有助于取悦他们或者操纵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4岁的孩子就可以是狡黠惊人的小“政治家”，尤其当选民是他们的父母时更是如此。
运用反事实，通过理解心理活动而获益的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是说谎。马基雅弗利也会告诉你，说谎是权谋智慧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人类欺骗他人的能力，对于处理我们复杂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很小的幼儿也会说谎，但他们也许并不擅长。例如，有一次，我的妹妹向妈妈大叫：“我没有自己单独过过马路！”当时她正站在街对面。再如，众所周知，在玩捉迷藏时，很小的孩子会把自己的头藏到桌子底下，但大半个身子却明显地露在外面。
同样的现象在实验中也屡见不鲜。[10]例如，在一次实验中，实验者向孩子展示了一个关上的盒子，告诉他们盒子里有玩具，但不要偷看。之后，实验者离开房间。而孩子的好奇心总是很强的，很少有人能抵住诱惑。实验者回来之后，问孩子是否偷看了，盒子里有什么。就算是3岁的小孩子也会否认自己偷看。但他们随即就会说出盒子里有什么！只有到了5岁左右，孩子才能够有效地欺骗别人。
更突出的是，理解他人的心理同样让我们能够干预自己的心理。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改变他人的想法，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几乎在形成关于心理活动的因果图同时，他们也形成了被心理学家称为“执行控制”[11]的能力，即控制自己的行为、思想及感受的能力。
philosophical
实验室
执行控制能力最吸引人的一个案例来自于效果显著但有些苛刻的“延迟满足”[12]实验。让我们回顾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 米歇尔（Water Mischel）向学前儿童被试出示两块很大的巧克力曲奇饼干（或棉花糖、玩具），然后让儿童选择：如果现在就吃，那只能吃一块饼干，但如果等几分钟实验者回来后再吃，就能吃两块饼干。对孩子们而言，这短短几分钟就像一生一世那么漫长。在视频录像里，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椅子上扭动，闭上眼睛，坐到自己的手上，看上去可笑又可怜。大部分年幼的儿童没有忍住，他们放弃了，吃掉了一块饼干。但3~5岁的儿童就更善于控制自己。
此类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儿童越来越善于自我控制这个事实，而是他们如何实现这种发展。你也许会认为，儿童只是获得了意志力的增长，这的确有点道理。但是，儿童同样也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从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在延迟满足实验中成功的孩子，在过程中会用手蒙住眼睛，低声哼吟，或者干脆大声唱歌。当他们试图把棉花糖想象成膨胀的一大朵云，而不是诱人的糖果时，效果更好。作为成人，我们也总是采用同样的策略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例如，我会把巧克力放到自己拿不到的高架子上，或者向自己承诺，写完这章就出去散步、买花，没写完就先不去。
这类执行控制策略也是极其有效的进化机制。设想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并且付诸实践，这使人能够以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行为。理解世界让我们不仅可以设想并实现不同的世界，而且可以设想他人的各种可能的行为，并使之成为现实。事实上，这也让我们设想自己可以有哪些行为，并付诸实践。
延迟满足实验中的这些孩子学到了关于我们心理如何活动的重要内容。例如，他们认识到，一直盯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只会让想要的欲望更加无法抗拒，而想想别的东西就会让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他们运用关于心理的因果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正像他们利用关于他人的知识来欺骗他人一样，也正如使用关于机关探测的知识来发动设备那样。
从假想的同伴到平行世界
玛乔丽·泰勒发现，比较而言，有假想同伴的孩子似乎也拥有更多的心理理论，尽管他们并不比别的孩子更聪明。有假想同伴的孩子也更善于猜测其他人会如何想、有何感受、如何行动。以此类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孩子事实上要比害羞、孤独的孩子更有可能创造假想同伴，这与流行的观点刚好相反。无可避免的事实是，成人总是认为假想的朋友鬼魅般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孩子却证实，假想的同伴不仅是司空见惯的，更是社交能力的标志，它并不会取代真实的朋友，也不是某种治疗形式。有假想同伴的孩子真的关心他人，并且即使不在眼前也会想起他们。
从假想同伴到平行世界的转换也许反映了孩子关于他人的因果知识的转换。年纪较大的孩子一旦明白个体的心理如何活动，就会逐渐对心理活动以更复杂的社交方式互动时的状况产生更大兴趣。他们不再只对理解其他个体感兴趣，相反，他们开始试图理解对成年后的生活很关键的、复杂的社会网络。例如，中学教室里会充斥着同盟、排挤、斗争现象，以及领袖、亲信和边缘人，而孩子们则会专注于对此进行分类。平行世界是探究非现实社会的方式，正如假想同伴是探究反事实心理活动的方式一样。
孤独症儿童不能想象他人
了解因果知识、想象和游戏之间关系，可以通过观察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也称自闭症）。[13]孤独症是一种复杂而难解的病症。许多有各种潜在问题的儿童可能都会被含糊地贴上“孤独症”的标签，但其中，至少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就是有些孤独症儿童很难建构因果关系图，尤其难以建立关于心理活动的因果图。通常，他们似乎也无法想象各种可能性。
孤独症儿童往往熟知物理世界，他们是火车时刻表专家，或者了解各种汽车模型。他们通常也会有卓越的感知能力和记忆力。例如，一个患孤独症的“学者”甚至能在清理干净之后，精确地告诉你刚才有多少根火柴从盒子里掉了出来。但至少也有些许证据表明，他们不会自发地依据更深层次的隐性原因来分析世界。患孤独症的作家坦普尔·格兰丁（Temple Grandin）曾谈及“用图像来思维”，其他孤独症患者可能也如此。举例而言，当我们在实验中向孤独症儿童出示机关探测器时，他们只注意到积木的颜色和形状，而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积木可以发动设备。此外，丽莎·卡普斯（Lisa Capps）发现，孤独症儿童并未像正常发育的儿童那样，形成关于生长和生命的日常生物学概念。
就算不了解生物学知识，我们也能过得很好。然而，如果没有关于他人的因果理论，在理解他人时就会有许多困难。例如，马克·哈顿（Mark Haddon）在《暗夜之犬的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14]一书中引人入胜地描述了一名患孤独症的少年，其中，叙述者就像其他孤独症患者[15]一样，很难理解他人，也无法与他人互动。哈顿书中的男主角根本看不到自己父母面临的明显困境。
书中有一个情节，男主角的治疗师给他做了我们此前描述过的“糖果还是铅笔”的实验。他完全困惑了，而且根本就无法解决不能理解别人想法的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系统证据表明，孤独症儿童无法获得关于他人心理的理论。
同样，孤独症患者几乎从来没有假想的同伴，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玩假装游戏。他们甚至不知道假装游戏是什么。[16]哈顿书中的男主角觉得，就算自己正在写故事，所叙述的一切也都必须完全真实。如果没有因果理论，就难以思考反事实。孤独症儿童几乎无法建构有关他人心理的因果理论，所以，他们也不会自如地理解精神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
理解真实心理活动的多样性和创造多种想象的心理活动，这二者息息相关。也可以说，因果知识与反事实思考关系密切。建构了关于他人心理活动的复杂因果图的儿童，也同样能够想象出复杂的非现实之人，反之亦然。孤独症儿童无法建立此类示意图，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设想其他人如何。“了解他人”与“想象他人”似乎总是协同并进的。
儿童假想的同伴与成人虚构的角色
玛乔丽·泰勒也发现，儿童编造假想之人的能力与成人创造虚构的非现实世界的能力有所关联，小说家、戏剧家、编剧、演员和导演都拥有这种能力。打扮成童话故事里那披着耀眼斗篷、头发散乱的皇后的，不是3岁的小孩，就是有精神病的成人，但是，她同样也可能是一名扮演仙境中的蒂坦尼娅皇后的女演员。
此外，假想的同伴和成人虚构的角色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许多作家在描述虚构的想象时，用词与儿童类似，似乎虚构的人物也是独立的个体，只是刚好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已。在《大使》（The Ambassadors，或译作《奉使记》）一书中，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7]这样描述作者与书中角色们的关系：“他们总是走在他的前面，事实上，他落后了好远，不得不气喘吁吁、慌里慌张地竭力追赶。”很显然，作为成年读者，就算知道这不是真的，我们也会从各种虚构的角色那里感到深深的触动、恐惧以及安慰。
泰勒考察了50名自称是虚构小说作者的人，从获奖小说家到热情的业余作者。她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创作的角色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就像亨利·詹姆斯和创造假想同伴的儿童所感觉到的那样。他们感到笔下的角色会在街头尾随自己，会与自己争论其在小说中的角色。其中还有很多人声称，自己只是被动地在记录这些角色的言行而已。
此外，几乎一半的作者都记得一个假想的同伴，并能够细致地描述假想同伴的特征。相对应的，在普通高中生中，尽管大部分人也许都确实有过假想同伴，但很少有人声称自己能记得。对大多数成人而言，假想同伴已经悄悄地消失了，就像邓泽之于我一样。但是虚构故事作者似乎和他们过去的假想同伴还很熟悉。拥有假想同伴的3岁孩子并不算特别有创造力，也许因为所有的3岁孩子都已经够有创造力的了，但是，一个能够与童年的想象生活保持联系的成人，最后极有可能开始写虚构故事。
同样，可以依据示意图的观点来考虑虚构与现实。此前，我曾解释了我们如何采用同类思考来创造示意图和设计图。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示意图，它几乎更加明显地区别于真实的视觉世界。即：我们可以借助示意图来创造一个虚构的空间，一个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存在的空间。例如，小说《指环王》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每本书后详尽的地图，上面显示了穿越迷雾山脉各路径的具体信息，以及从奥斯吉力亚斯到魔都的精确距离。中土大陆地图所利用的资源与你居住的小镇示意图或花园设计图所利用的资源完全一样，但它却能让你想象一个虚构的空间，而不仅仅是理解真实的空间或创设新空间。除了建构过去和未来的反事实，我们同样也可以借助因果思维机制来建立虚构的反事实。
虚构之事与反事实之间只存在程度差异，而没有类型上的不同。虚构之事也是一种反事实，只不过与其他可能世界相比，它发生在距离我们的真实世界更远之处而已。虚构世界也是一种反事实的世界，只是在那里公共汽车并不运行。如果说，过去的反事实是我们为未来的反事实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虚构的反事实也就是我们免费获得的奖励了。因为我们可以计划、期望、对未来负责，所以，我们也可以怀疑、做白日梦、躲入虚构之中。
想象与现实因何不同
研究表明了儿童的假想同伴与其对他人的了解密切相关。可以说，因为熟知，所以能尽情假想。而这种早期的假装似乎在成人的虚构故事中得到了延续。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谜题。即，为什么虚构故事中就连成人也觉得昭然的谎言，却似乎能够神奇地揭示出关于人类境况的深刻真理？为何戏剧、小说、诗歌、故事和神话会对我们如此重要？为什么就连我这样专业而科学的心理学家也会感到，自己由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所知的人类性格与社会生活，远远多过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中了解到的？
物理世界的因果图与心理世界的因果图之间有着重要差异，但正如物理世界的示意图让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心理的示意图也有同样功效。就心理而言，因果关系与反事实之间、示意图与设计图之间，联系愈发密不可分。改造物理世界时，我们极大地依赖于该世界的因果构造。例如，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产生建造桥梁或建坝堵水的技术。
改造心理活动，包括改变自己的心理，似乎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可以使用语言（连幼儿园的孩子也知道这一点）。在心理学的因果关系中有一种几乎算是神奇的现象，只要在房间那边或者甚至在地球那边说几句话，就立刻会让某人满怀深情地感慨，或者暴跳如雷。同样，想想仅是一封宣布召开会议的电子邮件，就能让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准确地到达同一位置，而对着岩石树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实际上，心理世界中，几乎一切都是由人类的干预而塑造的。当然，我们也能以更彻底的方式改造物理世界，并且获得一个十分“非自然”的物理世界。任何一座现代城市的大部分结构都是人为改造的产物。但至少，还有未经任何人力干涉的物理世界存在可供比较（虽然，也许在不久之后只有到火星或者月球才找得到这样未经雕饰的天然环境了）。
而在心理世界就没有什么“天然”可言，也不存在完全无损的精神荒原。即使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也会受特定的习俗、传统、同伴意图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土著沃匹力人（Warlipiri）与非洲的贝卡俾格米人（Baka Pygmies）完全不同，就像美洲原住民不同于日本原住民一样。野生动物或野花就是纯粹的动物或花而已，但诸如著名的法国阿韦龙省发现的野孩子（Wild Child of Aveyron），也已经受到了各种影响或损害了。
此外，与物理世界相比，心理世界中各种想象的可能性的范围更广，束缚力量更弱。人类文化超凡的多样性就是对此的有力证据。当然，也存在一些心理上的共性，例如，人类都有信念、愿望、情感，当欲望得到满足时，人们会感到幸福快乐，反之则感到不快。但也并非所有心理安排都是可能的，进化心理学家称，部分心理安排更难以维持，这也许是对的。进化中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人类很难维持一夫一妻制或独身制，但另一个同样真实且更惊人、更有趣的事实是，人类又的确创造了一夫一妻制或独身制，并且还发明了民主、性别平等、和平主义等等全新的心理态度（更不用提摇滚乐队乐迷、芝加哥小熊队球迷们的心理了）。举例而言，独身者和小熊队的球迷确实形成了与其角色身份相匹配的欲望和信念：禁欲和相信小熊队会获胜。无论这些欲望和信念在进化的观点看来有多么荒谬，要理解独身者和小熊队球迷，就必须先理解他们“非自然”的欲望和信念。
因此，我们往往很难判断孩子们是否正在认识他人心理的因果结构，或改变自己的心理。美国孩子会认识到美国式的心理，而日本的孩子则学习日本式的心理，就像他们会分别了解美国和日本的桌椅、风貌如何一样。但同时，这种学习似乎允许孩子，更确切地说，欢迎孩子将自己的心理也改造为美国式的或者日本式的。举例而言，孩子仅仅只是能够发现周围的人都重视个性忽视合作而已吗？还是能够借助这种发现来让自己成为和周围的人一样，重视个性忽视合作的人？
这些原因导致在心理世界中很难将示意图与设计图区分开来。关于他人最重要的因果事实，即我们预测和改变他人行为所需了解的事实，都是人们过去干预的产物。我们的所思所为均反映出别人曾对我们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甚至更值得注意的，反映出我们自己曾对自己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其中并没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或者反进化论的东西。我们以及周围的人都更有可能创造自己的心理世界，而不是发现它；更有可能发现物理世界，而不是创造它。但二者都涉及了同样独特的人类归因能力。心中的因果图让我们既能理解现存的物理和心理世界，也能发明和实现新的物理及心理世界；同时，也让我们进行预测、想象不同的可能性，创造虚构的内容。
灵魂的工程师
当面对物理世界时，因果图和心理理论似乎都是最先出现的，之后才有了对这些示意图进行工程化运用的设计图。虽然的确存在虚构的物理反事实，以科学虚构为例，我们可以想象物理世界运转的不同方式，但它们远不及心理虚构那样普遍、引人注目。
而当面对心理世界时，反事实和设计图似乎尤为重要。例如，一些伟大的虚构文学就向我们呈现了自己和他人可以如何选择的蓝图，以及这些选择所导致的后果概况。例如，《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告诉我们爱可以有哪些新形式；《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告诉我们什么是势利；荷马则告诉我们什么是英雄主义。
儿童明白，如果泰迪熊弄洒了想象中的茶，如果试图和假想的查理·拉维奥利吃午餐或者躺进邓泽所在的婴儿床，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后果。而作家则知道自己作品中的想象会有何后果，例如，紫式部知道，光源氏的魅力会带来什么；普鲁斯特知道，结交权贵向上爬的后果是什么；荷马也知道阿喀琉斯的骄傲会导致什么。
编造了“泰迪熊把茶弄洒”这出悲喜剧的孩子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泰迪熊和茶壶的熟悉。而查理·拉维奥利的故事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只有3岁的奥利维亚已经十分了解繁忙的典型纽约生活中所蕴涵的独特因果结构。她知道，如果你在纽约街头偶然碰见熟人的话，最佳做法就是对他说“有空的时候一起吃午饭吧”；她也知道，就算在电话答录机中给一个很忙的人留言也通常不大有效。虽然奥利维亚才3岁，但她已经获得了纽约生活的所有个人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关于纽约的清晰理论。通过讲述查理·拉维奥利的故事，奥利维亚表现出对典型的纽约人心理活动的相当理解。而且，只需要倾听奥利维亚的讲述，她那些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悠闲的表兄弟们就能知道纽约生活是什么样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关于黄色出租车和街角咖啡店的直接经验。
光源氏、马塞尔、阿喀琉斯的故事体现出更加复杂的成人心理知识，只有阅读相应的书籍，我们才会了解这些知识。就像从奥利维亚的故事中可以窥见21世纪的纽约一样，从前述三位作家的著作中，我们也得以领略11世纪的日本生活、19世纪的法国生活以及古希腊生活分别是什么样的。此外，我们还能在这些故事中发现自己生活的影子。
W·H·奥登在小说《指环王》[18]出版伊始便发表评论，书中许多表面上的非现实（暂不提表面看来的愚蠢），例如，可怕的半兽人、矫饰的精灵，与同时流露出的那种深刻诉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奥登说：当我们就像看待一系列物理事件那样，从外部来看待所有生命时，一切就像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编造的某种虚幻，令人感到无聊、沮丧的事情接踵而至。但是，当从内部来看待时，生命等同于纷繁的选择：从许多反事实的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从诸多可能世界中选择自己的路。即使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再琐碎的目标里也充斥着必须发起某种行动的不可抗拒的意义和重要性，而最普通的挫折也会变得像重山巨壑般难以逾越。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从内部来看，任何人的生活都呈现这样一种结构：产生了也许无望但至关重要的诉求，却面对着无法逃避而令人却步的鸿沟。而虚构的反事实，就算像《指环王》那样离奇的幻想，都有助于为生活中的这种跋涉提供指引。
游戏的功效
甚至最小的孩子，也和成年作家、读者一样使用相同的方式，普遍地创造着虚构的内容。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孩子所积极寻求的那种离奇的虚构反事实，在成人的认知活动中只是附属而已。
在成人看来，虚构世界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预测未来才是生活中真正紧要、严肃而认真的事。但是，对年幼的儿童而言，想象的世界就像真实世界一样重要，一样吸引人。科学家们曾认为，儿童无法分辨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回想一下分别在哈里斯和泰勒的实验中出现的那些孩子，他们很清楚，假装的怪兽和假想的同伴都不是真的。）儿童只不过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理由，令自己非得喜欢生活在真实世界里不可。
当看到孩子沉浸在假装的世界中时，我们会说：“噢，他正在玩游戏呢。”这一点颇具启迪意义。成人会将有用的活动，如煮饭、造桥等，与诸如读小说、看电影之类的活动区分开来，并认为后者只是“有趣的”、“娱乐性的”活动，换言之，只是游戏。而由于儿童受到庇护，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坦率地说，由于他们完全无用，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像是游戏。他们既不需要外出造桥、耕地，也无需准备一日三餐或赚钱养家。但正是让儿童为之着迷的、无休止的假装游戏，虚构反事实的展现反映出了最为复杂和重要的人类能力特质。
“无用”更“有用”
从宏观的进化视角来看，游戏，这种看来无用的行为却可能大有裨益。回想第1章曾呈现的进化图景：儿童与成人之间存在某种劳动分工。童年时，我们可以尽情探索现实世界和各种可能的反事实世界，而不用操心何种世界更适宜栖居。成年后，我们就必须弄明白自己是否想进入其中某个可能的世界，并且如何把自己的家具财物也一起拖进去。
虽然，儿童可能是无用的，但他们也是有目的地无用。这是因为，儿童不必将自己的想象限制于当下的实用目的，而是可以无拘无束地构造因果图，锻炼自己创造反事实的能力。他们可以自由推断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不仅限于会有所回报的几种；他们也可以想象世界或许是别的什么样子，而不仅限于当前的境况。但是，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就依赖于有关物理和心理世界的因果图和考虑世界其他模样的能力，来征服充满了各种未来可能性的认真而严肃的现实世界。[19]
这种劳动分工会导致成人与儿童间的更多差异。前文曾提及，存在于小婴儿与年幼的儿童之间，同时也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显著差异，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抑制功能”，控制自己不冲动行事的能力的发展。这种抑制能力让人不会仅凭当下的感受而行动，而是服务于更宏观的目标。的确，与成人相比，婴幼儿更不受拘束，这是普遍的事实，甚至有观点表明，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导致了抑制功能的增强。
儿童比成人学到更多
通常，心理学家的研究让人觉得，在童年期无法自我抑制的现象是一种缺陷。当然，如果你的动机是探寻如何过好日常生活，如何真正有效地做事，那么，这确实是一种缺陷。但是，如果你的动机只是探究真实世界和所有可能的世界，那么，这种看似的缺陷其实就是一种财富了。假装游戏中尤其没有任何拘束，年幼的儿童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追寻任何一种随机的想象。与成人不同，年幼的儿童似乎并不会因为特别青睐贴近计划的反事实而不喜与计划无关的一方，也不会选择只探究或许有用的可能性，他们会探究所有的可能性。
这种自由探索在进化中的成果就是：儿童会比成人学到更多。但儿童并不会变成失控的假装者，因为他们正有意识地试图了解世界和他人。他们之所以恣意地玩假装游戏，是天性所致。只有从更宽泛的进化视角来看，儿童无拘无束又无用的虚构才会是作用最为深远的人类活动之一。
成人的虚构则位于童年期离奇而自由的反事实与成年后受限制而实用的反事实之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成年的虚构文学作家：他们将童年的认知自由与成人的克制结合在了一起。成年戏剧家往往异于广大成人，而与儿童相似，他们只是为了探究人类经验的各种可能性而探究。但他们异于儿童而与其成年同伴相似的是，依照所有成人竭力吁求的那样，执着而克制地、有目的地探究。
当然，艺术和文学反映了我们游戏的能力，这种观点古已有之，但是，思考儿童游戏的认知价值为这种旧观点增添了新活力。疯狂、粗心、无拘无束的3岁孩子可能根本无法独立完成穿上防雪服之类的简单任务（各种各样的事物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不得不和想象中的老虎搏斗，必须确保假想的同伴也穿上衣服了，等等）。然而，事实上，他的确在练习某些最复杂、最具深远哲学意义的人类本质能力，虽然这说法明显不能安慰那些着急让孩子按时完成任务的父母们。
[1]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Byrne and Whiten 1988.
[2] psychologist Marjorie Taylor: Marjorie Taylor’s wonderful book (Taylor 1999) is the source for much of this chapter.
[3] imaginary friend was Charlie Ravioli: Gopnik 2002.
[4] theory of the mind: This has become an enormous area of research. For good reviews see Astington 1993; Flavell 1999; and Wellman 2002.
[5] broccoli and Goldfish crackers: Repacholi and Gopnik 1997.
[6] raw broccoli or Cheerios: Wellman et al. 2000.
[7] there are pencils in there!: Wimmer and Perner 1983. For a meta-analysis see Wellman et al. 2001. Some recent work may show that even younger children can do this.
[8] children’s everyday explanations: Bartsch and Wellman 1995.
[9] they are also better liars: LaLonde and Chandler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