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阅读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二)
莫言：阅读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二)
如果我要写一个人内心非常痛苦，这个内心非常痛苦的人走到长安街上，用他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物，用他的各种感官——
他的嗅觉、他的视觉、他的听觉来感受长安街。因为他内心痛苦，这个时候他写出的文字或者说作家写出的文字，必然带着一种痛苦、低沉的调子。
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是兴高采烈的，他还走在这条街道上，因为作家现在想努力表现一个人兴高采烈的状态，他的全部感觉都用在表现这种情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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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语言的感觉之后，写出来的文字自然也就带上了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我想这就是语感。
音乐也类似。我们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很多农村的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简谱，更不懂五线谱，
他们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他们照样可以拿起琴来演奏一首非常婉转动听的乐曲。
这就是说，他们在长期的模仿过程中使自己的耳朵、手指与乐器之间产生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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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
“你看看街上那个瞎子，拉着琴可以去讨饭，可以要来很多粮食，我们家挂着一个二胡，你练练吧！”
当时我只会拉一些很简单的革命歌曲，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刚开始就是闭着眼睛瞎拉。
刚拉两下，我母亲就说：“不要拉了，明天的小米已经够喝了！”
农村有一种石碾，推碾子碾米的时候，碾子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所以我母亲讽刺我拉二胡的声音就像推着石碾在转圈碾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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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小米”大概“碾”了有两三个月，我就能拉出《东方红》了。那时，我脑子里一直想着《东方红》的旋律，
同时手在弦上摸来摸去，摸了两三个月，我的手和耳朵以及《东方红》的旋律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也就是说，我的手已经有乐感了。
后来，我听到什么曲子，只要记住那个旋律，就可以拉出来了。
所以，我就明白我们的民间音乐家为什么可以一个字不识，根本不懂任何乐曲，也可以拉出他心里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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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民间的天才音乐家，像阿炳那样的人，他是个盲人而且是个文盲，为什么能创作出像《二泉映月》这样经典的民族音乐？
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模仿别人旋律的阶段。
他心中巨大的痛苦无法表述，在心里自然生成了一种悲苦的旋律，表现在他的手和琴弦上，就成了经典乐曲。
我想，文学创作的过程，文学创作过程当中的语言、语感，与音乐家、音乐演奏家们的创作和演奏过程当中的乐感是一个道理，
即建立在这种多读和进行模仿写作的基础之上。
我本来想详细地讲一下我的创作，但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只简单地讲一下。我的创作也是分了几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创作了。这个时期主要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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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发表作品，这个阶段也还停留在模仿的阶段。
刚才有同学提到的《春夜雨霏霏》，就是模仿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叫《售棉大道》的小说，模仿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作品《南方高速公路》。
还有一篇叫《民间音乐》的小说，模仿了美国的一位女作家麦卡勒斯的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
那个阶段我还是在模仿，而且很多编辑也一眼就看出来了，问：“这个书是模仿了谁的小说吧？”
我说，确实是，但他们还是决定发表，因为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我自己的东西。第一，表现的是中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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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高密的乡言土语，而且融合得很好。当然，模仿的痕迹还是存在的。
我真正走出模仿的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是在1984年，那是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以后。
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内容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的生活非常熟悉。
我描写深更半夜的时候，在秋风萧瑟的桥洞里面，一个铁匠，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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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都跟我的个人经验分不开。
那个时候，我的小说不仅内容上中国化了，而且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也个性化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他自己的文风，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就像我们读鲁迅的文章，即便把鲁迅的名字盖住，我们依然可以读出来，这是鲁迅的语言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她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沈从文的小说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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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当他的语言为丰富作品做出贡献的时候，
我们才认为他已经超越了一个小说家或者说小说匠的阶段，他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家了。
因此，文学家跟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
所以，在现当代小说家的队伍当中，能够称得上文学家的也就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直到现在，莫言依然是一个小说家，只是一个说书人而已。也许再奋斗20年，终我这一生也很难上升到文学家这个阶段。
今后的岁月尽管前途渺茫，但我还要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