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很满意“村style”的生活
（发表于2017年4月《晨报周刊》）
摄影/iPencil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默默一数，很惊讶，原来我已经在蒙特利尔生活了整整四个月了。
我觉得这座城市笨笨的，并未体验到“文化艺术之都”这个头衔的炫酷之处。
但明明我这个外来客也已经在这里接触到了如此之多：美术博物馆的艺术展以及文物展、街边的画廊、体育场的露天音乐之夜、植物园的中国中秋灯展、艺术画廊大LOFT里的荧光瑜伽大会、扶手电梯旁的街头艺术家、电影院3D厅、科技体验馆、艺术家们在各个地铁站的张牙舞爪的创作……可是如果有人问我：听说蒙特利尔是文化艺术之都，你觉得是真的吗？我依然会回答说：哪里呀，根本感觉不到。
可能就像一个小孩明明吃了一颗巧克力，可是别人问起来，他会说：什么？我刚才吃的那是巧克力啊？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巧克力是有专属的棕色或者金色系的包装的，品牌字体最好是欧式风格，如果加上香浓、丝滑之类的广告语就更有食欲了；而文化艺术活动，当然事先就要铺开各种媒体的宣传预热，在还不了解活动详情的时候，已经能听到“最大”、“最厉害”、“盛宴” 、“顶级”之类的装饰语为佳，活动预告会为增加转发率而精心设计，朋友圈能刷到图片，聊天会被问到“你去了吗”，这样才叫行啊……
我大概是得了长沙媒体圈生活综合征。
所以我现在的疗养生活还是很节制的。早上六点多自然醒，中午到了十一点二十分准时饿，傍晚都会在家跟着下厨房APP做饭炒菜，洗完澡之后会倒掉浴缸地漏里的头发，隔几天会记得打开KEEP铺开瑜伽垫，去不同的超市结账会找出相应的积分卡，每周末去一次楼下的洗衣房，偶尔离开北二环生活圈进城和朋友AA制聚餐，每个月最后一天乖乖在地铁站买下个月的地铁票。
我身边都是留学的小朋友们，我跟着大家管蒙特利尔叫蒙村——尤其是从多伦多、温哥华来的中国年轻人，蒙特利尔在他们眼中就是个和酷炫屌无关的城市，透着混凝土的水泥本色。“村”这个词，也太适合蒙特利尔了，听上去很简单、生活接地气。我现在很满意“村style”的生活。
因为村里的人来自地球上各种各样的国家，有时候我环顾四周，有自己在参加“星球大战”宇宙联盟会议的即视感。第一次去逛应有尽有的华人超市的时候，我兴奋得像瞬间穿越回了长沙似的，再后来看到还有泰国超市、印度超市、泛亚超市、阿拉伯超市、海地超市……就没有什么就了。
林子大了，但矫情的鸟还是少。似乎大家都笨笨的、严肃的、为了他人的福祉生活着。公共场合不停有人在说“对不起”；任何公共设施前，只有两三个人也自动排成一列；在收银台，专门负责装袋的年轻人主动提醒顾客说她选的那颗青椒表皮有破损，然后飞奔着去帮她换另一颗更光洁的；我的房东曾把我的方便面纸杯放在水龙头下冲洗，然后擦干倒扣着，之后才扔进那只可回收的垃圾袋……
他们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吧。
似乎在蒙村，个性特征明显的只有政客和公务员——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都会讥讽他们几句，低效啦，贪腐啦，无能啦。但普通市民好像都长着一张克制的和蔼脸。
后来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我很少有机会踏入其他村民们的私人空间，看不到他们为了每一件小事的狂热。这和我在长沙时所处的媒体视角相比，差得太远。采访权，是一只窥探别人的世界的放大镜。现在我很伤心，好久没享受这种特权了。
不过偶尔，也有像被采访对象一样精彩的人，来敲我的门。有一天，我正在家切蒜苗，就有一位貌不惊人的白发老太太来找我。
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她要跟我说自己遇到困难，想借钱。这是我在蒙特利尔为数不多的几次被搭讪状况中，发生概率最高的主题。 但我总是很抱歉，作为一个无固定收入的家伙，并不想分享口袋里的零钱。
但这位老太太又好像不是。她礼貌地笑了一下，不紧不慢，又是法语又是英文的，告诉我说这周五晚上会有个政治聚会，希望我有空可以参加。然后递给我一张粉红色传单，A4的纸页拦腰裁了一半的大小，上面明晃晃一下子就看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
“政治聚会？……跟……古巴有关？”我不敢相信我的生活中会有一天被发出这样的派对邀请。
“是的。你知道古巴，知道卡斯特罗吧？我们是支持古巴革命的……你知道，世界上总是有钱的人当权，但是工人阶层就……”她好像也不是擅长宣讲的人，尤其面对我这种政治历史小白，她已经努力了。
我知道卡斯特罗刚去世，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有“古巴革命”这种说法？难道最近在酝酿政治动乱吗，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么大的事我蒙在鼓里，还是有点惭愧的。
她又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张叫《战斗者》的报纸，给我看。有点拥挤的排版、并不优雅的颜色等风格细节，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出版的大型报刊，出版时间倒是很新鲜，上个星期。刊登的全是和社会主义者有关的全球新闻，自称一份“为劳动阶层利益而出版的社会主义周报”。
对没有达到设计品质基本线的平面印刷品，我隐约有一种价值观上的怀疑。只好说：“也许我不会去，因为我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
“噢，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好的，没关系。不过呢，我只是想说一句，很多事情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和人有关的、有人的故事的。”她好像要转身走了。
“嗯，谢谢，我相信。”我当真觉得她这句话很有道理。而且看来也没有我害怕的那种狂热，就友善一点跟她拜拜吧。
“啊对了” ，她居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转回来，看着我，“我们那儿有一本书，讲的是古巴革命领导人中的三个中国人，都是将军，和全世界很多人一样跑到古巴搞革命……那本书也特意翻译成了中文……你的母语是中文对吧？我可以下次带来给你看……”
“啊啊啊，不用了，我可以上网查查看……”
“好的，这张你留着吧，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她递给我粉红色的政治宣传单，上面有聚会信息、联系电话和网址。那张据说价值1.5刀的报纸，我还给她。
“嗯，我不懂政治，但很佩服你参与这件事的活力。”
“哈，确实，这些让我自己更……我的心更年轻了。谢谢你……很愉快。你叫什么？”
“Han。”
“好的，再见，Han。希望在聚会上看见你。” 她伸出手来，礼貌但有力地跟我握手道别，然后整理了一下手提袋，继续走向隔壁邻居的门。
我知道，星期五晚上我肯定不会去，也肯定会错过认识这一群有年轻的心的村里的小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