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12下:借秤
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 北票 热
从饭店出来，我和五妹一起去看她的妈妈D姨。
D姨是我们家属院的居委会主任。
那时的居委会主任管很多事，比如，发各种票：油票、肉票、布票、棉票、鱼票、蛋票、豆腐票等。后来，票的种类越来越多，供应量有太多变数，政府印不过来，就简单地以一种“号码票”代替，由居委会主任在月初挨家挨户通知哪个号码的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比如，2号票买带鱼，8号票买花生、12号票买白糖、20号票买火柴、28号票买肥皂、38号票买灯泡。有了号码票，知道了某号码可以买的东西，可门市部里不一定有货。而且，有些号码可买的商品会临时变更，并且所有号码都带着有效期，过期就是一小块废纸。这使得D姨要经常去打探消息，回来后及时传达到各家各户。
居委会主任的工作还包括收卫生费和水电费。
卫生费好像是付给掏厕所和收垃圾的人，每户平摊，每月收一次。电费则是根据每家的灯泡数量和瓦数计算，因为那时全院共用一个电表。家里有电子管收音机的要多交一份钱。进而衍生出了邻里监督机制，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谁家有太多的灯泡，或瓦数太高的灯泡，或者是开电灯太早，或者是闭灯太晚，都会遭到举报（我妈妈就最热衷于这类闲事）。
荧光灯管刚刚出现时，有些人家就早早买了，并报告给居委会主任，要求折减分摊的费用，因为荧光灯管的亮度大，可以买低瓦数的。但是，那时的电压不足，当家家都开始点灯后，荧光灯管就启动不了了。所以，安了荧光灯管的人家在天还没黑时，必须要抢先启动荧光灯管，这样就被举报点灯太早，进而在瓦数上所得到的一点儿折扣也就被抵消掉了。
其实卫生费和电费加起来，每月不过几毛钱而已。但那时，每一分钱都是钱。有些人家真的是交不上，找各种借口拖延。D姨就得一趟一趟地敲门去催缴。
好在D姨家有五个女儿，个个漂亮能干，而且年龄分布均匀。大姐是我姐姐的同学，二姐是我哥哥的同学，我和四姑娘是同学。D姨做了一辈子的居委会主任，五个女儿在不同年代都当过妈妈的好助手。
在我小学的时候，居委会曾改名叫做“向阳院”，除了在胡同口处挂一个牌子外，还在D姨家设了一个“向阳院小人书图书馆”，院里的小孩子们可以去看书，借书。其实，总共也没有几本小人书，借一两次以后，大家就对这个“图书馆”没什么兴趣了。
但院里的人们还是要来D姨家借其它东西的。因为她家有几样东西别人家没有，那都是她的丈夫家里祖传下来的。
D姨的丈夫是教数学的老师，但他远不止会教数学，还会画画。他曾用红高粱米粒和白高粱米粒粘出马恩列斯的画像，白色胡子和金色卷发的质感令人震撼。他还会写诗，会唱歌，会作曲，会各种乐器，他就是名震四方的北票一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创始人。他如此多才多艺，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接受了旧社会的教育。他接受的教育里还包括怎样吃螃蟹，怎样从蟹腿里抠出肉来，怎样剔除大虾的肠腺。当然这些都属于屠龙绝技，因为新社会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所有东西都要用票买。北票人什么票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蟹票虾票。
他还继承了地主阶级家庭给他留下的几件东西。
比如，一只三五牌挂钟。D姨家的三五牌挂钟超级准，谁的表停了，就可以到他家去对时。那挂钟制作的非常精美，玻璃门永远晶莹剔透，报时声永远清晰响亮。我小时候总希望能爬到她家的炕上，亲手摸一摸那只挂钟，亲手拧一拧上弦的钥匙，但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再比如，一架饸饹床子。那时候，每家每月能领回的细粮很少，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吃粗粮粗面。粗面做出的东西很难下咽，但不知为什么，做成饸饹马上就觉得好吃了。可是，比锅还大的饸饹床子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拥有的，只能找D姨家借。在艰苦的日子里，借一次饸饹床子，就会给全家带来一天的快乐。
饸饹床子（在网上搜的图片）
他还继承了一只紫铜火锅。
过年的时候，是孩子们感到最快乐的时光，除了穿新衣、放鞭炮以外，还有一个节目是吃火锅。火锅只有D姨家才有。轮到我家借火锅的那一天，爸爸早早就炖上了一锅鸡汤，把羊肉片，猪肉片切得薄薄的，把酸菜切成细丝，还准备些虾米，青菜，粉条等，然后全家围着闪亮的、烫烫的、时不时会冒出烟来的火锅，忙忙呼呼地、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只有吃上了火锅，过年的项目才算完整。
紫铜火锅（在网上搜的图片）
据李叔说，文革时，红卫兵抄家，把D姨家的火锅也给抄到校革委会去了。红卫兵们哪里知道，家属院的人都借过这座漂亮的紫铜火锅，校革委会领导们也不例外。若是把它上缴给县革委会，那全院岂不是没法过年了？最后，李叔出面跟校领导说，红卫兵小将们太年轻，没过过日子，不懂得火锅只是炊具的一种，不是剥削阶级专用的，给D姨家退了回去。
对我家来说，饸饹床子和火锅不是经常要去借的。妈妈经常要我去借的、至少每个星期去借一次的，是D姨家的秤。
妈妈从不让爸爸去买菜，说爸爸不看秤，肯定每次都被骗。妈妈倒是仔细看秤，可是看了也不放心，认为商家的秤上都被做过了手脚，回到家里后，一定要再核实一遍。
可是我家并没有秤。那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商店里可以买的东西很少，可能没有卖秤的吧。我猜，即使有卖秤的，即使有票能买，也不如借D姨家的秤那样精准。D姨家的秤是自打D姨嫁过来的时候就有的，是全铜的，每一部位都是铜的，连秤杆子上的星星都是铜的。
每次妈妈买菜回来，都要我去D姨家借秤。而那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我一向不好意思跟女孩子说话，所以每次去敲门时，总希望是D姨来开门，而不是她家的五朵金花中的任何一朵。
D姨家的五姐妹知道我不敢和女孩子说话，也从来不勉强我。见我来敲门，不等我开口，就二话不说，回头就把秤从灶台上面的挂钩上摘下来给我（那时的平房进门就是灶台）。我去了那么多次，去了那么多年，从童年到少年，D姨家的每个人都对我很热情，从来都没有给过我脸色看。
要知道，D姨家的秤可不是专门等着别人来借的，她家每天三顿饭都是要用的。因为她家的人口多，从下米下面开始，就要严格定量。因为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每月27斤，若按每月30天计算，每天最多允许吃9两。二月份只有28天，可以多吃一点儿，一月、三月、五月、七八月、十月和十二月有31天，这多出的一天口粮，必须要靠秤杆子精打细算，从每天的定量中省出来。她家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成了习惯。
我说我想看看那杆老秤，不知你们还能不能找到。五妹说，当然能，中午时还用过，并马上到厨房里把秤从挂钩上摘下来给我（D姨家现在住楼房了，有单独的厨房，厨房的墙上钉了挂钩）。
百年老秤，近些年曾被修理过。
D姨近期腰腿不太好，需卧床休息，但她特意起身，带我重温了一下认秤的方法。
重温认秤（我腰间处的红点是我腰包上的拉锁把手）。
我从腰包里摸出五百元钱，我要感谢D姨一家给我的面子。十年里一共约有五百个星期，我每星期借一次秤，相当于每次租金一元，可是被五妹坚决地拒绝了。
五妹说，很遗憾她的爸爸没能赶上建群，要是微信群早点儿建起来就好了。她的爸爸一直想念着一中家属院里的老邻居们。
从D姨家出来，乘出租车到了妈妈住的养老院，和妈妈会合，一起等姐夫的朋友来接我们回朝阳。
妈妈房间的天花板已经被修补好了（参见《养老院》），屋里也收拾干净了。妈妈整理了自己的东西，跟养老院续了假，她还要去朝阳与闺蜜周姨住一段时间。
妈妈在对面床上收拾自己的东西
妈妈喜欢用包袱皮把东西分类包好，包好后还用线缝几道，并缝上一小块白布，在白布上写下包袱皮里面的内容。她今年86岁，耳不聋，眼不花；能纫细针、能写小字；头发又黑又细又柔顺，没有一根白的；牙齿全都在，没有一颗蛀牙；她从未生过大病，能吃能睡，精力充沛，战斗力强；身体上唯一的问题就是驼背，而且驼得厉害。
妈妈占着屋里的另一张床放东西。床上系着红绳的钥匙和锁头都是她自己的。她出门时就把房间锁上，不给任何人留钥匙。妈妈把门锁好，告诉我说，养老院的老板同意给她留着整间房，而且还按天数退给她伙食费。
我不懂这账是怎么算的。在她每床600元（她实际是占了两个床）包吃包住的月费里，竟然还能退出钱来。有钱退，最令妈妈高兴。这个万元村里的养老院都很会迎合老人们的心理，那就是：脏点儿、差点儿没关系（天棚掉了也没关系），省钱就好，哪个老人不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如今的“管吃管住”，不就是他们年轻时曾经向往过的共产主义吗。也许，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惯着，妈妈才在养老院里住着没够。
回到朝阳后，先送妈妈去周姨家，我回姐姐家。姐姐已经煮好了绿豆粥，而且已经替我晾凉了。就着姐姐腌的小咸菜，喝一大碗滑爽的绿豆粥，感觉暑气全消。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