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

图片来自子玉原创

那一年，我出生了，是个儿子。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吃饭，穿衣，还多了一份牵挂。

小时候并不了解这份牵挂对我有多重要。

父母亲开着金蛙牌儿，十四马力的三轮儿车，跑绥化，跑哈尔滨做些小买卖，经常后半夜两三点钟才到家。三轮车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地开进小院儿，总令人激动，欢喜。也许我睡眼惺忪，不愿离开热乎乎儿的小被窝儿，但我的确很在意，父母亲推开门，拉亮灯时，我正盯着他们的脸看，恰巧又被他们发现。我迅速地藏进脏兮兮的被窝儿，父亲将冰一样凉的大手伸进来，摸我。这一晚，我不再感到担心害怕。

后来，父母亲离开了故乡，这一离就是万水千山，不见归期。每逢开学要交学费而又拿不出的时候，常常被人这样问起:

“你爸妈还没回来呀？”

我红了眼圈儿，点点头。

“他们去哪儿了，在干啥呀？”

我摇摇头。

“他们是不是不管你们了？”

我低着头，手指用力摩挲着衣脚儿。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叫我抬不起头;吃不饱饭，叫我精神萎钝;被人嘲笑，叫我无地自容。那么藏在我心里不愿说出来的苦闷才是切肤之痛。

我多希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我多希望爸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那时爸妈离家一千里，现而今我离家两千里，个中滋味才略略体会到几分，出门在外，讨生活，并非易事。

童年时天真无邪，少年时懵懵懂懂，成年时你侬我侬，而立之年时事业有成，一切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步入正轨。这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却似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有的人，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而有的人则必须要穷极一生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拥有。

小学一年级，学校开运动会，我兴冲冲地报名参加了60米的比赛，鞋大，不跟脚儿，没跑几步，鞋子就摔飞了出去，当别的孩子奔向终点的时候，我单腿儿蹦哒，返回去捡鞋子穿。

小学三年级，因为没有白裤衩儿，运动会没参加上，伤心了好几天。

小学五年级，跑200米，开始跑挺快，后来没力气了，弄个倒数第二。

初四时，比较幸运，3000米，混个第三。

在异地借读，念初三时，3000米终于获得了第一名，用时11分10秒，这是我学生时代首次当上赢家，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高二，3000米又得了个第一，几乎晕倒在终点，有很多人关心着，鼓舞着，那一刻，幸福至极，虽然上气不接下气，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哪里，但是没有一丝遗憾。

大二，5000米跑个第三，于终点前100米，奋起直追，50米处超过一人，20米处超过另一人。

在异地借读时，住校。每周末放假一天半，都要去办公室向女班主任请假，然后回爸妈租住的小屋和家人住一宿，亲近亲近。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得在睡梦中爬起来，收拾好东西背起大大的书包往学校赶，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缩短自己和学校之间的距离。

在一个丁字路口转弯两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对老夫妻在那里支了一个简易的帐篷，架了一口锅，炸油条，卖给起早上工的建筑工人和骑着自行车扛着锄头去铲地的外乡人。

回到学校，推开寝室的门，一股浑浊而又熟悉的热浪迎面扑来，叫人有些措手不及。幸而片刻之后就适应了，大家还在熟睡当中，呼吸是一声接一声儿。放下书包，坐在床上，还是很想念和家人待在一起的短暂时光，虽然拥挤，虽然忧愁。

那个丁字路口儿曾经出过一场众说纷纭的车祸。很不凑巧的是，那天我打那里经过，看见了一个人爬在车轮旁的地上，一动不动。重型大货车因紧急制动，巨大的车轮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留下了长长的黑色印记。警察和120急救车都还没赶到，围观的路人越聚越多，我以为那人只是晕倒了，如同夏天中了暑，躺一会儿，凉快凉快就会好的。后来听旁人讲是从他家邻居那儿听说的，是他自己故意往大货车地下钻的，可能是因为儿子不孝，以至于他伤心绝望，才寻了这么一个决绝的短见。传说警察在他的上衣兜儿里发现了个信封儿，信封里面具体装些什么，外人无从知晓。

周六下午回家路过那里，能遇见几个头戴橙色安全帽，手里端着钵儿去食堂盛了饭菜，找地方大快朵颐的人，白米饭上面是白菜土豆条儿，白米饭下面是白米饭。

他们住在路边的一间车库里，车库的门大开着，两排长长的上下铺紧紧地连在一起，车库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

女班主任平时不苟言笑，但对我还是十分和蔼的，虽然自己数学成绩一直不好，老师也从未斥责过，可能她真的知道，我尽力了，只是除了方法不对之外，还有最为要紧的就是智力上的严重欠缺，凡事都是事倍功半，老师也是爱莫能助。

高考结束，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日里，母亲和女班主任在街上恰巧遇见了，女班主任向母亲问起我填了什么志愿，听母亲说完了之后，女班主任有些诧异地和母亲说，为啥没报个学技术的，毕业了将来也好找工作。现在回过头去思量女班主任的一番话，有些悔之晚矣的感慨，唯薄技在身，方能存身。

母亲和哥哥夏天在离家很近的街上卖蔬菜，蔬菜是母亲起早搭车去城里的农贸市场批发的，一斤赚几分钱到几毛钱不等，母亲凭借她对行情的预估和童叟无欺的经营，每天都能赚百八块钱。冬天他们裹着厚厚的棉衣在离学校很近的街上卖铁锅炒的瓜子，买卖像铁皮油桶里哔哔啵啵的炉火，通红通红的。铁锅里的瓜子，炙热，滚烫。街上，人头攒动，不绝于耳的吆喝声中，有母亲的也有哥哥的，还有从锅里蹦出的瓜子熟了的爆裂声，伴随着缕缕青烟飘过了头顶，飘进了冬天，飘进了生活，温暖的生活。卖冰糖葫芦的，卖冻梨，冻柿子，冰棍儿雪糕的，卖糖块儿，卖针头线脑儿，香烛纸马的，卖锅碗儿瓢儿盆儿的，都在那个冬天里同母亲和哥哥一起，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混些衣食茶饭。

别人家炒的瓜子只有一种，而母亲和哥哥炒的瓜子有三种，有火轻的，有火大的，还有正好儿的。所以，他们的买卖每天都比别人家的好做，他们不卖完，别人家几乎开不了秤。当然也有效仿的，但炒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个味儿。

有一年，瓜子遭受恶劣天气影响，收成不足往常的一半，母亲发现了这个难得的商机，她孤身一人，坐长途客车到很远很远的原产地去购买了大量瓜子。到了冬天，别人家卖瓜子，她不卖反倒是经常去市场上打转转，四处观望。看看市场上的瓜子供不应求了，她才动火，把铁锅烧得热热的，一把铁锹在锅里上下翻飞，分分钟，瓜子就熟了。当时市面上的瓜子两块五毛钱一斤，母亲把价格提高了五毛钱，一斤卖三块，买卖丝毫不受影响，反而比过去卖得更多了。后来别人家都卖没了，母亲把价格提高到了五块，母亲和哥哥被买瓜子的人“包围了”，有的人干脆直接上来抢称，自己秤。瓜子出一锅没一锅，根本供不上卖，那场面甚是热闹。

从那以后大半个中国的瓜子价格，一路扶摇直上，涨到了十多块钱一斤，我总感觉这把火是打母亲这儿开始的。

母亲说，做买卖有瘾，怪只怪家底子太薄，没有大本钱，只能做些小本生意，赚些零钱花花。

初三毕业，放暑假期间跟随母亲和父亲去给地主家铲地，每天凌晨两点半起，扛着锄头去站大岗。从没见过那样的阵仗，二三百人都扛着锄头，黑压压地在十字路口集结。不论出现什么类型的机车，瞬间就可以被人插满，用脚无立锥之地都不足以形容那样的拥挤。不知道当初我怎么就那么大的勇气跟着硬挤了十多天，为了区区三十块钱，真是把命都豁出去了，人之微贱不过尔尔！

记得某天还被人把刚扔进车厢的锄头给扔了出来，那是一个黑脸的中年妇女，一双大眼睛，滴流儿滴流儿地眨巴儿着，她的意思是，那个车是她们先占的，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啊！如果那时我知道恨是什么，在心里的确有憎恨过她，很多年，很多年。现在倒是越来越记不清了，只剩下一张没面目的黑脸，还隐约记着。

母亲托朋友把哥哥送进当地二高读中专之后，父亲在厂子里上班，没人帮她开三轮车了。她做买卖的心思只能暂且放下，別寻一条道路挣钱养家。

又一个十年，犹如白驹过隙。父母亲创建了自己的事业，且蒸蒸日上。

生活有时候就像坐过了站的公交，车到站的时候，走了神儿，未下车。那么，在下一站就要及时些了。好在，路不甚远，还记得刚才转了几个弯儿。

在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外面去找工作的时候，抑郁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只知道清冷的月夜和无法排遣的寂寥。

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么？

我记住了家的方向，我知道有个家会一直在那里，惦记着我。

201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