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时间？思想？何者《降临》？

《降临》是由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发行的科幻电影，改编自华裔科幻作家姜峯楠（Ted Chiang）的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作为一部少见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科幻小说，该作品早在1998年荣获当年星云奖和斯特金奖。电影《降临》削弱了其中晦涩的物理学知识，增加了语言学的比重，将语言学的魅力表现到了极致，并以其意味深长又震撼人心的表现手法，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今日美国》评价说：“《降临》是如此美好而又发人深思的一部电影，能弥补观众看过的所有的外星入侵科幻烂片的损失。”

影片的故事开始于十二架贝壳状的不明飞行物进入地球之际，外星人向人类发出了讯号，但由于语言不通，人类无法理解。美国军方找到了语言学家露易丝·班克斯和物理学家伊恩·唐纳利，希望两人能够合作破解外星人的语言之谜。经过多次接触，露易丝渐渐学会了外星人神秘的环形文字，并由此改变了自身思维模式，获得了预知未来能力。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莫过于露易丝如何通过学习语言而获得能力了。通俗地讲，就是学习一门新语言是否真的能够产生新的思维方式？语言与思维方式之间究竟保有何等关系？

实际上，现实世界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长达数千年之久。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曾说过“掌握第二种语言就是拥有第二个灵魂”。他的一位继任者查理五世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一个懂得四门语言的人抵得上四个人”。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语言并没有那么重要，莎士比亚曾借其笔下的茱丽叶之口说道：“一朵玫瑰无论换什么名字，闻起来都是甜美的”，以此表达人们对事物的指称无足轻重。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语言处在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语言和使用语言来认识世界。……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语言‘世界观’反过来又可能制约着人们的非语言行为。”其后，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也共同提出了一套关于语言与思维、文化关系的理论，这就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重要学说之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是支撑这部科幻影片的基本理论依据。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包括两个亚假说：一是语言决定论(language determinism)的强假设，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也会不同；二是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ty)的弱假设，也称语言关联性，即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为，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

两百年后的今天，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相当多语言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之间有非常大的共性，所以就算语言影响思维也很难有天翻地覆的效果。当年洪堡特提出来的“语言结构决定人类思维”的理论，也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强假设，已经基本被否定掉了：名词的性别并不决定着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真的拥有性别；语言里缺失“左”和“右”的词汇也并不代表着母语者就无法区分左右；尽管2015年许多英文媒体都在发愁，中国农历羊年的“羊”到底应该翻译成sheep（绵羊）、goat（山羊）还是ram（公羊）、ewe（母羊）或者羔羊（lamb），但这并不影响英语使用者将这几个词与“羊”这一整体概念进行关联。

关于弱假设的“语言使用影响人类行为”这一点，则依然在学界里有着强烈的争议，因为一系列意图验证这一假设的实验都有了支持它的结果：最经典的实验当属颜色的辨认，人们在为颜色命名的时候，往往会对母语里有相应单词的颜色做出更快的判断，而蓝和绿的界限是最难判断的，因为在很多语言里，它们会用同一个单词泛指这两种颜色。这么看来，母语的词汇上、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的确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人类的行为。

在影片《降临》中，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外星文字“七文”影响人的时空认知和因果意识，从而改变了女主角的思维方式。

一、语言影响人的时空认知

在人类的认知中，时间一直是一个线性的概念，小到一颗种子的萌发长大，大到整个宇宙的发展，无一不是按照顺序的，而我们的书写方式也同样是线性的。人类的思维被困在时间里的。

和人类文字不同的是，影片中的外星人使用的是一种水墨画一般的环形文字，他们摆脱了发音的束缚，也没有前后因果的逻辑，书写者在起笔时就能用少数几笔串联起所有的内容，意义的差别都在圆上最细致复杂处，语意越复杂越多，整个字也就越复杂。这种非线性的圆形文字说明了外星人与地球人类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的闭环时间回路中，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失去意义，回路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同时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因此外星人具有感知未来的能力——对“七文”的使用者而言，这些事件并非线性时间上的“以后”，而是已知的结果。女主角露易丝正是因为学习了这种语言，从而改变了对时间的认识，掌握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Lera Boroditsky曾以“我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为话题，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以丰富的实验案例论证语言对思维的相对影响。她认为人类对于抽象概念（例如时间）的表征是从具象概念而来的。人们利用语言工具将简单知识的“构造块”组合起来，构成复杂知识。比如，将空间表征通过类比，或者隐喻的方式，对应到更复杂的时间表征上来。倘若确实如此，那么空间认知必然会影响到对时间的认知。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她前往澳大利亚对原住民部族Kuuk Thaayorre进行了一次实验。这一部族的语言中没有前后左右，而只有东南西北。教授准备了一些卡片，每套卡片上绘制的内容表示着时间的流逝，例如一个人从儿时到老年的不同年龄段的照片。她把卡片的顺序随机打乱后交给当地人，要求他们“按正确的顺序将卡片排放在地上。”在这种要求下，一名英语母语者会将卡片从左往右排，而并不在乎测试时面对着哪个方向；希伯来语使用者则更可能从右往左排。但是Kuuk Thaayorre部族的语言中没有“左、右”，他们会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会如何想象时间流失的方向呢？答案是从东往西。如果此人面朝南，卡片就从左往右排；如果他面朝北，卡片就从右往左排；如果他面朝东，卡片就朝着自己的方向排（即从上往下）。他们对时间的想象无疑受到了空间观念的影响。

而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时间的认知也截然不同。有的文化中将过去放在前面，而将未来放在后面，有的文化中时间的流逝是垂直方向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去的时间在上方，而未来在下方，因此我们将自己的历史叙述为“上下五千年”，当提及过去的时间，会使用“上溯”这样的词语。对于影片中的外星人，时间则如同他们的文字那样，呈现一个闭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有中间的细节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二、语言影响人的因果意识

《降临》中的女主角露易丝通过学习外星人的环形文字，渐渐理解了他们的时间观念，也因此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的许多时间片段。在每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时间闭环中，其实都有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交点，是为因果。此时人类“由因生果”的理念已不再适用，存在的只有因果本身。逻辑关系超越了时间顺序而存在，这也是促使露易丝坦然接受未来的一大原因。

在现有的认知中，人类倾向于认定一件事“原因”和“结果”仅依据于事件本身，“因为发生了事件A从而导致了事件B”，看起来客观又合理，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实际上，不同的语言是能够对人的因果判定产生影响的。

美国曾任副总统迪克·切尼有一次在与律师哈利·惠廷顿打猎时开枪击中惠廷顿。这本是件只有一种发生方式的物理事件，但当叙述者使用“切尼对惠廷顿开枪”“惠廷顿被切尼击中”“惠廷顿受到枪伤”等不同方式描述时，施动者的目的性、受害人的重要性等信息就有了微妙的变化。切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要为此事负全责：“毕竟我是那个扣动扳机开枪击中哈利的人。”看上去虽然是承认错误，实际上却强调了事件的偶然性，拉远了自己动作和最终结果之间的距离。小布什则为其辩解说说“（切尼）听见鸟飞动的声音，然后他转身扣动扳机，然后就看到他的朋友受伤了。”彻底将切尼这个施动者转变为了一个目击证人。尽管如此，切尼和小布什使用的这套说法还是会让英语母语者感到非常可疑，觉得他们在推卸责任，因为这并不是英语中自然的表达方式——他们更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述因果关系，而且并不明显区分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在其他的语言中，如果一件事是意外，不是施动者故意做出的，人们可能会说“花瓶碎了”“书本丢了”等不那么直接的、不把施动者做主语的句子。英语使用者则可能说“他打碎了花瓶”“他弄丢了书本”，无论“他”是否故意为之。可见，不同的语言对人们如何分析事件架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Boroditsky教授曾做过一个研究，探讨语言的结构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事件责任人的判断和记忆。她给被试播放了一系列故意动作和意外动作的视频，随后测试他们是否能记住这些动作的施动者。被试者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如前文所说，英语不能很好地区分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英语使用者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会描述出施动者。而西班牙语和日语中的使用者在描述意外事件时，通常不会提到施动者。研究发现，不同被试组记忆情况的差异完美地反映了语言结构的差异。描述故意动作时，所有的被试都能回忆起施动者，并且会谈论到施动者。但是在描述意外动作时，差异出现了。英语使用者仍能清楚地记得是谁不小心做了某事，而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记得就没那么清楚了，他们也不常提到施动者，也认为没必要记住究竟是谁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场景的其他方面。

当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的时候，他们是在从一个宏大的共享信息库中援引线索，编织思维，使他人得以理解自己。尽管很难被意识到，但语言中确实隐藏着一个社会共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索绪尔曾特别强调了“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共用的系统。每种语言都为一种文化提供了一个“认知工具箱”，并且本身封装了这种文化中经过上千年发展的知识和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对世界感知、范畴化和创建意义的方式，这是一份经由我们祖先发展和研磨的无价指南。而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时，则势必会撕破这本思维指南。原先不言而喻的观念不再必然，新的可能性慢慢潜入头脑，悄悄地改写并支配着人的直觉、行动与言说。语言，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但世界却得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影片中的露易丝翻译出这样一句极具威胁的外星语言：“offer weapon”（交出武器或提供武器），但却发现这群外星人完全没有入侵之意。对他们而言，这个“weapon”实际上应该是一件“gift”（礼物）。因为一旦掌握了外星人高级的语言，就可以掌握他们的思维方式，人类也就突破了思维的极限，随之而来的进步，可想而知。新的语言，带来思维变更，从而促进技术革新，这比任何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武器”都更加强大而有力。

把眼光投回到没有外星人送礼的今天，“语言影响思维”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解决，语言通过某些机制影响思维的案例亦非放诸四海而皆准。至少我们可以感到欣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视线投向这一问题的探讨——无论是捧着爆米花走出电影院的观众，还是潜心进行实验分析的科学家。随着科学的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已几经修正，人对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知也应该向前发展，这将帮助我们突破客观环境的限制，理解更远更深的问题，如同超越时间，去看宇宙起源时的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