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见过生死，哪里会有生死观
其实小时候清明节，并不认为是一个有关生死的节日。
虽然按照惯例学校都要组织去给烈士扫墓，但在墓前听从老师的指令低头默哀时，小学生的我们思绪早就飞走了：爬山、野餐、摘花、拍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清明节是跟鬼魂、祭祀先人有关的日子。
正处于人生的春天，又被家人保护得很好的孩童，只知生之快乐绚烂，哪会去思考死的意味。
去年过年，带着宝宝去看姥姥。
有时候宝宝初见陌生人是会怕生，哭闹起来。但这次见到老姥姥却是笑盈盈的。
姥姥满心欢喜，不只是见到了很久没见的重外孙，更得意的是孩子没有哭闹：“看来我还能多活几年。某某老太，孙子见她面就大哭，去年没过去年就走了。小孩子是很有灵性的哎。”
我们都对她这种迷信的论调表示不屑，纷纷预测她能活过一百岁。
姥姥年过八十，从舅舅离婚后，也卸去了看孩子的任务，自己一个人搬回半山腰的老房子居住。
子女孝顺吃喝不愁身子骨也还硬朗，日常起居都可以一人料理，守着一院瓜果花草和几只猫狗，过的是神仙日子。
可是年龄总是慌慌的威胁。
“还能活多久？”
向来率性豁达的姥姥，也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常挂在嘴边念叨起来。
白岩松说：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我们避讳说死，更害怕面对死。
老家小区里的一个邻居，得知自己癌症晚期不久于人世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整日哭泣。
亲友本有很多劝慰的话，到此时也只有沉默。
如果在当事者眼里，死，除了悲哀还是悲哀，那再亲近的人也无能为力了。
我也不能说当自己面对肉身将逝的时刻是不是能表现得更为豁达。
曾看过著名编剧史航的一篇访谈，他说：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世界还是好好的，真让人绝望。
是的，当那一刻来临，无论多少亲人的陪伴爱人的安慰，最后仍然是一个人的战斗。
“没有人可以永生不死，但世界依旧温暖美好”“在爱面前，生死如此渺小”……
我们懂得很多大道理，却仍然看不破这生死迷局。
那一刻，我们需要调动所有灵魂深处的能量，来对抗那个巨大深渊的吞噬，以求离开的背影能走得不那么狼狈。
所以很多年轻时没有信仰的人，在得病或者年老之后开始研究宗教，仓惶地试图补上生命教育这堂小时候缺席的课。
但也有一些人，因为奋力地活过挣扎过，反而一早就生出直面命运锤击的勇气。
比如史铁生，他说：“死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盛大节日。”
比如杨绛先生，她说，“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比如琼瑶阿姨，虽然她的作品和人生饱受争议，但不能否认在造星还没成为产业的上世纪她对言情市场的把握和获得的巨大成功。在年近八十之时，她再次贡献了自己的生死观：“我已经79岁，明年就80岁了！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
比如一位一直关注的年轻女作家，跟我年纪相仿，她生了重病，辗转治病疗养有十几年了。就是这十几年病居家中的日子，仍然勉力坚持写作。
我很爱读她的文章，因为里面没有欲望，没有套路。
她知道自己写作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决不会放任自己在那些虚假空洞的情感和表达中。
她叫沈熹微，今年元旦之后过世了。
很多作家朋友和读者写文字悼念她，我也想写，却始终写不出什么。
不曾相识，却常常伴着她公众号的文字入睡，总觉得她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去是一个玩笑，因为她的文字表达还是如此丰沛如此富有生命力，可最后这个玩笑却成了真。
“事实上是，我不知道能否挺过去。好像除此之外从来没有别的选择，我也不会给自己选择。怎么样都要战斗到最后。也很有兴趣，看看自己的终点在哪里。谢谢你们的祈祷。它一定有用，此时此刻，我需要去相信每一点有形与无形。”
这是她去世之前不久更新的公众号文字。
也许只有真的见过生死，面对生死，才会有这样淡然地思考。
正如作家黄佟佟所说，熹微是很有勇气的，她敢直面痛苦，而我们大多数活得好好的人却都在逃避，直到有一天它真的找上门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和死并不是对立的，死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一直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
当我们被生活的琐碎龌龊淹没的时候，当我们蹉跎时光无谓消耗生命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如此这般，当死神来敲门时，能不能足够体面足够镇定，还是会悔恨狼狈得一塌糊涂。
你可以说，很多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曾“生如夏花之绚烂”，所以才能“死如秋叶之静美”，那么作为最普通的普通人，我们又能如何存在？
“人生就是由一个巨大的悲哀和许多微小的欢乐组成的，我能做的就是慢慢地积累这些小欢乐，用来对抗悲哀。”
年少时我不曾恐惧那个巨大的悲哀，醉心于当下的欢乐，遇事还喜欢没心没肺地抱怨两句”好想去死啊！”“真是不要活了！”
这大概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常态。
“过了三十岁就去死好，我不能变得那么老！”
”他离开我了，我还活着干嘛！”
“再这么加班，我大概会过劳死吧嘻嘻！”
因为知道自己如此健康如此幸运，人生的美好长假才刚刚开始。
我们不怕，所以我们也从不忌讳。
之前在广告公司上班，工作忙加班超多，而定期去体检的人很少，坚持运动健康作息的人很少，嚷嚷着自己快死了的人却很多。
可等我有了孩子，却忽然变得特别怕死了。
是的，我变得不勇敢了，但似乎又更勇敢了。套用那句被用烂了的说辞就是：好像突然有了软肋，也突然有了铠甲。
从前那个不自由毋宁死、不成功便成仁、咬牙切齿为梦想的年轻人，开始享受烟火人间的美好。
我要看着他走出人生第一步，看着他开口发第一个音节，看着他第一次尝试人间美食的享受样子，看着他踉跄着走进幼儿园，看着他一步步成长成人成家……
可是，等他长大成人我是不是也该垂垂老去了？我的父母也要变得更老。
大概是眼见着孩子长大父母变老的过程，更理解了人世轮回的无奈和无常，也逼迫自己去正视自己的人生，梳理那些痛苦和欢乐、有价值和无意义。
患癌去世的复旦大学年轻女教师于娟在遗作《此生未完成》中说，“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非常茫然。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
为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这样的傻事大概大多数人还正在做着。
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教会我们不能浑浑噩噩，必须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拨开那些生活的表象，找到自己参与世界感到价值的最好生活方式。
有爱、有价值地活的每一天，都不会白活。
关于死，我们需要补课；
但关于怎样活着，我们要学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