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地图》前言
清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批准了由吏部汇奏并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性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政革意见，其中，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使安徽省三司健全，是为安徽建省标志。因安庆府、徽州府在当时安徽境内影响最大，故取两府首字名省。又因境内古有皖国，故简称为皖。
安徽位于中国的东部内陆，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淮河、长江、新安江分别流经安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而淮河、长江又将全省分为淮北、江淮、江南三个自然区。全境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川秀美。安徽虽然建省时间不长，但安徽先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许多载入史册的奇迹，创造了多元而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传承、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繁昌人字洞遗址表明，200多万年前的安徽境内已有古人类活动迹象，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人类活动遗址。和县猿人、巢湖银山猿人等考古发现也表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安徽境内的原始人类活动愈加广泛，成群聚居，繁衍生息。到了新石器时代，蚌埠双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含山凌家滩遗址，以及蒙城尉迟寺遗址、肥东大陈墩遗址、肥西古埂遗址等，都是安徽这块土地上史前文化的突出代表。其中，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玉猪、玉龟、玉版和加工玉器的石钻，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排房、鸟形神器等，都是安徽先民为中华文明所奉献的极为卓越的文化创造。
夏、商、周时期，安徽境内的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全面融入中华文明。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南下的东夷族群与后来东进的华夏部落发生交融，禹会涂山、皋陶立法、姜尚辅周、夏商周王朝与安徽境内诸方国的分和，都有两种文化碰撞并交融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管子开创了先秦诸子学说；老子和庄子创立了道家学派，使道家思想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江淮之间，青铜冶铸工艺日趋成熟，青铜文化的地域特征逐渐明晰，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安徽经济文化的发展面貌。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仍然引人注目，是安徽境内文化景观更为丰富的地区。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不仅总结了道家思想，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科技文献价值；桓谭著述的《新论》倡导无神论，影响深远；何尚之等玄学家的妙理风行一时。华佗精于中医，发明了中药麻醉剂“麻沸散”，早于外国的人工麻醉术1500多年。稍后，曹氏父子主导的建安文学悲凉雄浑，嵇康、刘伶等竹林贤士的吟哦飘逸散淡，以及戴逵父子的绘画与雕塑，嵇康、桓伊的琴艺，可谓异彩纷呈。而在长江南岸，世居姑孰的周兴嗣撰成蒙学课本《千字文》，垂范后世，传诵至今。
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安徽境内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淮河以北先后涌现出书法家丁道护、画家曹霸、道教学者陈抟等，可谓涛声不绝。而长江两岸则呈现出文化快速崛起、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文学艺术方面，张籍、杜荀鹤、梅尧臣、张孝祥、李公麟等领先一代诗词和绘画风气，客游安徽或者曾在安徽为官的李白、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欧阳修、王安石、姜夔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篇章。在工艺美术方面，寿州窑、繁昌窑先后创烧，分别绵延400多年和200多年，兼有陶瓷艺术文化和经济文化的重要价值；歙砚、徽墨、宣纸、宣笔等文房四宝均为炙手可热。在宗教方面，佛教禅宗酝酿于司空山和天柱山，地藏道场形成于九华山。及至两宋，安徽文化重心再度南移至新安江流域。程朱理学从此确立，书院私塾遍布城乡，文教昌盛的社会风气深入人心，毕昇首创的活字印刷术推动了雕版印刷工艺进入黄金期，徽州地区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
元明时期，安徽境内的文化发展承接南宋，以徽州地区的学术思想最为活跃，崇文重教的传统得以延续，并且影响到各种艺术样式渐次繁荣。郑玉、汪克宽继续阐发程朱理学；汪道昆、梅鼎祚的戏曲创作令人瞩目；郑之珍借鉴已有杂剧、变文等，撰写出《新编目连救目劝善戏文》，促进目连戏大为流行；何震、朱简的篆刻创作引领风气；汪廷讷主持的环翠堂书坊，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笺谱》，联手以歙县虬村黄氏为代表的徽州刻工，把中国古代版画艺术和印刷技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程邃、萧云从、弘仁、查士标等，都是闻名遐迩的画家，特别是弘仁领衔的新安画派，对中国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与朱元璋建立新的政治王朝有关，一批有着皇家背景的艺术家显露出非凡才华。朱权博学多才，创作杂剧12种，著述以《太和正音谱》流传最广；朱有燉娴于韵律，创作杂剧31种；朱载堉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在律历学领域有突出贡献。到了明代中晚期，弋阳腔传入池州一带，融合当地民俗形成青阳腔，并发展为盛行全国的主要戏曲声腔。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具有鲜明的近代启蒙性质。憨山德清建立起会通“三教”的佛学理论架构。
有清一代，安徽文化趋于合流，长江流域与新安江流域有了更多的交融，并且促进了全面繁荣。在学术思想领域，江永、戴震、俞正燮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学创作领域，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领衔的桐城派主盟文坛，吴敬梓推出的《儒林外史》则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在艺术创作领域，新安画派新人辈出，继续风行；另有梅清的绘画、邓石如的书法、黄士陵的篆刻各领风骚；徽调在石牌成型后，随着徽商组建的徽班走遍全国，最终在北京“徽汉合流”，诞生了京剧，程长庚享有“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美誉。在科学技术领域，程大位、梅文鼎等也是一时翘楚。清代中期以后，国势逐渐衰微，内忧外患加重，一些学人不满脱离实际的学术倾向，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包世臣、王茂荫等都在这一思潮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孙家鼐、吴汝纶等举办新式学校，推行近代学制，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经历了长期的物质准备、思想准备，中国社会开始从近代向现代迈进。在这个进程中，安徽文化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反对封建文化，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胡适加入《新青年》后，宣扬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大力倡导白话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蒋光慈参与组织的“太阳社”，韦素园、台静农等参与组织的“未名社”，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朱光潜、宗白华等在美学研究领域各有建树，构建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等理念，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进程。赵朴初佛学造诣深厚，创立了佛教教义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相圆融的理论，并付诸实践。黄梅戏、花鼓灯等各种地方戏曲和乡土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黄梅戏，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先后涌现出严凤英、王少舫等杰出艺术家和《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成为传统艺术与当代社会水乳交融的典范。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安徽当代文化已经呈现出特色鲜明、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二
俗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必然影响到不同地域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状态。就此而言，安徽文化不仅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1，形态多元共存
淮河、长江、新安江分别流经安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把全省分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自然区，并在地形地貌、民风民俗、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形成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三种亚文化形态。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演化，三种亚文化形态各自保持着原有特征，同时相互交融，在安徽文化的总体框架下多元共存。
一般而言，道家思想在涡淮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在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老庄道家思想在淮北诞生后，流传地域不断扩展，影响所及不仅越过淮河，还跨过了长江和新安江。例如，新安理学先驱程大昌的思想体系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也融合了老子学说。又如，皖江文化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认为文章以“精、神、气”为主，就是从道家思想受到启发，吸收道家概念阐述文理，另一位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更加重视老庄研究，著有《老子章义》和《庄子章义》，至今仍是研讨道家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在尊崇儒学方面，皖江文化与新安文化有共同点，具体阐发上又不尽相同，戴震倡导的新安朴学就曾经受到姚鼐的激烈抨击；而姚鼐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交相为用的论文主张，与戴震所说的“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则如出一辙。
更典型的例证来自于戏曲文化发展。徽剧的前身为徽调，徽调的成型以吹腔、拨子、二簧等主要声腔的成熟为标志，而这些声腔无疑是皖江文化的产物，高朗亭、程长庚等早期徽调代表人物，都在长江流域出生、成长。但是，徽调又是随着徽商组建的徽班走南闯北，流布全国。四大徽班进京，进而先后融合秦腔和汉调，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京剧，完成了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应当归功于皖江文化与新安文化的联手奉献。至于黄梅戏，虽然也是皖江文化的产物，但在发展过程中完全突破了地域界限，受到新安文化和涡淮文化的热情接纳，为安徽各地民众所喜闻乐见。
2，重心渐次南移
回眸安徽境内的文化发展历程，文化重心曾经几度迁移。我们知道，地理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化风貌的构成，因而影响到安徽出现了三种亚文化形态。但是，这些亚文化区域的社会进程包括文化的发生、发展并不同步，有的区域稍早，有的区域稍晚，使得安徽的文化重心也不固定，大致呈现为自北向南转移的趋势。
安徽境内最早出现文化重心的区域是淮河流域。在这里，东进的华夏部落与早先南下的东夷族群在夏、商、周时期就曾有过交融，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高度繁荣的思想文化为标志，涡淮文化占据了安徽文化重心的位置。这里产生了管子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先秦诸子时代；更产生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构成，流布过程中经过《淮南子》的总结，延续到魏晋时期，成为玄学的重要思想基础。曹氏父子领导和推动的“建安文学”，则引领了一个风骨铮铮的中国文学新时代。但是，长期的战乱和灾荒，既摧残着淮河流域的经济生产，也中断了文化的持续繁荣。
从隋唐五代到两宋，安徽文化重心先后两次南移。先看隋唐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司空山、天柱山孕育着佛教禅宗，九华山开辟了地藏菩萨的道场，皖籍的或者客游安徽的文人们，则留下许多传诵至今的诗歌篇章，皖江文化这时虽然初露端倪，却充分展示了安徽文化重心的风采。再看南宋以后，新安江流域把徽州地区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相连接，在这里兴起了程朱理学，形成了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带动了科技、医学、建筑、绘画、雕刻、戏剧等诸多领域的全面繁盛。从此，新安文化不仅成为新的安徽文化重心，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色构成，并演化为中国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从明代晚期到有清一代，安徽文化重心有所北抬，进而出现了新安文化与皖江文化双峰并峙的局面。一方面，两种文化形态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向前延伸，并行不悖。新安文化有戴震集大成的徽州朴学，有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的长盛不衰，皖江文化则有方以智倡导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启蒙思想，有桐城派的风行，有青阳腔的流传。另一方面，两种文化形态开始携手，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例如，徽商组建戏曲班社，把长江流域涌现的徽调传播到大江南北，把四大徽班送入京城，促进了京剧的诞生。又如，陈独秀与胡适，分别接受过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的熏陶，却联手发动“新文化运动”，推进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
3，注重兼收并蓄
与地理区位有关，安徽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移民涌入现象，堪称高移民地区。而每一次的大规模移民，都给安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促使安徽境内的亚文化形态的形成。我们知道，尉迟恭遗址地处涡河流域，属于大汶口文化类型，应当是南下的东夷族群的聚落遗存。东夷族群在此扎下根来，与而后东进淮河流域的华夏部落文化碰撞交融，从而埋下了涡淮文化的种子。长江流域的文化兴起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但那时特色尚不鲜明，直至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从江西和江南富庶地区引入大批移民，引发古皖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碰撞交融，终于树起皖江文化大旗。新安江流域更是如此，每逢中原地区战乱，都会发生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南迁，最终到此避乱。及至南宋，皇帝在临安建都，使新安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文化交流格外活跃，新安文化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方文化重镇。
这就是说，安徽境内三种亚文化形态的确立，使安徽文化深深烙上注重兼收并蓄的印记。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安徽文化一直敞亮着开放的胸襟，善于包容和吸收，更善于在包容和吸收中促成新的创造。老子和庄子创立道家学派，一般认为带有浓厚的北方中原文化色彩，但又有“庄骚同源”之说，指出道家文化与南方楚辞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到了汉代，刘安主持编撰《淮南子》，主旨是梳理、阐发和总结道家思想，同时吸收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家之长。又如，新安画派早先借鉴元代江浙画家倪瓒、黄公望等人的画法创立而成，而后，新安画家查士标、汪士慎、罗聘等客居扬州，反过来影响了扬州画派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海上画派。再如，桐城派从师法前辈文章大家的古文运动中脱颖而出，既是皖江文化的突出代表，也在文化渊源的流变方面远远超出了皖江流域的局限。据统计，师事或私淑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大师的后学遍及全国19个省，总计1000余人，传世作品达到2000余种。无怪乎并非皖籍的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热情引用了周永年“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说法，随后更加明确地说道：“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4，倡导经世致用
在安徽文化的学术思想层面，一直贯穿着倡导经世致用，向往社会安定，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就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进而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人们经常用“出世”来概括道家思想，其实并不全面，老子从来不曾忘却治国安民，比如他主张治国应当以“百姓心为心”，为此要求君主“去甚、去奢、去泰”，还针对战乱频仍而要求诸侯“不以兵强天下”；稍后的《淮南子》则主张治国以“利民为本”，法令的制定应当“因民之欲，因民而虑”，君主与官吏应当“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进而追求“天下和洽”的理想社会。宋代以后的理学家们，在皓首穷经的同时不忘经世致用。如朱熹就曾反复强调“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君主以“富民为本”。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新安理学，不曾单纯“穷理”，而是继续阐发“经世”理念。比如吴儆，提出治理国家首先应当“重民”，应当遵从“民情之所欲为”，又如郑玉，把理学研究运用到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以人为本上，明确提出“学道行道、救世救民”的观点。
倡导经世致用，紧密联系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实践，学术文化层面体现出来的这种价值取向，也辐射到了其他文化层面。在文学方面，建安文学的许多诗篇抒发了政治抱负，表达了结束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良好愿望，如曹操的《短歌行》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薤露行》写道：“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写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专著，特别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清代的桐城派不满足于“以文章名于后世，力求成为“其道可济于众”的圣贤君子，姚莹更是说的明白：“为政在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而在新安文化的熏陶下，徽商赢得了“儒商”的美誉。他们积极从事“重教兴学、建祠修谱、刻书收藏、举办戏班诗会”等文化活动，并体现出“契约为重、诚信经营、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文化精神，都是安徽文化注重社会实践的极好注脚。
三
我们编撰《安徽文化地图》，试图把诸多文化要素安放在特定的地域坐标中，从而全面梳理安徽的历史文化资源，概要介绍安徽的文化形态、文化地理、文化遗迹和文化人物。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我们梳理和介绍安徽历史文化，学习和了解安徽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安徽历史文化，就是要推动历史文化在当代背景下的阐发、转化和融合，增强当代安徽的文化自信，促进当代安徽的文化建设，加快当代安徽的创新发展。
一是在传承中阐发。安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目前已经分门别类，得到较为全面的整理，但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理念有着复杂的内涵，还需要深入解读和详细辨析，还需要立足于当代文化建设做出更清楚、更透彻的阐发。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必须与书中另一处指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结合起来做完整的理解。“无为而治”不等于“无所作为”，不能简单解释为“出世”即所谓“不关注世俗之事”，而实际上包含了“有所作为”，只是要求所有的作为都应当顺应自然，符合自然规律，不破坏事物的自然状态，不对事物本身的发展进行人为干预。这样完整而辩证的阐发，对于当今社会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警示意义。又如，研究新安理学不能满足于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兴衰演变的梳理，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深入考察和阐发其作为新安文化的精神命脉所在，作用于徽州地区文化进步、经济社会进步的机制机理，进而探讨功过得失，鉴古知今。
再有，当下的新安商业文化研究，大多局限在徽商的“义利观”上，诸如“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诚信经营、契约为重”的精神，“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精神等。其实，徽商被尊称为“儒商”，更在于他们的心底潜藏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所以赚钱之后，不仅修建祠堂，兴办书院，还扶持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情怀的书画家和戏剧家，终于成就了新安画派和徽调，深刻影响了中国绘画和中国戏曲的发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徽商对江南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做出过卓越贡献，如江南科考、江南手工技艺、江南文物鉴赏收藏、昆曲流行等，形成了江南一带人文繁盛、城镇繁荣的局面。徽商的活动，推动了江南文化的交流和创造，谱写了江南文化的重要篇章。
二是在传承中转化。安徽文化历来注重兼收并蓄，而且在多方吸收的基础上发生新的转化、新的变异，呈现出洋洋大观的面貌。安徽的传统戏曲资源极为丰富，而诸多戏曲声腔、戏曲剧种正是在相互影响和转化中得以形成。以青阳腔为例，明代嘉靖年间吸收江西流入的弋阳腔的精髓，将九华山佛俗说唱、九华民歌及各种村坊小曲、里巷歌谣等熔为一炉，转化而成。唱法上继承了弋阳腔的干唱，并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滚调”，不托管弦，一唱众和，不仅在皖江沿岸广为传唱，还随着商路、兵路等传遍天下，所到之处，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再作转化，影响了徽剧、黄梅戏、川剧、赣剧等剧种的成型和流传。
其实，任何文化形态的传承发展都包含了转化，都不会始终呈现为一成不变的面貌。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应当在历史文化的转化方向上施加影响，使其贴近新的时代，焕发新的活力。明代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盛行一时，郑振铎的《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给以极高评价，认为创造了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及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中后期，赖少其两次带领安徽版画家集体创作，先后推出多件大幅套色版画作品，继承精雕细缕的传统线刻，保持婉约秀丽的风格，表现现代生活，赋予时代精神，受到广泛好评，被时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命名为“新徽派版画”。以弘仁等“新安四家”为首的新安画派也是这样，明清之际在中国画坛崛起，主张人品画品完美结合，开创疏简清逸风貌，强调师法自然，领先一代风气。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画派有所汲取和转化，经由黄宾虹的晚年变法，自成一体，产生了新生命，开拓了新天地。现今的许多安徽画家接过前辈的旗帜，正在沿着前辈的道路前行，努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现形式。
三是在传承中融合。安徽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经过了历代文化的选择与组合，有着非常厚重的积累与沉淀，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当代价值。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当特别注重历史文化元素与当代文化的融合，与现实社会的协调，从而形成安徽文化的现实表达，树立安徽文化的现实形象，提炼安徽文化的现实精神。在这一方面，当代的黄梅戏艺术发展堪称典型。我们知道，在中国戏曲家族中，黄梅戏属于定型年代相对晚近、艺术构成相对简单的成员，早期流行区域也有很大局限。建国以后，黄梅戏的流播范围快速扩大，剧种影响快速拓展，成为一道亮丽的安徽文化风景线。究其原因，外因方面归功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内因方面则是文化融合的效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黄梅戏与时代节奏同步，频繁移植新潮文化媒体，进行不同文化形态的深度融合，拍成黄梅戏电影和黄梅戏电视剧，制成黄梅戏唱片和录像带，得以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观众人次谋面，得以实现不远千里乃至万里的地域移动，得以迅速、广阔地传播着声誉和影响。
在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上，黄梅戏做出了榜样，其他文化形态也有很大的施展空间。比如徽派民居建筑，那种粉墙黛瓦的深厚意蕴，那种马头山墙的别致造型，完全能够与现代建筑风格相互嫁接。又如新安医学，可以在做好传承的基础上，融合西医的病理学等原理，利用现代诊疗手段，在当代医学构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做好在传承中融合的文章，安徽文化将会走出一条从历史迈向当代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