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可以选择站到阳光下

作为一名专注于抑郁障碍的公益人士，我经常接触到一些抑郁障碍的患者和案例。

什么是抑郁障碍？通俗的地说，它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明显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之一。

最近，我了解到这样一个门诊案例。一位18岁长相好看秀气的姑娘，以前性格开朗活泼，大约一个多月前重度抑郁发作，先是服药自杀未遂，一周前再次产生跳楼冲动。

她在就诊时坚持不让两位家人进诊室，在医生反复苦劝、明确建议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住院。

患者令医生忧心，家属令医生焦心。

走进诊室后的家人还处在一头雾水的状态，在医生反复强调“患者有强烈的自杀风险”“必须贴身守护”的情况下，依然在患者独自离开时没有足够的警觉和反应。

我们常说，一个抑郁发作的患者背后，常常是一群对抑郁障碍不了解的人。

从这个患者第一次大量服药后呼救洗胃，到主动要求就诊，一方面是自己内心强烈的求生欲；另一方面拒绝住院、拒绝家属跟诊背后，是对精神医学专业的不了解、不信任，以及对构建医患治疗联盟帮助自己更快康复的排斥。

中国每年有数量不容忽视的青少年死于自杀，其中因为缺乏科学认知，迟钝、漠视、缺乏反思，涌动着千丝万缕的风险甚至杀机。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罹患抑郁症的人数已经超过3.22亿，约占全球人口的4.3%，近十年来增速约18%[1]。中国有约9500万抑郁障碍患者，实际数量可能更加庞大，并且普遍存在早期发现率和治疗率偏低的问题[2]。

2019年2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显示，抑郁症已成为中国最常见的心境障碍[2]。

2017年抑郁症超过癌症和心脏病，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致残疾病，并预计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死疾病。世卫组织预测，作为目前世界第三大负担疾病，抑郁症很有可能在2020年取代冠心病，上升到第二位。

但是，与日益增长的患病人数无法匹配的，是大众对抑郁障碍认知的不足。

抑郁障碍已经成为一个不容轻视的社会忧患。欧美国家认为，抑郁障碍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造成的社会负担很重，全球每年因抑郁及焦虑障碍导致超过1万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因此从国家层面希望积极快速的地治愈病患。

但是这个忧患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普遍和充分的认知。社会上对抑郁障碍的“污名化”、“标签化”和“病耻感”，造成很多抑郁障碍患者不敢寻求帮助、自我孤立，或者被周围的人因误解而指责或孤立，各自孤独地被吞噬在黑暗中。这使得他们原本抑郁的病情可能更为压抑和痛苦，最终演变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抑郁障碍，或许已经成为精神心理世界的癌症。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指出：中国抑郁障碍病患的主要问题在于——就医率低、错误的就诊路径、不愿意服药和坚持长期治疗。中国抑郁症患者就医率仅9.51%，80%以上不就医，原因主要包括：

1.东方文化的内敛和隐忍，缺乏理解支持和帮助，造成社会认知上存在病耻感，拒绝就医；

2.患病不自知，不知道求医；

3.不知道或找不到专业的医生、诊疗机构和方式。

此外，当前抑郁障碍治疗以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为主。药物治疗方面，抑郁障碍和高血压类似，需要坚持用药，但相当一部分病患不愿意服药和长期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王刚院长表示，其实抑郁障碍可防可治，就医后70%~80%的病患治疗有效，50%~60%可以完全或极大程度恢复到病前状态，临床新药的开发也日益增多。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存在瓶颈，专业精神科医生短缺，全国仅约4万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北京、上海精神类医疗机构专业水准相对高于全国，中西部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接诊能力和“产能”或存在明显的瓶颈。

2020年伊始，震动世界的新冠疫情首先爆暴发在中国。疫情不仅给感染者造成了躯体上的痛苦和生命危险，也给感染者、疑似者、患者亲朋、医护救助人员及民众，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和高压刺激。

疫情过后，应激性事件所导致的抑郁障碍、伴随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抑郁症状，可能成为比“黑天鹅”疫情延绵时间更久和不容忽视的“灰犀牛”。

一项涵盖5万多人的调查显示，疫情期间约有35%的公众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其中27.9%的公众存在抑郁，老年人、前线工作人员等特殊人群的精神心理健康状况更是令人堪忧[3]。

现代抑郁障碍治疗的医学模式为：生物+心理+社会。

“个人认知+专业诊治+社会支持”的综合治疗方式，对抑郁障碍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和很大的帮助。

那么如何分享希望、创造希望，为抑郁障碍患者注入勇气和信心，并推动构建精神心理疾病专业诊疗和大众之间更畅通的桥梁，促进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呢？

对于一个困顿在黑暗中孤立无援的抑郁障碍患者，很多问题首先出自于个体自身和社会集体对抑郁障碍仍未建立正确的科学认知。从导正自身和社会认知进行努力，是一个实际可行的方向。

除了配合和依靠精神科执业医师的专业诊疗，倾诉和分享是一些抑郁障碍患者可以借助的方式。

像曾经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一样，勇敢地站到阳光下，讲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直面自己、进行自助的同时，也让身边的人更正确的地认知、理解抑郁障碍和深陷其中的亲朋，或许是一件值得考虑去做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类似于一种自救式的群体教育，帮助抑郁障碍患者和周围的人像认知高血压一样科学认知抑郁障碍，从而赋予患者站出来、向外走的勇气，更积极地寻求帮助，也使周围的人获得给予帮助和理解的动机和内心力量，一起正视它，行动起来，并有信心：“这是可以治疗和克服的疾病与困难”。

失去生命才是最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尝试改变。

从“人为的努力+人为的环境+社会的帮助”的角度，帮助患者自身和大众科学地认知和直面抑郁障碍，进行自助和寻求并接受帮助，也许是帮助更多人走出沼泽的一方基石。

我们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虽然，仍然有一部分人对踏进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背负着精神负担，但最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己开始发出求救信号：他们会跟家人说：“我病了”“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他们会上网自测，然后要求家人朋友和他们去看病。

相比以前，这是不常见而珍贵的转变。中国社会有关抑郁障碍陈旧错误的认知，正在被撕开缺口。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精神卫生学科和事业整体起步相对晚，早期社会重视、整体投入、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不及欧美国家，但是近十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国家对精神心理卫生的关注显著提升，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以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有关要求的颁布和实施，让这一领域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进步通道。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大了抑郁症防治工作的力度和对包括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在内的重点人群的关注，从正视疾病到鼓励社会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积极探索开展抑郁症防治的特色服务。

那么，当抑郁症可以“ME TOO”，我们不妨一起树立3个小目标：

1.减除病耻感、逃避感，传递正确的知识，促进从病患到大众正视抑郁本身；

2.增强并树立信念：这是可以治疗和克服的疾病与困难；

3.科学普及、认知正确的就诊路径，促进抑郁障碍病患积极、及时就医，进对医院（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找对医生（精神科执业医师），用对诊治，坚持治疗，相信精神科医生与医学的伦理与文明。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并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支持和更加包容、有爱的环境。

作者：王馨 |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理事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Geneva, Switzerland.

[2]黄悦勤，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患病率数据报告，柳叶刀·精神病学，2019，在线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