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跨文化比较

（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9章【自我】）

跨文化比较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在他们的国家中用类似我们研究中的自我概念量表对他们文化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测量。正如前文所述，男性对自身运动能力和外表的感觉优于女性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中都极其一致。但针对某种文化开发的测量方式在其他文化中的使用可能会存在缺陷。至少所有意义的解释都需要这些量表具有相似的心理测量属性。那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必须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某些分量表中的领域和条目可能需要根据各个文化进行调整。

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因子模型本身显示相当稳健。该模型在其他英语国家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魁北克、瑞士、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和中国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也验证了这一模型。大多数情况下，模型的信度都足够好。但在一些国家中，某些条目削弱了相应分量表的信度，在设计因子上没有负荷（虽然总体的分量表结构得到了验证）。某些条目的问题原因在于翻译。这些条目是不允许被保留下来的。量表的修订应该注意文化差异，赋于本国对该领域的最佳定义，使每个条目都适应本国的文化。

在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使用我们的量表时要格外谨慎。Meredith 等的报告指出，在儿童自我知觉概括量表的36个条目中只有20个恰当地负荷了相应因素。此外，这个中国样本和 Stigler 等研究的中国样本研究的信度都远远低于可接受值。整体自我价值分量表在两个研究中最成问题。Lee 在对华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发现了类似问题。经过仔细分析，他指出美国主流文化对整体自我价值概念的定义可能不适合用于检验中国人重要的自我知觉。Meredith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分量表的信度一致偏低，表明在各个领域中都存在不适宜的条目。

Meredith、Wang 和 Zhang 认为，还有一些中国儿童的相关领域没有包括在我们的美国量表中。我们因此增添了多个可能的领域，并要求中国儿童对他们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新添的条目包括群体取向（如，帮助他人的意愿）、社会品行（如，对师长的尊重）和社会接纳度（如，取得好成绩等获得同伴和成人认同的行为）。这种做法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它解决了文化敏感性问题，把对特定文化最重要的领域包括到了量表中。

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样本，这些样本的平均分都明显低于美国、加拿，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样本得分（社会接纳度领域可能是唯一的例外）。Stigler 等提供了对中国样本低分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中国人低调的风格使他们在报告个人特征时更为含蓄。第二种解释是，我们结构化的2选1题型将“一些孩子”与“其他孩子”进行对比陈述，其中内隐了一种对社会比较的要求。Stigler 及其同事发现，这种社会比较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悦。在中国，能力的个体差异会被一笔带过。因此，中国儿童不愿意表示自己比他人优秀，模型得出的低分不一定能真正反映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个人知觉。同样的解释也非常适用于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

总而言之，我们量表的使用在亚洲文化中似乎特别成问题：

（1）某些条目的内容不恰当或无意义

（2）需要添加其他的文化敏感内容

（3）反应倾向（如，低调的作风加上回避社会比较）。

需要不同的项目内容、不同的反应方式和指导方式来最大化个人对自我能力知觉的评价的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推荐在其他国家使用我们的量表，尤其是在那些自我结构可能存在差异或自我知觉对个体技能并不重要的文化中。事实上，我们迫切希望研究者能采用更具文化针对性的视角，关注自我结构的实质意义及其在所在文化中的相应特点。对自我知觉相应特点和后果的强调是必不可少的，这对解决自我评价是否对其他系统（如，行为或情绪）具有可预测影响力的问题十分重要——任何国家的研究者，包括我们在内，都需要清楚地了解检验自我知觉的目的，关注自我知觉所起的作用。

中国对此类方法的研究需求特别紧迫。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知识空白使中国心理学的进展和提高终止了将近20至30年。这段空白使中国更加迫切地从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寻找合适的方法、测量和范式。我最近在北京的一次大会中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非常渴望与中国的研究者分享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但在做出这些热心善举（或追求美名的行为）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不能将不适合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方法强加于该文化的研究。因为它们不足以解决相关的结构问题，或者该结构并非这一文化中个体的关键机能影响因素，或者两种状况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