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与苏轼后半生的文字祸难
乌台诗案与苏轼后半生的文字
祸难
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元丰年间的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事主苏轼因诗获罪，经办此案的御史台俗称乌台，故有此称。苏轼号东坡居士，故又称东坡诗案。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间与弟苏辙同榜举进士，历官内外，是新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
熙宁四年（1071），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殚精竭虑写成一篇7400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列举自古以来君主辅相在治国纲纪方面的利弊得失，证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与贫”。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文中提出九个字的救世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还当面告诫神宗；“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宋史·苏轼传》）苏轼的言论从根本上否认变法，不啻为保守派反对新法的纲领和宣言，因而招致王安石的极大不满。
时值进士考试，苏轼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原因何在？这道策问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将败坏国事。王安石越加恼怒，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苏轼，结果一无所获。苏轼自知不宜留在汴京，请求外放，获准出任杭州通判。三年后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又三年权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知湖州。他到任后按规矩上谢恩表，即《湖州谢表），内有这样几句：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五）
当时王安石已二度罢相，退居金陵颐养晚年：已经蜕化变性的变法派仍然得势，御史台一班支持变法的大臣尤为嚣张，随时注意反对派的言论举动，伺机出击。于是，御史中丞李定和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从这篇谢上表中摘出“追陪新进”、“老不生事”等句，指为议刺朝中“新进”喜欢“生事”，是侮慢朝廷。他们又从苏轼在杭州等地所作的大量诗文中找出许多所谓“讪上骂下”、“公为诋訾”的篇章字句，一并于当年（元丰二年）比月具本参奏。
宋朋九万辑《东坡乌台诗案》，李定等人搜集的“谤讪”文字有60余处，分布在数十篇作品中。这些作品牵连一时名流如苏辙、司马光、曾巩、黄庭坚、刘放等人俱在其中，所幸除苏辙外均未受株连。
指为“谤讪”的诗篇中，有的写民间疾苦，反映新法的弊病。如《山村绝句）五首的第二首反映盐法之弊云：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第四首反映青苗法之弊云：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案发后，苏轼解释前首诗的用意云：“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讽盐法太急也。”（据《东坡乌台诗案》，下同）解释后首云：“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许多即兴之诗，与时事并无关系，作者未必别有深意，也被指为“谤讪”，被迫做出解释。如《和陈述古冬日牡丹诗》四绝中的一首：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苏轼解释道：“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又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
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前二句，自释：“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害多。”后二句，自释：“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许多应酬赠答之诗流露消极情绪，本是文人常态，也被捃拾入罪。如《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赠莘老七绝》：
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诸如此类，都被指为“谤讪”，苏轼被迫做了供认。如承认《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赠莘老七绝》“意言时事多不便，不得说也”（厉鸮《宋诗纪事》）。
此外，李定、舒亶等人还搜获一部杭州坊间刻印的《苏学士钱塘诗集》，当作罪证缴上，说苏轼到处题诗刻书，“鼓动流俗”。
御史台题本参劾获准，有诏逮问苏轼。七月底，使者皇甫僎领二卒到达湖州，径入州衙拘捕苏轼。苏轼乞准与家人诀别，然后随使者出城登舟而去，长子苏迈随行服侍。
八月底，一行抵达京师，苏轼囚在御史台监狱中。御史台每隔数日派人提审，严词逼问。苏轼起初只承认《山村绝句》是咏时事，不承认其余文字是讥讽，后来经不住折磨，被迫对所有“罪诗”做出违心的解释，屈认“有此罪愆，甘伏朝典”。政客们一心要把他整倒，苏轼自己也感到案情重大凶多吉少，作《狱中寄子由》诗二首分别诀别人世和胞弟子由（即苏辙）。诗中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兄弟诀别之情充塞字里行间。
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经扬州，鲜于侁时知扬州，往见，台吏不许通。有人劝他：“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书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因僚属告发，罢主管西京御史台（《宋史·鲜于侁传》）。一时腥风血雨，亲朋不敢也不能与苏轼有接触，同情者动辄获罪罢官。李定之流是要彻底孤立苏轼，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不料事情出现转机。据说诗文托狱卒传出得达御览，神宗大动恻隐之心。他不来就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对那种“字字论心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例如苏轼有一咏双桧的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宰相王珪特地把这首诗进呈，解释说：“圣上飞龙在天，苏轼埋怨不被知遇，所以求地下蛰龙，这是大逆不道。”神宗驳斥说：“文人诗句怎能如此推论？苏轼咏桧和我有什么相干？”章惇在一旁调解道：“龙未必专指天子，做臣子的也可以称龙。”宗赞同说：“自古人臣称龙的并不少，东汉有“荀氏八龙＇，诸葛孔明号“卧龙＇难道都是天子吗？”说得王珪哑口无言。不但神宗不忍，连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关心苏轼的命运，嘱神宗“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朝班中吴充、王安礼等人和罢相的王安石也分别上章申救，有的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之故加罪于人，有的说圣明之世岂可杀才士。于是案件于当年年底从轻了结，比附投匿名书律条给予苏轼的处分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辙从坐，由签书南京判官谪监筠州盐酒税，其他与苏轼有文字来往致牵累者均予宽免。
乌台诗案是熙宁、元丰间的大狱之一，是为诏狱。所谓“诏狱”，顾名思义是按皇帝诏命执行的重案，唐人或称为“制狱”，后世也称作“钦案”。
苏轼后半生的文字祸难
乌台诗案是党争的产物，苏轼本人经历这场祸难，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
元丰三年（1080）岁初，苏轼到达黄州，寄居定慧院，两年后筑东坡雪堂，前后两次游赤壁，兴致颇高。所到之处作诗文摹写山水，嘲咏风月，一如往昔。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从此以后他有意疏远政治，渐渐热衷于陶冶情性。“猪鸡鱼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答王定国》其三），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后半生的人生态度，即所谓旷达，也就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
苏轼一生祸难相随，多与文字有关。诗案之前他就因文字议论触怒王安石，因而自请出任外职。诗案之后他又多次因文字之故遇险遭祸，一贬再贬，直到病死。他虽然也有官运较亨通的时候，而文字狱的魔影总是伴随他。
元丰七年（1084），48岁的苏轼告别黄州，移为汝州（今河南平顶山）团练副使，途中上表请求留居常州宜兴，获朝廷批准。
元丰八年（1085）三月，苏轼赴常州途中经过南京（今河南商丘），得知神宗驾崩，遵制举哀挂服，事毕仍向常州进发。五月抵扬州，游城中名胜竹西寺：这时哲宗新立，年仅16岁。消息传到扬州，一群游客在路边谈论道：“闻说当今好一个少年官家。”苏轼听罢有感于心，又见年成上好，丰收在望，便情不自禁地在寺壁上题诗一首，即《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云：
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不料侍御使贾易、赵君锡等人为陷害苏轼，把诗的次序变换为：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而加以曲解，几乎兴狱致祸。（据《宋人轶事汇编》）
不久，苏轼奉命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到任才五日又奉召入京，授起居舍人。这时高太后垂帘听政.熙宁、元丰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苏轼也很快擢升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再迁侍读学士。虎视眈眈的政敌对他的一言一行加意觇察，百般吹求。有一次他主持馆职考试，所拟策题内有这样几句：
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左司谏朱光庭便揪住这几句话劾苏轼毁谤仁宗之政“偷”、神宗之政“刻”，御史中丞傅尧俞和侍御史王岩叟也相继论劾。一场祸案眼看就要发生，所幸号称“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持心还算平恕，认为“偷”、“刻”二字是批评当今百官，不是谤刺祖宗，苏轼托庇躲过一难。
元祐四年（1089），苏轼经再三请求获准出知杭州，两年后又召为翰林学士。这时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和监察御史赵挺之等人相继上疏举劾苏轼两件“诗讪”事。一件是元丰八年（1085）在扬州竹西寺的题诗，举劾者认为“闻好语”是对神宗驾崩幸灾乐祸。
另一件是元祐三年（1088）吕大防拜相，苏轼起草的拜相制书有“民亦劳止，底臻康靖之期”等句。“民亦劳止”是《诗经·民劳》中的句子，原意是讽刺周厉王虐民，举劾者认为苏轼借古讽今，讥讽神宗。对扬州题诗一事，苏轼特作《辨谤札子）说明事情真相，贾易等人的诬陷没有得逞。吕大防拜相制书一事，大概被高太后识破，苏轼没有得祸，而贾易、赵君锡分别受贬谪。为了躲避是非，苏轼请求外任，获准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次年移知扬州，但不久又召授兵部尚书，转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苏轼再度请准外任，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出知定州（今河北）。这年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举劾苏轼元祐初起草吕惠卿贬官的告词内有“指斥先帝”的词句。宰相吕大防、门下侍郎苏辙等人上疏为苏轼辩白，苏轼未受处分，董、黄二人罢官。不久，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黜退元祐党，起用元丰党。董敦逸恢复原官，重提旧话。绍圣元年（1094），苏轼终于以吕惠卿贬官告词“指斥先帝”的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接着侍御史来之邵又攻一疏，于是途中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广东惠州惠城区）安置。
苏轼居惠州三年，颇安闲自得，友人黄庭坚诗中称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他自己也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又作《纵笔》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又打五更钟。
此诗被政敌章惇闻知，以为苏轼还够快活的，于是将苏轼再贬琼州（今海南）别驾、昌化军安置。
绍圣四年（1097），苏轼过岭（大庾岭）、过海（琼州海峡）安置流放到今海南儋州西北，是宋王朝对“罪臣”最严重的处罚。三年后，徽宗嗣位大赦，苏轼得以内移北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病死常州（藤花旧馆），得年66岁。
苏轼一生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甚至身后仍遭贬毁，文字悬为厉禁。东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祸，苏轼对自己的才名之害也有清醒认识，诗中有道是：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初记便可休”（《石苍舒醉墨堂》）；
“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洗儿》）。
常州藤花旧馆——东坡病逝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