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事风生
《新唐书》说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锋锐很好理解，锋芒毕露敢于直陈之意。而见事风生本是贬义，指的是见事起意兴风作浪。但通观元稹一生行事，并非作奸犯科祸国殃民之人，恰恰相反，他倒是为国家人民做了不少的好事。我理解用“见事风生”来定义他，主要是因为他喜欢针砭时弊，而且大胆揭发坚决遏制，在每个职位上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喜欢也善于去寻找并暴露他人之不足，即使千万人亦敢于孤往。其实这在官场是种极为难得的品德，但因为有违人情世俗，有时常人看起来像是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大多数人熟知的元稹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实际上，他出身高贵，乃魏昭成皇帝的十世孙，是真正的帝室之胄。他的祖上一直都很显赫，只是到了曾祖这代才开始家道中落。即便如此，其祖上也从未离开过官场。其父元宽，曾为舒王府长史。可惜去世得早，元稹八岁时就成了孤儿。好在他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子，亲自悉心教他读书识礼。所以元稹九岁能文，十五岁就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初登宦途。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名列第一。可以说，元稹是个典型的考试达人，他是完全靠自己强大的考试能力进入官场的。后来与他成为生死之交的白居易，也和他一道经过几轮考试脱颖而出。
在官场经历三起三落已经算是够坎坷的了，而元稹经历了四起四落，却一直对官场依依不舍意犹未尽。绝不似李白王维等人，看透官场后满心失望，不是散发弄扁舟，就是万事不关心。作为文人，元稹本就有家国情怀；作为贵胄，元稹天生就有当官的基因。元稹以第一名登第后，于元和元年被授予右拾遗一职。拾遗是个言官，元稹不愿碌碌无为，于是事无不言，且言之有物。从履职尽责，选人用人，到西北边防，他无所不论，且多有见地。宪宗对他很是欣赏，时常召见他，询问治国理政方略。朝中权要见此十分不爽，找了个理由，把元稹贬为河南县尉。正逢元稹母亲去世，他按制丁忧。如果说这次的浮沉是因为能力强而遭人嫉妒的话，接下来的一轮起落则是因为他“见事风生”的秉性。
服除后，元稹拜监察御史，这个职务虽然没什么审批权，却握有劾奏权。一次，他奉命出使东川，结果发现了许多违纪违规问题。于是愤而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私自增征赋税，“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其时严砺已死，东川七州刺史皆因此受到责罚。这次弹劾，棍扫一大片，许多与严砺和东川各刺史有旧的人都对元稹很不感冒。结果出差回来不久，元稹又一次被打压，从总部调离，“分务东台”。原可巡视全国，现在只能巡视东部片区。按说，元稹应该接受教训，引以为戒。可他根本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一贯的穷追猛打风格。但随后的这次出击，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湖州安吉令孙澥，四日内死。徐州监军使孟升卒，节度使王绍传送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丧柩。”对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元稹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河南尹房式违法，元稹当即令其停职等候处理，并自摄其位。这顿操作猛如虎，让当朝的执政者大为光火，以“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这一去就是十年，因为水土不服，条件艰苦，加上心情郁闷，元稹差点病死任所。好在有诗相伴，有白居易的真挚情感作支撑，元稹有了精神慰藉。闲暇之时，元稹便读书作诗，并常与白居易相唱和。元稹和白居易两人十分有缘，当初几次考试都一起入围，两人都工文善诗，创作理念和诗歌风格都很相近，他们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在全国影响巨大，号为“元和体”，当时言诗者将两人并称“元白”，上自朝廷要员，下至山野村民，无不传讽吟诵他们的新体诗。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友谊深厚，互相鼓励，彼此唱和。特别是元稹贬通州，白居易贬江州期间，两地所隔虽远，但两人之间的往来赠答从未断绝。“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两人虽然同时遭贬，但他们的诗名却驰誉海内。
也许是挫折经历得多了，元稹渐渐在政治上变得成熟了。不再像当年那般初生牛犊不怕虎，正面硬刚，而是讲究策略，注意维护关系。因为本就“聪警绝人”，加上诗名远扬，为他赢得了很多援引。在贬谪江陵期间，荆南监军崔潭峻对他一直礼遇有加，常征其诗什讽诵之。后来崔潭峻回到朝廷，将元稹写的《连昌宫辞》等百余篇送给穆宗阅览，穆宗读后大悦。穆宗对元稹的诗并不陌生，他的妃嫔宫女经常将元稹的诗歌谱成曲歌唱，宫中称元稹为“元才子”。见皇帝高兴，崔潭峻乘机为元稹说了很多好话，穆宗即日便擢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期间元稹又写了《长庆宫辞》数十上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元稹又召入翰林，升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宫中人因为崔潭峻的褒扬，争相与元稹论交，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宫中之人都说元稹的好话，穆宗自是对元稹印象越来越好。河东节度使裴度三次上疏，指责元稹等人谋乱朝政，言辞激烈。穆宗顾及中外人情，虽罢去元稹内职，仍授其工部侍郎。
因为元稹的变通，他在江陵北返后仕途便开始一路顺畅。宰相令狐楚时为一代文宗，很欣赏元稹的诗文，希望能看到更多他的作品，元稹因献其文，令狐楚看后大为激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皇帝宰相，宫中朝廷都欣赏着揶扬着元稹，元稹的人生道路越来越宽敞。长庆二年，元稹终于迎来了他政治上的巅峰，被穆宗拜为平章事，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新唐书》载：“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为什么朝野轻笑，我想大概是因为元稹性格锋锐，见事风生，而宰相须得宽容大度，胸怀天下，元稹显然不是凭着气度风骨荣登宰相之位的。因他卷入党争旋涡之中，并与另一宰相裴度有着很深的嫌隙，彼此争斗两败俱伤，很快两人都被免去宰相之职，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后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渐东观察使。在越八年，元稹倒是过了一段悠闲富足的好日子。常与一群文人雅士，结镜湖、秦望之游，阅尽山水，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太和初，元稹加检校礼部尚书。后入为尚书左丞。适逢宰相王播突然死亡，元稹又跃跃欲试，积极经营，企望重夺相位。终因“素无检操”，人心不服，未能如愿。转任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一年半后得急病暴卒于任所，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
元稹一生热衷官场，至死不稍减。即使经过多次浮沉，依然兴致勃勃。而且他确实具有政治才干，最后也干到了朝廷最高层，了无遗憾。作为一个官员，元稹是极为成功的。作为一个诗人，元稹同样也是成就斐然的。元稹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以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大力提倡杜甫《兵车行》《哀江头》这类“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反映现实，揭露黑暗，浅显易懂，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是他这类诗的代表作。该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但这类诗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流传起来却不如他的一些精致小诗。比如《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宋洪迈赞其“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瞿佑在《归田诗话》中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千载之下，元稹最让人动容的诗还是他的情诗。流传最广的是《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还有《遣悲怀三首·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类诗一往情深，刻骨铭心，是情诗中的极品。
元稹在文章方面成就也很高。其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而朝廷制诰一直沿用骈体。元稹知制诰时始创新体，以古文为之，文辞优美，格调高雅，深为皇帝赞扬。元稹所创作的《莺莺传》，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文笔流畅，刻画入微，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得到鲁迅先生的称许。后人根据这一故事创作出许多著名戏曲，如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元稹从政得到唐宪宗唐穆宗两任皇帝的青睐甄拔，为文得到当代及后世文人的礼敬膜拜，是个功成名就的政治家，也是个流传千古的文学家。在立功和立言两方面都成就斐然，近乎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