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正屋

正屋，是文昌的传统民居，主体风格和基本格局是老祖先从内地迁徙过来时一起带来的，同古代江南一带的传统民居风格基本一致。文昌人在这种民居里溶进了他们对居住文化的全部理解和人生理念，同时他们的人生也就与正屋结下了一辈子也解不开的浓浓情结。

正屋是由正屋、廊屋、庭院和路门等几个部分组成，主体是正屋，在整个建筑中居中正位，正屋居中的厅叫做正室，正屋的“正”字也是由此得来，两侧是房。典型的是正屋是用前后围墙围起来一个“回”字形的单家独院。但是在农村大部分正屋都没有围墙，而是正屋与正屋前后相连贯通形成长长的一行，既可以省下建造围墙的砖头，又能在社会治安不好时，住户之间能有相互照应的机会。也有个别豪门大户建造成几间正屋横竖相连、上下贯通，然后再建起一圈长廊或围墙把它们包围起来，形成深宅大院，外加高大的门楼，门前两边还摆着一对威武的石狮子，刹是庄严气派。不过这样的人家毕竟极少极少。正屋的装潢一般都比较考究，屋脊上雕有龙、凤、麒麟、灵芝等表示富贵吉祥的浮雕或纹样，内外墙上均雕塑或绘有山水和花乌等各种纹样。

廊屋是正屋的附属建筑，其高度和宽度都要比正屋小许多；建在正屋和庭院两侧，叫做外廊或开廊。庭院在正屋的前和后，前庭后院，会客室设在前庭两侧的廊屋，所以前庭也就成了男人经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后院两侧的廊屋是厨房和柴火房，是妇女操持家务事的地方，所以人们经常用“后院起火”来形容夫人发怒。

正室是整座房屋里最为重要的活动场所，是房屋主人纪念先祖教化后人的地方，故又叫做“教厅”；当然只是有钱有地位的体面人家才会在教厅里教孩子，一般的村夫农妇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孩子忤逆，哪管它是村头巷尾，随地捡起一条小枝条便追得孩子满村“哇哇”跑，一边追着一边还要骂道：“鬼仔鬼仔，我打你死。”

正室的设置，完全按照儒家的“君臣父子”四个字来定位。“君”为大梁，大梁是脊檀下面的一条横木，它虽然不承担任何重力，但却是整个房屋的灵魂，在房屋主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大户人家的大梁是一件做工考究的艺术品，不仅要精心选材，还要在上面雕龙刻凤。一般的人家也要从选材到加工制作一直到安装大梁，无一不做精心安排。被选作大梁的树木必须生长在净地，也就是说它的周围不能有坟墓、厕所、或粪池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详或不净的东西；从倒木、修梁到安装大梁的全部过程都不能让梁木着地，修好的梁木还要给它挂红。安  装大梁叫升梁，全家男丁都要到齐，大家都要先沐浴更衣，然后在轰鸣的鞭炮声中双手把大梁扶上梁位，最后还要大宴亲朋好友。大梁前方第三条檀木下还有一条横梁叫辅梁，属于“臣”字，辅梁也不需承担重力，也要挂红，是在升大梁的时候同时升上去的。

教厅后侧离地一丈高的地方是神龛，文昌人称其为“公阁”。上面供奉着主人家历代先祖的牌位，“公阁”正前方下有一张八仙桌，一般都是花梨或柚格木做的，主要是在拜祭先祖时摆放供品用，但在平时大部分时间都被子孙们借来当饭桌；只要将它搬到一旁，偶尔子孙们用来打打麻将，祖宗们也不会介意。

正室是男性权力和威望的集中体现。旧时的正室还要在神龛下用隔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才是真正的“教厅”。是男人或者当了婆婆的女人才有资格进出的地方。小媳妇只能走后门，如果有哪一个小媳妇胆敢闯进来，那将会被看成是伤风败俗没有家教的轻贱女人，被臭骂一顿还是小事，重者则要挨耳刮子，甚至还可能被一纸休书将你打发回娘家。因为旧时的女人一旦被休回娘家，将一辈子都无法抬起头做人。所以过去从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胆敢越过这门槛半步。即使是逢年过节时帮忙摆放或者收拾祭品时也只是站在门槛外边等待婆婆或者男人把祭品传过来。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男人不在家过年的时候。这种习惯一直到解放后才改变。

教厅的两侧是房，房本来只有两个，但每个房间都有两个门，因此每个房间又都被中间一堵半高墙分割成前后两部分。后面的较大叫做大房，儿子成婚前，大房里住的是他的父母；儿子成婚时，大房里住的是新婚燕尔的儿子儿媳；前面较小叫做小房，儿子成婚后老两口便到那里“垂帘听房”去了；如果小夫妻房事不协调或不那么节制，很快第二天儿媳妇便能得到家婆转弯抹角的提醒。

教厅的最后作用是归寿，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临终正寝”，文昌俗话把它叫做“睡教厅”。老人们说，只有得“睡教厅”的人，他死后的灵魂才会被祖宗认领，才会变成神，才能够与祖宗们在一起接受子孙的供奉。而没得“睡教厅”的人，他的灵魂祖宗是不会认领的，因此他也就成不了神；只能作一个四处飘荡居无定所的孤魂野鬼。虽然听说神汉巫婆能通神，如果子孙愿意花钱请他们做法，他们便能请你的老祖宗把你从阎王爷那里认领回来，一起领受子孙的供奉。虽然如此，但老祖宗毕竟与你阴阳隔阻多年，加上老眼昏花，神汉巫婆在做法时又请他老人家喝了那么多的酒，只怕到那时他到阎王殿那里糊里糊涂的随便把一个“假冒伪劣”的“鬼”东西认领回去，那就更糟了。害得子孙白花了银子不算，还要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得“睡教厅”成了许多老人的最后心愿。为此，一些老人明明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愿跟随子女到外地生活，更不愿做远途旅行，甚至病危了都不肯上医院。许多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中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同样也一辈子都放不下这个心愿，不管外面生活状况如何，都要千方百计地回来建造或维修正屋，以便自己今后得“睡教厅”。所以，在许多地方高楼林立的今天，文昌农村还是清一色的正屋，只是材料和做工略有不同而已，文昌人认定一个人没有屋，一般指的也是正屋，不管你在外头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你在老家没有正屋，那你也只能算是一个无屋的人。因此大部分的文昌人都把建造一套正屋作为自己毕生责任。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套荒唐十足的“鬼”逻辑。不过，中国几千年来所传承的不就是这套“鬼”文化吗?

很多年以来，文昌一直是人多地少，土地瘦瘠的地方，当地的资源条件连解决人们的最基本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为了建造一套造价昂贵的正屋，男人们只好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另找出路。家景稍微好一点的就走读书做官之路，所以，自古以来文昌人读书成风，历代考取功名的人不少，自古以来文昌就有“文化县”之美称。近代民主革命时期，许多文昌文化青年以天下为已任，投笔从戎，为中国的民主解放事业立下卓著功勋，先后出现了张云逸、陈策等一百五十多位将军，文昌又被誉为“将军之乡”。但是读书做官毕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功者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当不上官的酸秀才比比皆是。到老来一事无成，斯文一点的就到官府当师爷，或到店铺做帐房先生，或开私塾收学童教书度日；偶尔闲来无事地到大树底下一坐，跟村夫农妇们说《三国》、谈《水浒》；脸皮厚一点嘴皮薄一点的便靠手中的一本《易经》或者《诸葛神算》之类帮别人算算命，骗得仨瓜俩枣来糊口，这些人为他们自己编了一句顺口溜以自嘲“打铁不成学补锅，读书不成才算卦。”还有更多是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的人，只有用学会的一点手艺艰苦创业，甚至不惜忍受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之苦，下南洋、渡金山，经商或者卖苦力，从而使文昌又成了闻名海内外的“华侨之乡”。而留在家中的女人只好独自担负起耕耘土地、养育儿女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她们不变的生活规则，田头灶头一把手成了她们的强项，贤妻良母是她们当之无愧的美称。而与她们一样辛劳的她们的男人们，却因为其中的个别人因为熬不住长期的孤独寂寞，有时会出现一些沾花惹草之事而被描画成了花花公子。男人的肩在背着一套正屋，这屋里的每块砖、每片瓦、每一条檀、每一支椽都凝结着文昌男人的血和他们的女人的泪。这其中之凄苦，惟有文昌的女人她们自己心中最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昌男人在外面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但文昌女人还要痴情地爱着他们的原因。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文昌男人都能成功地建起一套正屋，但是通过他们的艰苦努力才创造了文昌过去和现在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这绝对是无容置疑的。

正屋溶注了文昌人的血和泪，散发着书香，辉映着往日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凝聚着旅居海外的每一个文昌人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情结，记载着文昌往日所有的繁荣与辉煌。但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正屋所凸现出来的问题出日益明显。首先是正屋的建筑文化所包含的君臣父子和男尊女卑以及神鬼观念等落后恩想观念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背离，成为今天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的土壤。第二是由于负载着太多的神鬼观念，造成建筑模式古板僵化，既排斥新一代建筑材料的推广和应用，又影响农村住宅商品化进程，影响了农村人员和物资的充分流动。第三是这种建筑占用土地太大，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第四是使用木材太多，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也许在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将来某一天，文昌正屋也会“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