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520：因此不再去后宫，断绝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20《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三卷-13

非常之变下的非常之谋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人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

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

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

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

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

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

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到皇子，但自己去世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

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

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

先帝知道陛下有贤明品德，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不再去后宫，断绝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

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恩德，遵循先帝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隐私，污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忌杀人。

这样大大抹杀了先帝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

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立大功不合众】。

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岂是那些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

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以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

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

等到先帝去世，尊号已定，万事已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深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

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

不然的话，白白让诽谤言论伤害先帝，再流传到后世，远到边疆蛮夷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

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

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

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如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感到怨恨。

感思：汉成帝时期，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专宠后宫，并涉嫌杀害其他妃嫔所生的皇子，导致成帝最终无嗣。

汉成帝暴毙后，赵合德自杀。汉哀帝刘欣以侄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后，司隶校尉解光上书，揭发赵氏姐妹残害皇嗣的罪行，请求追究赵氏家族的罪责（详见读书笔记519）。这拉开了清算赵氏家族的序幕。

汉哀帝刘欣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是当初他的祖母傅太后通过大量珍宝贿赂当时的皇后赵飞燕及成帝舅舅骠骑将军王根，赵飞燕在成帝面前极力称赞刘欣，起到了关键作用（详见读书笔记501）。

因此，哀帝即位后，赵飞燕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解光对赵氏旧罪的追究，使得刚刚即位的哀帝面临难题：如何平衡法理公正与政治现实（赵飞燕的拥立之功）及个人情感。

议郎，是皇帝的顾问官员，职责包括参政议政、提供建议。耿育上书的核心诉求，是请求停止对汉成帝宫闱丑闻的深入追究。

从维护先帝尊严角度出发，耿育认为，大肆调查和宣扬“宫闱隐私”，是“大大抹杀了先帝的英明”，是对已故皇帝权威的严重损害。

他将成帝可能知情甚至默许杀害皇子的极端行为，美化成一种“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的深谋远虑。

即成帝是为了防止“主少母壮”、外戚专权的祸乱，才忍痛割爱，以便将皇位传给更成熟的继承人（哀帝）。

继续追查此案，必然会牵连到刚被尊为太后的赵飞燕，从而动摇哀帝即位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支柱（赵飞燕曾拥立哀帝），引发新的政治动荡。

因此，耿育的“直言”，目的是为当前皇帝（哀帝）和先帝（成帝）解围，平息事态，为“汉家皇权”这个整体的体面和稳定而不是为某个集团攫取更多权力。

他是在为一件无法挽回的悲剧，寻找一个最能维护皇室颜面和当前政局稳定的解释。

耿育的论述非常高明，但也透露出无奈：

高明之处：他成功地将一个道德和法律问题（杀害皇子），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政治智慧”的层面。

他用“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这样的道理，为成帝的残酷行为披上了一层合理化的外衣，为哀帝停止追查提供了完美的台阶。

无奈之处：他必须刻意忽略基本的人伦和正义。曹宫、许美人及其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在“国家大局”和“先帝圣明”面前，被轻轻地搁置一旁。

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局压倒正义”的政治逻辑。

耿育不是一个派系斗士，而是一个试图为帝国伤口进行紧急包扎的医生，尽管用的是一块掩盖了真实脓疮的纱布。

他选择的道路是牺牲局部的、已无法挽回的真相与正义，来保全整体的、仍在运转的秩序与体面。

耿育的上书，加上哀帝感念赵飞燕的拥立之功，最终产生了效果。哀帝对赵氏家族的清算呈现出鲜明的“区别对待”：

赵合德：作为直接杀害皇子的凶手（且已自杀），承担了全部罪责，被定性为祸首。

赵飞燕：因为有“拥立”之功，加上傅太后和哀帝的庇护，不仅没有被追究旧罪，反而被尊为“皇太后”（与王政君、傅太后并列），获得了极高的尊荣。解光奏报中，也刻意将所有罪行归咎于赵合德，为赵飞燕开脱。

赵氏外戚：赵钦、赵䜣等赵飞燕的兄弟子侄被剥夺爵位，流放辽西。

这是一种平衡术：既打击了赵家的势力以平民愤、符法制，又保全了赵飞燕本人的太后地位，以报答她的拥立之功。

赵飞燕虽然在哀帝即位初期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种尊崇并未持续太久。

哀帝去世后，大司马王莽重新得势。在王莽的操控下，赵飞燕被废为庶人，并被送往成帝的陵园看守。最终，她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