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白彦花

    午饭后，爸爸休息去了，老大、老三和我，三姐妹排排坐在阳台上，背靠着落地窗，懒洋洋地晒太阳。

    阳光斜斜地软软地穿过玻璃照进来，洒在我们的背上、身上、脸上，暖暖的，照在老大和老三的白发上，闪亮亮的。

      妈妈在的时候，也喜欢和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可是妈妈走了，在重症病房苦苦地坚持了25天后，我们再也留不住她了。

      我相信，妈妈从未离开过我们，她一定是提前去布置我们下一世的家了。

      空气中的细微颗粒被晕黄的光线笼罩着，翻飞起舞，迷迷朦朦的象一个梦，恍惚中，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那个叫白彦花的地方。

      遥远北方那座常年冷冰冰光秃秃的高山下，一片植被并不茂盛的宽阔草原上，几十排队部的房子，第21栋右数第一个，30平方左右的两间平房，那是我们的家。

    那时候，爸妈还年轻。爸爸常年在野外，妈妈在队部的学校当老师，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们三姐妹。姐妹们都在队部的学校上学，老大读初中，我和老三读小学。

      现在想想，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三姐妹，她是多么辛苦啊，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什么。

      北方的冬天真冷啊，10月份就进入了冬季，温度最低达到零下2、30度。雪下得和鹅毛一样，一下就是一夜，早上出门，天地间只剩下茫茫的白色。

      尽管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戴着帽子手套，臃肿得象狗熊一样，可是我的手和脚还是不可避免地生了冻疮，严重的会冻烂，每天晚上洗漱完，妈妈都要给我抹上冻疮膏，拿纱布包好。晚上缩在被子里，手脚痒得厉害，可却又不能去挠，那种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直到现在，我的手背上还留着一个大大的冻伤后的伤疤。

      天气那么冷，每家每户都烧煤炉子取暖，接一根长长的烟囱出去，烟囱上可以烤馒头片，还可以烤我们姐妹们白天在外打湿的鞋袜。

      煤炉子从早到晚烧得滚烫，屋外大风呼呼刮，大雪象鹅毛一样飘洒，屋内却温暖如春。

      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到了3月份，天气回暖，可以脱下厚厚的冬装了，但是风沙又来了。

    风挟裹着细沙天天吹，一出门漫天都是黄风，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要想在风中行走，只能用一块透明的纱巾把头紧紧包住，紧赶慢赶回到屋里全身能抖下一层沙来。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我们是南方人，习惯了吃大米，可是这里没有大米吃，早上是食堂买的玉米糊糊和粗粮馒头，中午妈妈尽量炒几个我们喜欢吃的菜，主食又是面食，晚上通常是面条。

      姐姐妹妹给什么吃什么，我却执拗地不肯吃粗粮馒头和面条，特别是面条，我觉得那是世上最难吃的食物，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肯吃。

      妈妈于是想办法买来高价大米给我吃，自己又学着做细粮馒头，第一次做的时候因为碱放多了，馒头变成黄色，妈妈于是说馒头里放了好多鸡蛋，蛋黄把馒头染成了黄色，骗得我和妹妹使劲的吃。

    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些绿色蔬菜，到了冬天餐桌上就只能看到地窖里提前储存的大白菜和土豆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家里买不起电视机，记得住我们家前排的姓范的人家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我和妹妹晚上就跑到他家去电视，看《排球女将》、《姿三四郎》、《霍元甲》等等。后来队部买了一台电视放在大礼堂，我们又每晚跑去礼堂看，礼堂里没有烧炉子取暖，冻得我们直跳脚，那个时候看了一部冯宝宝演的《武则天》。

      隔一段时间，队部会有人来放电影，早早的就会在大喇叭里通知，这个时候是我和妹妹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早早的就搬了椅子去礼堂占位置，妈妈也会把饭提前做好，等我和姐妹们吃就就带着我们开开心心的去看电影。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因为有妈妈守护着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苦中也有乐。

      冬天的草原上结了厚厚的冰，每天一放学，我和妹妹就带着爸爸做的冰车去划冰，说是冰车，其实就是几块木板钉在一起，木板下面装两条铁片接触冰面，减少摩擦力。

      两根长长的铁钎用来控制冰车的速度和刹车，我和妹妹一个人推，一个人划，摔在地上也不疼，两个人玩得兴高采烈，直到玩出一身的汗才肯回家。

    为了给我们姐妹改善生活，妈妈还自己养鸡，把小鸡崽买回来放在纸箱子里，接一个白炽灯为它们取暖，拿一个小碗，里面放一些小米和水。

      我和妹妹很喜欢这些小小的绒球一样的小鸡，天天晚上围在纸箱子前看妈妈给它们喂食喂水，忍不住用手去抓。

    过了几个月，小鸡长大了，妈妈把母鸡留着生蛋，公鸡就杀了吃肉，这样我们天天都有鸡蛋吃了，时不时还能吃上一顿鸡肉改善一下。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树，是到那里的第二年妈妈种下的，后来小树长成了大树，每到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吃着又大又红的西瓜，坐在树下乘凉，轻风习习，夜虫低鸣，好不惬意。

    后来我和妹妹先后回到了南方求学，我去了南京，妹妹去了衡阳，姐姐留在内蒙，一家人为了生活各奔西东。

    再后来我回到了老家工作，妹妹去了长沙。爸爸妈妈退休回了长沙，姐姐工作生活失意也跟着他们回来了，她们又聚在了一起，而我每隔一段时间坐车去看望她们。

    那一年全家人回内蒙特意去了曾经生活了十来年的队部，山还是那座山，草原还是那片草原，队部早已人去楼空，房子全部倒塌了，破败不堪，一片荒凉。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自己从前的那个家，原来的两间平房和一个小院只剩下破壁残垣，看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妈妈种下的大树已经不知道被谁砍了，只留下一个光光的树墩，树墩上是一圈一圈记载着我们全家故事的年轮。

      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想起曾经的白彦花，恍若隔世。

      生活越来越好了，南方的冬天虽然没有暖气，但是空调和火炉却也温暖，我再也不生冻疮了。新鲜蔬菜应有尽有，再也不用吃地窖里冻得硬梆梆的白菜和土豆。

    米饭应有尽有，品种各式各样，我却奇怪地爱上了面条。

    即使是冬天，南方依然是绿树苍苍，鲜花似锦，而我却总是忘不了那座长年冷冷的只长一些松树和柏树的高山。

      还有高山下那片结满厚冰的草原上，手持铁钎满头大汗划着冰车笑得开心灿烂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