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只为一人设——读《闲情偶寄》

李渔此人，何许人也？

写风物，“花肥春雨润，竹瘦晚风疏”；

写编戏，“如缝衣，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细密”；

写笑，“奇山大水为境，霜晨月夕为时，浊酒清琴为资，闲僧侠客为侣”。

笔墨疏淡而意境郎阔，如是也。

《闲情偶寄》此书，何其妙也？

此书共分《词曲》、《声容》、《种植》、《饮馔》等八部，行文近于白话文，所涉内容纷冗博杂。李笠翁将其个人极高的生活情趣，艺术修养融于其中，林语堂曾有评：“《闲情偶寄》当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重风韵，未必无风骨

依传统观念来看，李渔大约算不得个值得尊敬之人。

对于一个出生于明末清初，家国飘荡之时的人，李笠翁一生的踪迹可谓平平无极，乃至庸庸碌碌。他懂编戏，懂作曲，却找不来演员，只能让家人组成戏班，勉强糊口罢了。按理说乱世出高才，对他却没什么影响。从笠翁的笔下，读者难读出怎样的大喜怒，大家国，大约只有眼前的酒、戏文、五香面和螃蟹罢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人无甚风骨，读他不如读苏辛。确实，与同时代的洪承畴或孙传庭相比，李渔既不是为人不齿的卖国求荣者，也不是国难当头的以身殉国者。他的生活不一定更为安逸，但一定更为平淡。笠翁一生酷爱写作，衣食住行无所不谈，《闲情偶寄》就是他写戏文的空当里，东一篇西一篇写出来的。他一辈子都穷得叮当响，有时候做饭还要从邻居家偷菜。可是他也活得很快乐。对他来说，摘菜拨笋是快乐，唱曲编戏是快乐，看女子穿衣打扮，淡妆浓抹是快乐。

我总觉得，能说出“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家人笑予以蟹为命，既自呼其钱为‘买命钱’”的人，实在很难让人生厌。

然而实际若深究他的文字，李渔的风骨其实体现在他生活的情趣中。他说衣物，“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换而言之他推崇一种亲近自然，朴实淡雅的生活方式。他又说吃饭，“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也体现了同样的思想。或许这是因为他一生本就未曾富贵过，不似张岱一般，字里行间写尽昔日士子风流。然平心而论，不媚贵而鄙贱，不攀附而弄权，对于常人也并非那样容易做到。李渔不爱在文章里用大道理来压人，但这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明。在《闲情偶寄》的自序里，他这样写到“孤洁以骇俗，不如和平以谐俗；啸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他的文章极具风韵，深深影响了后世许多民国大家写作小品的风格，内里却未必无风骨所在。

一本正经说吃食

李笠翁是个好吃之人，而且吃的还很讲究，实在让人羡慕。

个人而言，《饮馔》部是我反复看过最多的部分，但绝不能在晚上看，容易饿。其中种种吃食，又以论笋，饭粥几节最使人食指大动。

笠翁食笋，唯两言，“素宜白水，荤用肥猪”，取其原味之甘甜、肉味之鲜。若烹荤笋，则待既熟之时，尽去肥肉，存其汁以益清汤，调和之味甚美。

又说家常日用之饭粥，精用何法？只要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物，制花露一盏，待饭之将熟，浇而闷制少顷。因花露之香与谷物之香相若，用以宴客自食，皆好。

不难看出，笠翁的饮馔之道，不贵于精而贵清淡。他说“论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这其中就有他对于颐养的观念。全书专设《颐养部》，从《行乐》、《止忧》、《疗病》等节论述，素来被人认为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然而饮食素来被认为是养生的一大门类，李渔虽未明确指出，行文间却也表现了饮食的合理得当对于人的益处。所谓“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时哀时，倦时闷时勿食”，对于笠翁来说，人只有掌控好了自己的饮食，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吃好，并能好好利用所食之物，就是养生，就是舒畅。

他写吃食乃至文章的态度，是前人所写我不写。但他也很可爱，一边说着不想让人耻笑“笠翁不拾唾余，今于饮食之中，现增一副依样葫芦矣“，一边又偷偷在段尾说，“只用二语括之，‘糕贵乎松，饼利于薄’”。这般心情，大约与当年李太白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颇为相似。

从《闲情偶寄》看明清小品

明清时的小品文，重生活，更谈灵性。又因国家沦亡，无所寄取唯能寄情小物，也无可厚非。

同处家国沦亡之境，张岱的回应是“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说戏，先细描“度索舞絙、翻桌翻梯”，又评“一曰果证幽明，看善善恶恶随形答响，到底来那个能逃？道通昼夜，任生生死死换姓移名，下场去此人还在”，其文采不可谓不高妙。

然相比与张岱，李渔的散文小品虽少了舞文弄墨、春水煎茶的繁华靡丽，也少了繁华归尽，曲终人散的曲折荒凉，却也如同一抹清茶，愈品愈有味。正所谓境由心造，文似其人，李笠翁本不是那般钟情于旧梦之人，他只关注当下。他不在意生命应当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相信淡而隽永才是真。李渔一生同样遭逢国破，流离半生，辛苦遭逢，但当一个王朝无可避免地驶向终结时，他选择看到的不是逝去的繁花似锦，而是生命里还留存的美好。他说“当春行乐”，他又说“花可熟观，鸟可倾听，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数百年后再回首，二人心境孰高孰下，其实难分。

若撇开叙事，纯从议论入题，李渔又与陈继儒不同。通篇而言，《小窗幽记》可谓警句迭出，自有雅韵，读来让人为之一振。笠翁之语，则风趣平实，多着眼于小节。虽也有“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焉”等大气之语，仍多忠于“手书而眠，意不在睡，而莫知其然也”之境。然而笠翁之所胜者，在于专情而已。陈文虽然多有飘逸性灵之美，总体而言，仍不免稍有教条。他论《醒》一篇，开宗即言“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醒？集醒第一。”道理虽好，难免有说教之嫌。同以比拟说理，笠翁在《词曲》一节这样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相较之下，孰为多情，一目了然。

对于李渔而言，《闲情偶寄》是他记载生活乐趣的一部总集，他是如此信笔由缰，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蕴在他的心底。这不是一部需要用力去读的书，用以闲时一观，最为合适。人的一生难免有许多大事去关心，但偶尔沉湎与生活中的小节，也不失为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