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 | 回不去的故乡:记忆与改变
成长的家乡是个熟人社会,是我的第一故乡,它的一切仍继续徜徉在我最清晰、最深刻的记忆里,容我慢慢回味那些片段琐碎的记忆。然而,第一故乡的回忆悠长却短暂,因为举家外迁,我渐渐远离了它。我成长的另一个地方是个“半熟人社会”,我叫它第二故乡。我不想用社会学概念来框定我灵魂与思想的散漫不羁,所以也暂时不打算深究关于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学意义。因为,成长的叙事只能从记忆里来,而不是从概念里或从理论里来,哪怕它看起来是多么的经不起逻辑推敲。
父亲带着我们离开了“老家”
5岁那年,父亲带着母亲、三个姐姐、弟弟和我,走出了香树园。他在远方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新家,说是远方,实际也不算太远,只是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就是那样遥远。
与“老家”最大的区别是,“老家”是瓦盖木房,“新家”是砖房,修建在离香树园约30里外的地方。这个地方与镇上就隔着一个坡,我们就住在镇脚下的马路边儿上,交叉路口处。沿着马路步行上街,转几个大弯,约20分钟能到,小路爬坡上镇只需10分钟就到街口。要是从这里回老家,则要反方向沿着这条马路走一个小时,然后从马路下小路,再走2小时。这整个路程就是从老家到镇上赶集的路程,路是一样的路。如果有车(马车、拖拉机之类)可以搭乘,则可省不少走路的功夫。不过,小时候是很喜欢这条路,到了逢年过节,我和弟弟就可以沿路一直玩着回老家,又可以去河里抓鱼、找螃蟹,又可以去听老人们讲过去的事,去看外公、二舅的照片,去吃上大锅香喷喷的米饭。
上高中后,我实际算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的日子里,只有过春节才回到这里。严格算起来,我在这里只生活了12年,即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最初的2年。
“一碗井”与“新桥庄”
这地方叫“一碗井”,说这里就是有一口井正如一个大碗那么大,所以才有此地名。印象里,这个井,我见过一次,就在我家对面50米处那条小溪的岸壁上,由地下泉水形成,确如碗那般大,但不足以供人饮用,也就无人来此取水。后来,小溪年年发大水,井就逐渐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是谁起的这个地名,着实欠一点“文化”的味道,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不过,不论是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特征看,这个地方似乎撇开这个碗大的井,也就没有别的有特点的东西,也为难了当初起地名的前辈,想必当初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一碗井共20来户人家,有张姓、李姓、唐姓、胡姓、蔺姓、马姓、谢姓、王姓、刘姓、潘姓、杨姓。王家和谢家是两个大家族,户头多,田土多,房屋坐落位置较好,势力也最大。其他姓氏基本是单户头,散落居住。各姓氏家庭很独立,各自发展。
这个地方属于“三角地带”,一个大交叉路口,一边通往镇上,一边通往县里,一边通往煤矿厂地。就在这个三角交叉路口,两条路的路况差别是很大。通往煤矿厂这条路也就是通往我老家那条,当年挖此路有两大原因,一是沿途煤矿丰富,吸引了大批私人老板来这里挖矿,他们投了不少钱。二是在路的尽头有个巨大的峡谷,谷底河流湍急,水量大,政府在此修了个堤坝,截水建了个水电站。这条路一直是坑坑洼洼,是来往运煤的大车长年累月挤压所致。直到前些年国家禁止私人采矿,沿路的矿厂陆续关闭,运煤的大货车才突然消失了,路也就恢复了平静,然后又经这两年搞新农村建设,泥巴路才变成了水泥路。而通往县城那条路是一如既往的平整宽阔,政府年年不断修缮。
三角交叉路口处是座小桥,石头拱桥,很坚实,正处在一碗井的中心位置。这拱桥连接着运煤的马路。经过小桥,在三角路口处,往上走是通往镇上及后山诸乡镇,往下走,就是通往县城了。为什么说是往上往下呢,因为这里正处于山腰,往下去,有几百米才到山脚,而我家所属的镇就在三座大山交汇的山坳里,狭长而平坦。桥下就是那条载着一碗井的小溪,小溪从后山群里延绵而来,直流入山脚大河。说起这小小石拱桥,现在想起来还真不简单,几十年里日夜不息的运煤大货车,它是硬生生扛了过来,至今完好。或许是因为它的经久不衰,后来人们逐渐开始把这里称为“桥上”了。
前几年,经村委会努力,“一碗井”正式更名为“新桥庄”。“桥上”成了人们共有的意识,没有人去做太多表达。“一碗井”却成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个正式的文化符号永远存留。
逐渐消失的“团体活动”
比起老家那种穷乡僻野而言,这里交通便利很多,可算是个小型交通枢纽了。可能正因为交通方便,这里的人很喜欢做生意和外出打工,所以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这里是富于变化的。有些人一年里要做很多种生意,买卖药材、野生动物、粮食、破烂儿等等,好像只要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有些人习惯常年在外偶尔春节才会回来;还有一些人总是搬进搬出,居无定所。但一般情况下,到了过年的时候,“桥上”总还是会很热闹。因为喜好做生意,这里的人也很容易就发了财,发了财,人们就喜欢寻求好的位置修建新房子。
现在这“新桥庄”似乎没了中心,人们都纷纷搬迁到公路边居住,沿路的房子愈来愈紧凑,而以前山上零星分布的房舍(草房、木房)已消失殆尽,到了晚上,山坡上闪闪的灯火不见了,山路上晃射的电筒光也不见了,灯光集中地沿着马路串成了两条直线。也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做生意,加之年轻人常年在外地奔走,这些年逐渐很少有人种庄稼,田土一方面退耕还林,一方面都用来建房修路了。
似乎,这个小小的一碗井孕育了浓厚的“生意与务工”文化传统,一代又一代,这个传统的日渐强盛,正对人们的行为、观念等发挥着巨大的规约力。至少,我现在回想起来,这里的人们一直都不太重视子女文化教育,我前面成长起来的以及和我一同成长起来的,大多都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去了,而我这个刚搬进来的“异客”,却成了这里若干年来为数寥寥的大学生之一。
人们都忙着做生意挣钱或外出务工,这一碗井就似乎变得更加的小了。各个家族忙着各自的发展,似乎这里的人们都处于一种忙碌奔波之中。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桥上几乎是没有所谓团体活动或说团体文化的。
我记得那些年里,常有的团体活动就是几个。一是到春节的时候,人们会不分彼此的聚在一起打牌(实际就是赌博),它甚至可以起到消除平日纠纷的作用;二是到了谁家有事情(如嫁娶、搬迁、丧事等),人们也会不约而同地聚到一处,自行分了工去;三是到了农忙时节,各家各户都会“换工程”(彼此交换劳动力),相互帮助。不过这些“团体活动”也不是这里独有的,我了解到,它们在县里的各个乡镇村子是普遍有的。愈是“发展”,变化愈加迅速,大概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团体活动”也逐渐变化、变味儿或是消失了。
现在没有了农忙,山坡上、田野里、山路上,也就没有了一群群、一串串挑担背篓的身影,没有了群群小孩儿庆丰收的欢笑嬉戏声。现在婚嫁丧娶、乔迁建房都商业化了(方言说是“一条龙服务”),也就少了邻里互助的热闹场面。就连“聚众赌博”这事儿也变了“味道”,不再是大伙几十号人聚在一起“唾液横飞”,而是家家户户都买了麻将机,“赌博”成了各家老少的必备游戏。不知这一切是属于进化还是传承,属于发展还是变化,或许是人在生长、老化、更替,存留的永远是心中那片挥之不去的执着与眷恋。
回不去的小河故事
自打我在那大山坡上的瓦房里呱呱坠地,母亲把我的生命与大自然紧紧地连在一起,从此,我在大山里爬行、奔跑、跳跃。小河,始终随同大山伴随着我无拘无束地欢笑打闹,就如同我的生命一般。这似乎从一开始便预设了我童年岁月里注定生长的那份“自然情感”。从“老家”到“新家”,从“新家”回“老家”,似乎没有什么比那小河里的故事更让我记忆尤深与无比怀念,它如同一根绳索将我整个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串了起来,依着它,便可以找寻那些年的点点滴滴。在一碗井,那条小溪承载了我对大自然的那份天然的热情,它属于我生活里最活跃的元素,属于我生命发育的重要轨迹。小溪里,趣味无穷,但对我来说,最富情趣处就数捉螃蟹了。
清晨,尤其是夏季的清晨,这是摸螃蟹的最佳时间。天蒙蒙亮,初阳微露,我便醒来。离家不远处,是一条小溪流,小溪源发于家后背的大山,沿途曲折陡峭。水流并不丰沛,却生机无限,生命力旺盛。摸螃蟹,我不需任何工具,似乎我稚嫩而娴熟的双手成了螃蟹家族的天然克星。
我习惯一个清晨花一个半小时把整条小溪摸个遍,当然这是建立在我对小溪已经非常熟悉,并且对螃蟹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的基础上的(对此,我总结出了螃蟹的作息时间、进食时间以及迁移习惯)。有时候,我会找一个小伙伴一起,他比我小几岁,脸极圆且红润,胖嘟嘟,十分惹人爱。
去小溪的路上,会经过一片茂密青郁的竹林(这是当时我崇拜的青年大哥家的竹林,这个青年因为自小自力更生且爱读小说而引起我的尊敬)。在这里,我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在竹林中选择一条纤细而坚硬的竹条,它是我捉螃蟹的必备武器。
进入小溪,一切都那么清静,除了溪水潺潺与鸟语鸡鸣。这里的螃蟹不像大河里的多数会藏在石头底下,它们习惯隐藏在洞穴里,一些很深的洞穴。要捉住它们须靠观察、经验与方法,非轻易而能获得。夏季清晨,很多螃蟹习惯在洞口乘凉,这是我捉住他们的最好时机,但由于人的行走总会发出动静,一旦靠近,其便快捷地缩进了洞里,于是只能使用“武器”。我便轻轻将事先备好的竹桠子慢慢伸进洞里,试探其位置,轻轻摇动以作挑逗,螃蟹是爱玩的家伙,很容易就跟着我的节奏欢快地跑出洞穴,这时我便瞬间将之拿下。如果这是只雌性螃蟹,那就太幸运了,它将成为我捉获下一只螃蟹的友情助手。一般,雄性螃蟹喜欢生存在洞穴里,而雌性螃蟹则习惯在松动的石头下栖息,或藏于青苔、浮草,这是螃蟹家族根据“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分居现象,似乎体现出一种自然“伦理”。如果用雌性螃蟹去吸引雄性螃蟹,往往事半功倍,我不会将雌性螃蟹直接放进洞穴,否则它进去便不再出来,一般情况下会绑一根系绳儿,这样容易把它们双双拖出洞口。有时候我也会用到雄性螃蟹,因为“同性相斥”,如果把雄性螃蟹放入另一个洞穴,则必然引来一场精彩的螃蟹大战,想来这是一种雄性之间的争斗,更是一种自然界本有的领土捍卫与争夺现象。一般情况下,一个洞穴的螃蟹在今朝被我逮走后,这个洞穴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又将有新的主人,它将再次成为我捕捉的对象。
清晨的阳光时常都是明媚的,当家家户户的屋顶开始冒着炊烟的时候,我开始返程回家了。这时,我会用一根枸皮(一种植物)将十几只大螃蟹拴成一串拧回去。我不喜欢吃螃蟹,更不会将之做为美食。在这些岁月里,摸螃蟹只是自然赋予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它似乎不带一丝目的性,纯粹就是一种享受乐趣的过程。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所谓的“享受”,只知道自己喜欢去做,想去做,习惯去做。回到家,我习惯把螃蟹放在盆里面养起来,有时由于腥味太重,我会将它们搬到楼顶上,特意给它们建一个槽。但过不了几日,它们就各自消失干净,都“逃”出了这个“牢笼”。我不会去寻找,实际上我建槽也并非是为了关住它们,这更像是在对它们负责任,第二天,我又会同样的起床,经过那篇竹林,去小溪。
捉(摸)螃蟹是我童年岁月的第一回忆,它似乎是一清晰线条将我童年生活整个串了起来。在现在看来,很难想象那些日子居然持续了童年中的很多年岁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甚至不分季节。我已然忘记是什么时候我开始爱上这项有趣而充满魅力的事业,但我很清楚是在初一的时候,我结束了它,因为这年母亲离开了。
随着母亲的离去,我的童年生活似乎也就嘎然终止。现在想来,所谓童年的自由、快乐与纯真无限,它似乎与母亲的存在有着先天的联系,母亲才是这份美好童年的缔造者与呵护者,自由与纯真孕育并旺盛地生长在母亲的襁褓之中。而那小溪似乎只属于童年,长大后,小溪也消失了,光着屁股的孩童也消失了,那些小溪里的故事真正成了永久的记忆。
看着日渐脏臭的水沟,长大了的孩子无限回味儿时的溪水,而还未长大的孩子,只能听大人们讲讲那些故事。
黄土里的母亲才是永远的牵挂
我上高中以后,那房子就基本不住人了,偶尔有租客驻留几个月,然后又继续放空。有一次放空后,就再也没人租住了。这几年,几近变得破破烂烂,蜘蛛网封闭了门窗,屋檐附着厚厚尘土。
这房子属于毛坯房,搬来后不久,父亲便因为一次意外事故撒手而去,那年我5岁半,然后这房舍就一直是毛坯房了。我13岁那年,母亲也走了,因为一场大病,这年我刚踏入中学校门。期间的整整8年,母亲的味道就是我童年的味道。现在经常忆起的是母亲牵着我在镇街道上行走的场景,跟着母亲在租来的土地里种庄稼的场景,母亲做饭的样子,母亲教育我的场景,母亲的身影……。而对于父亲,至今我仍然没有任何直接的印象,只能从老人们的故事里获知一些,如他的才华、性格以及他酒品的“豪爽”等。
母亲就安葬在家对面的大山上,黄土地里。同家后面这座大山一样,都是肥沃的黄土。小时候,它们都常年生长着庄稼,玉米、小麦……。后来,“退耕还林”了,这几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柏香树,母亲安详地躺着。
日日夜夜,母亲就好像是在看护着那破旧的房子,盼望着子女的归来。每逢过年,我都会回去,虽算不上是“归家”,但总要回去,回到那山坡上,去看看母亲,去听听那山坡上的风,呼吸呼吸那长满野草的黄土地的味道。
我会经过那小小石拱桥,从那破旧的房舍门前经过,径直走去嫁在不远处的姐姐家,一路上挨家挨户都是高楼大平房,显得十分阔气,但又显得十分孤立。从马路上透过光亮的窗户,可以隐约看见人们都在忙着打麻将、看电视,偶尔路见一人,似熟悉又似陌生,于是,打招呼也成了件害羞的事。
春节那几天,要是在小时候,小孩大人都会漫山跑,家家串,但现在好像都不太好意思了,或许是因为时间隔久了,陌生了,又或许是因为,那家家户户严实的大门总显得严肃。儿时的伙伴也少了几分热情,安静了许多,可能是都长大了,不再稚嫩自由;也有可能是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出了远门,分隔了太久;不然,只能怪罪那消逝了的共同记忆的载体,那承载着一起成长岁月的山、水和屋。(如有问题请尝试勾搭编辑米饭c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