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利被冠上了地域性

李娟火了，阿勒泰火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新词：“地域性红利”。这个词会不会大火还不知道，但眼下有流行开来的趋势。这个新词其实也不真新，它显然衍生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人口红利一词，人口红利是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的庞大议题，不是一般人能够深入探讨的，跟李娟有关的地域性红利这个话题则微小得多，意义也更明确得多，言下之意是李娟占了阿勒泰的光。

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去看一看央视的另一个系列：文学的故乡。这个系列中文学的故乡有：毕飞宇的里下河水乡；苏童的江南水城；莫言的红高粱大地；贾平凹的秦岭古道。

有一段时间，我曾专注于毕飞宇的文学世界，把能找到的他的作品统统拿来，一篇接一篇地读下去，因为我知道他经历过的我也同样经历过，他见到过的我也同样见到过，我不求能走出与他同样的路，只求能探出他文学秘诀中的万分之一。后来我知道了更多，从那片水域走出来的文学新秀是一大批，毕飞宇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可见所谓地域性红利从来不具有排他性，甚至这一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地域优势都是相对而言的，有优势的方面，一定也会有劣势的方面。

李娟遇上了阿勒泰，是李娟的大幸，因为阿勒泰的一切激活了李娟的审美意识，激发了李娟强烈的书写兴趣和欲望。她要写还是阿勒泰要她写？从一个细节上就能看出端倪，她最初送给编辑的书稿是一些杂乱无比的纸张，显然都是临时搜寻来的能凑合着书写的纸片，这样的书写大约是源自灵感，源于激情，而非计划规划之类的安排，可以想象得出这些文学的鲜活和灵动。李娟是幸运的，阿勒泰何尝不是，有种相遇是天意，有种经过是缘分，阿勒泰的地域性不是李娟生而有之的，这种相遇之缘正是地域性红利的一个重要的反证。

毕飞宇早期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水气，至《青衣》《推拿》时，这种特征已大大降低。文学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必须从具象走向抽象。张艺谋当年可谓独具慧眼，那时的莫言还是个无名小辈，红高粱楞是被他移植到了大西北，离开了高密的红高粱不照样茁壮成长了吗？成熟的艺术一定会有个滋润的故乡，也一定能阔步走四方。相信李娟能够走出阿勒泰，能走得更远，远到阿勒泰成为了一个远远的背景。

成名是无数人心之向往的，成名也有成名的烦恼，知道你的人多了，议论你的人必然也就多了。说李娟吃了地域性红利还算是轻的，这样的评论至少算是中性的，只是忽视了人家书写中的辛劳，努力中的巨大付出。

陈丹青是我很敬佩的一个艺术家，他整理木心先生的讲课稿，出版《文学回忆录》，是当代文学界的一段佳话。他在评论莫言获诺奖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没看过莫言的书，但我知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作品无关。

这句话有点儿让人纳闷，没看过人家的书，怎么就能知道？怪只能怪莫言先生了，别人不拿凭什么让我拿？拒领那该多有骨气！如果那样就称了若干人的心了。

现在我仍然很敬佩陈丹青先生的，谁没说过错话？错了不认，也不能就全部否定这个人，就像他也不能否定莫言一样，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少部分人的力量也还是有限的，世界自有公论，文学界只是世界的一个小部分，当然也会有公论。

地域性红利这个词还是不火为好，如果要火，最好不要戴在某个人头上，更不要出自重量级人物口中，对戴上的人是一种冤枉，对出口的人是一种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