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落不明

        2020年岁末，戴了十多年的玉坠不见了。

      我说的是不见，找不到，一直不肯承认是丢了。因为我根本就想不明白怎么会丢？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到脖子上少了点东西，心就“咯噔”一下，下意识觉得好像好几天都没戴了。本来它一直挂在我的脖子上，挂绳是我前不久自己亲手换的，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穿起来，不存在断的可能。绳子不断，它就不可能丢掉，只有一种可能，是我自己摘下来的。平时睡觉一般情况我也不摘，特殊情况才会摘下来放在床头，第二天也会戴上。

      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也有点说不清楚，一点一滴的往回推，都还模棱两可。我从江苏回来时还在，这个我敢肯定。

      床上没有，我就有点慌了。江苏回来之后，我换了床垫，整个床上铺的都让我掀个底儿掉。换过之后不见的还是换之前不见的？我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我还是在床上翻了又翻，被子枕头床垫挨着掀。床头的缝隙，床底下，打着手电筒都照了一遍。其实何止是一遍，想起来就翻翻，都不知翻了多少遍。

      东西找不到，就觉得它可能无处不在。这个床翻完就去那屋的床上翻，一边翻一边想，哪去了呢？翻得我抓耳挠腮，心焦气躁也无济于事。问川妹子，问泓文，得到了一个十分统一的回答：没看见！我又开始琢磨能不能在哪个衣服口袋里？能不能在哪个包里？柜子里？抽屉里？箱子里……

      一堆问号！问天，问地，问自己。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问我？你问婚姻啊，还是问事业，还是问健康？

      还真是，要不要找人去算一算？当年我妈找不到我，不也找人算过吗？后来就把我找到了。

      那年我在广东，虽然不是第一次离开家，但以前是出去上学。上学都是生活在校园里，有老师有同学，没什么可担心的。去广东就不一样了，是去工作，是走上社会。社会很复杂，江湖很凶险，老妈很担心。

      那时也不懂得“儿行千里母担忧，夜半灯前念远游。”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出去就是工作，一天一天的按部就班，无风无浪的埋头苦干。“想家吗？”写下这三个字，我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按理说，出远门的孩子都会想家，不怎么懂事的孩子都知道咧着嘴嚎：“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对小孩子来说，家里有安全感。

        而我为什么犹豫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家里，我和父亲的感情一般。人类的感情基础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积累的。亲情，除了血缘关系之外的感情也是如此。

      父亲在地质队上班，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能经常回家。出野外，基本就是常期在外，偶尔回来探亲。只有冬天收队了，才能回家猫冬。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没出现那个画面就不错了。

        一个男人风尘仆仆的回家，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小孩看见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就奶声奶气的问：“叔叔，你找谁？”妈妈闻声从屋里出来，眼含热泪的说：“孩子，这是你爸！”

        亲人“不亲”，是件令人伤痛的事。

      母亲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很坚强的人。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三姨家。从连山关的道东，穿过街面，从南头走到北头过黄岭一直走到林场的大桥头，上铁道。那时的铁路没有封闭，可以随便穿越，铁道旁的小路也是随便可以走的。每次和母亲去三姨家都是沿着铁路边的小路走。虽然有沈丹公路，但是步行还是这条小路近。接近四公里的路程，现在看来不算远，对于儿时的我已经不近了。当天走过去，当天走回来。

      那一次回来的比较晚，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摸着黑赶路，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很害怕，一声不吭的紧跟在母亲的后面，母亲拉着我的手都攥出汗了。

      我特怕走夜路，都是在老卢家听鬼故事落下的毛病。那时一到晚上没事就爱去卢美家玩。卢美比我小，卢艳比我大，卢东是卢家老大。那时候串门是小孩子乐此不疲的事。晚上都没什么事，邻里邻居的小孩子凑单一起，围在炕上，躺着的坐着的，像自己家一样。有时候干呆着，有时候唠闲嗑，有时候打扑克牌，有时候听他们讲故事。

      大人们吓唬小孩子取乐，一到晚上就讲鬼啊神儿的故事。我还愿意听，听了又害怕。每次晚上回家，走到我家的胡同口，本来绕外墙半圈就可以进家门，我却怕得要命。脑子还浮现着他们讲的故事里恐怖的画面，老觉得后面有人！要不就从什么地方蹦出个什么来！什么鬼打墙啦！什么披头散发啦！什么鬼火啦……

      我和母亲回到家，母亲就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我自然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在这个时候只知道站在一边咧着嘴嚎。母亲责怪父亲，这么黑了看人还没回来也不说去接我们。吵完了母亲坐在一边抹眼泪，我才发现母亲也有脆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