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及其作品

众所周知，川端康成是二十世纪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任日本笔会会长、国际笔会副会长，同时也被称为活跃于大正时代与昭和时代、置身于近现代日本文学顶点的作家，乃以卓绝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给世界各国读者留下深深的感铭。川端康成也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二十世纪初与横光利一联袂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借鉴西方的先锋派文学，创立了日本“新感觉派”文学。两人在欧洲达达主义的影响下，在以“艺术革命”为指向的前卫运动触发下，使《文艺时代》成为昭和文学的两大潮流象征之一（另一个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创刊的《文艺战线》，代表无产阶级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在日本文坛，只是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后期川端更多体现出日本式的唯美主义特征，小说富于诗性、抒情性，也有庶民性（浅草物）色彩浓重的作品，且有“魔术师”之谓，即衍化、发展了少女小说等样式。川端后期的许多作品，追求死与流转中的“日本美”，有些则将传统的连歌与前卫性联系起来，逐渐确立起融合了传统美、魔界、幽玄和妖美的艺术观或世界观。他默然凝视，对人间的丑恶、无情、孤独与绝望有透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不懈探究美与爱的转换，将诸多名作留在了文学史中。亦有观点认为，“新感觉派”时代的川端康成与其说是小说家，不如说是理论家，从其种种言说可以看出，那是哲学、美学和西洋式理念的融合物，其中有克罗齐的形象——表现即艺术，也有精神分析学的“自由联想”。川端康成也曾对当时日本文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自然主义文学诉诸批判，称之为“过时的客观主义”。他在《文坛的文学论》中呼吁，当今世界追求的是伟大的新的常识，即所谓明日的常识，新时代的文艺关联于哲学且须取代旧世的宗教。川端康成主张艺术与哲学结合，担负起宗教的功用。

一九三〇年，川端康成一度加入中村武罗夫等组成的“十三人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自称是“艺术派十字军”。同年十一月在《文学时代》发表的《针与玻璃与雾》，据称受乔伊斯的影响，采用了新心理主义的“意识流”手法。一九三一年一月和七月，他在《改造》杂志发表相同手法的《水晶幻想》，灵活采用了时间、空间无限定的多元性表现手法，体现了实验性作品的应有高度。三岛由纪夫说，从“天性”上讲，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原本同为“人工”性写作倾向的作家。但横光在苦斗中，不知何时令自己天生的感受性过度接近“知性”或“西欧性”，继而沉迷于“地狱”和“知性迷惘”之中，最终误读了自己天赋的才能与气质；而川端康成的小说《禽兽》虽被称作一部“极限接近知性的作品”，却在那里窥测“地狱”且在临近“地狱”时适时地转身，远离了“知性” “西欧性”和“批评性”而完整保存了“感受性”，秉持了情念、感性、官能的自身法则。《禽兽》之于川端，乃一部分水岭式的作品，川端初次在那样的作品中直视了“迄今仅凭感觉纵横裁断的日本现实或现实本身赤裸裸全无变化的可怖的形态”。在此意义上，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时，川端康成依靠的祖父逝世。高慧勤的“十卷本”序中，对此有过精到的解读。祖父有志于中国的风水学和中药研究，却未能实现向世间推广的志向。祖父的喜好与过世，对川端的性格形成乃至文学特征都有影响。日后的《十六岁的日记》记于祖父患病卧床期间，其定定看人（默然凝视）的习惯，据说亦与常年伴随因白内障而失明的祖父生活相关。日本学者原善的研究专著《川端康成的魔界》（有精堂，一九八七年四月）中，一再地强调那个所谓的“魔界”概念，并且提到，川端文学的“破伦性”或反道德侧面有放大化的倾向。他说，川端文学的“魔界”乃是制度性、二元性的要素或一种将被弃置的世界观。提及名作《山音》，原善强调说作品描绘了平凡家庭日常中能够窥见的异界，那淋漓尽致的象征性令人感到“魔界”的凌厉或“血的憧憬”。他说川端康成追求的并不是明晰的、一时性的、明确存在的形式，而是一个时代的本质。所谓“破伦性”，中文中似乎没有这个词语，显然不能等同于“乱伦性”。那么如何理解“破伦性”呢？或可理解为破坏或打破固有的传统伦理观念？只破不立，亦非为打破而打破。这里的“破伦性”，显然包含了川端康成独具的哲学性思考，“魔界”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破伦性”。例如，《睡美人》表现的极端变异的老人性冲动或性意识，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或许是丑陋无比的。川端期待的并非所谓的宣扬丑恶。“破伦”或丑陋悖理的表象中蕴含着关乎人性的合理思考。一九六〇年一月《新潮》杂志开始连载《睡美人》，据称作品的世界观与之前的《湖》和之后的《一只胳膊》一脉相通，其间可以窥见一个孜孜以求于新创造的老年艺术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