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写作，警惕观察者的偏见陷阱

　　写《克服心因精神障碍》，是有部分作家无论酒局饭桌，还是采风活动，总是离不开谴责那一段特殊时代的经历。虽然我也是那个时代尾声的见证者，但若冷静回顾，似乎当前有些特殊现状更加令人忧虑，所不同的是：我们当下呈现的很多不平等似乎分散；或者身边的绝大部分作家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真正活着的底层大众。

　　我在文中的第一段写道：“祥林嫂是鲁讯先生《祝福》中虚构的人物。祥林嫂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源于接连不断的不幸，源于贫穷。”

　　有作家认为，从书写的第一段，我就知道作者没有真正读懂。

　　我知道这位作家的话中本意。是的，《祝福》的内涵，也就是传统说的中心思想，肯定不仅仅剑指贫穷，还有阶级，还有对立，还有不平等的社会根源，还有唤醒……我的青春经历，就是在这种中心思想中度过的。

　　现如今，鲁迅曾经被一代人捧为大师的光环，在暗然退色，有很多所谓的“专家”，从鲁迅的字行里间，分析出了他的狂人性格，无疑，这种狂，在当前的和谐社会体系下，构成了不和谐的音符，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明的进步，更是文学创作的进步。

　　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多元文化的状态下，被捧为唤醒时代强音的鲁迅，已经不能完全解构我们的思想、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也包括个人奋斗。但，这并不否认他的伟大，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扛得起唤醒国民的大旗，仅凭祥林嫂意指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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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在进步，但不意味着伟大的鲁迅就过时了。

　　新当选的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凭借第一本散文集《山河袈裟》，荣获了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他在获奖时感言：我一直把鲁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这句话，当作我写作的准则。我很喜欢“人民”这个词，“人民”就是我的同路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实就是写我看见的这些人，搞清楚我到底是谁，为什么而写作，站在哪里写作，认清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学。

　　在现时环境下的文学创作，美学是什么？是当代作家致力探究的话题。

　　我曾经在观读罗斯在《怀特海》中论及怀特海阐释的自由与美关系时，写过一篇读书笔记《美就是自由？》，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美的存在自由是人类感知美、呈现美、游戏美的前提，用怀特海的话说，行为自由是人的首要需要，宗教、政治、道德、法律、认知习惯、民族环境，无不限制着这种需要，因而，要抵达“美就是自由”这个目标，必须要有“克服”的能力或者是赋予准予“克服”的自由，否则仅仅有人的自身创造性是远远不够的，美虽然客观存在，终究无法自主呈现，即使有如现象美学家所说的瞬间“辉煌”，行为自由的形式上的表现受到限制，也无法完成自我构建。

　　在这段文字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所呈现的生活世界，不仅仅只有政治，只有阶级，只有对立，还有很多与文化有关的人性美在等待作家去挖掘，亦如李修文，在文学世界里，还有感恩，他写《山河袈裟》的初衷，就是感恩那些曾经给过他帮助的底层人民。这种感恩，在我眼里，既是人性的，也是人类自身性格的再现。

　　是的，作家的任务，首先是要有一颗站在人类自身性格上分析高度的心，它不完全是政治的，阶级的。

　　印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的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中，总结了当前全球至少8.85亿人贫穷的五个原因：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一引动服务于穷人的市场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然，真正的贫穷原因，绝不只这五个方面，《贫穷的本质》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视觉在分析，但却也给予一定的启示：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看，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仅是谁来执政，谁来管理一个国家的问题，正如《贫穷的本质》前言所说：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成俗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崇；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

    我想说的是，我们特别是评论家们，在人为地用贫穷对立贫穷，这种强制性的贬低或意指，其本质就是另外一种贫穷，譬如：精神、道徳、援助、善良等。作家如女娲，把泥换成墨水，高站在云端，化妆人物，想让读者在文本中体验悲剧式的第一次选择和唤起；到了评论家手上，一支本是客观辩证的笔，变成了《西游记》中的芭蕉扇，把眼泪扇成了瀑布，把个体扇成了阶级，将唤醒成功地转换成了操控。这难道不是一种为唤醒而放任自己的意象或流量设计？难道不是一种清醒着的利用？选择、唤起和操控，在美国兰迪·拉森和戴维·巴斯的《文化与人格》中，被称为人格影响社会交往的三种方式，当然，这只能是作家或评论家或“利用他人的人”的人格。但如果文本设计的祥林嫂是大户小姐，或官家太太（我想这样不幸的女人大有人在），还能成为喋喋不休的标志性人物？答案应该无需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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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当前的很多作家，很多智慧者，很多站在一定思想境界而且活得很丰富的人，无论是发表观点，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乐意把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归究于人类有一种对立或矛盾因素在制造不平等，或是体制，或是制度......这是一种习惯，一种约定成俗，其实还有很多，譬如文化、灾难、环境、爱、人的自身智能等等。美国的威廉·福克纳，通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让爱米丽变成了美国式的祥林嫂，只不过福克纳把鲁迅设计的喋喋不休换成了眼泪，也不是对立而是爱。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国家，祥林嫂式的贫穷无法彻底消除，不平等无法消除。但其原因和意指，不是贫穷本身，也不在祥林嫂们的行为中，而是在作家和评论家等设计者们的口中或笔下。

　　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说，人是文化的产品。文化，有太多的含义，其哲学意义包括群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

　　在很多的时候，文化本身，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之一，这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也在一个人的自身。人的不幸和贫穷，也是一个文化的附属物。

　　说到不平等，我们会约定成俗地想起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该书探讨了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批判了封建等级关系。作者认为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揣测到了矛盾斗争会发生对立面转化，以及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认识到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又认为每人有少量私有财产是社会平等的基础。卢梭的这本书，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绪论。

　　然而，可能不知道的是，卢梭写这部书，除了回应他自己打算写一部政治制度的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1753年应第戎学院“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征文竞赛，竞赛必然要坚定地树立起自己的论点，他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出发点，认为“自爱”，“怜悯”是人类的本性，这些本性淳朴的人，在自然状态中，过着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孤独的个人生活，他们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如此来看，卢梭的立论基础选择了“抽象”，但活着的人不只有“抽象”！他抽离了社会联系。正因为这个原因，法国在宣布《人权宣言》时，对“生来自由平等”的观点，做出了修正：“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自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

　　《人权宣言》的修定，宣告了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平等，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人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局限于卢梭最初设想的“政治制度”，至少还有法律，而法律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基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法律自然不同，法律本身还要尊重道德、习惯等文化传承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同是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只因“自由”，也就造成了不平等。

　　不平等，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反映。事实上，卢梭在《忏悔录》中，也提及这个问题，“基于道德品质的自律的忏悔意识”，卢梭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所有这些，卢梭在反对宗教的同时，却延续了他自认为是人性但恰恰是宗教宣扬的“在自我救赎升华”观点。当然，他的贡献不仅仅是阶级革命，他的自然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德，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掀开了天文学发展的新篇章。霍金崇拜康德，也才有了当下风靡全球的《时间简史》和《大设计》。

　　20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心理学家雨果•蒙斯特博格这样认为：每名记者都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政治观点——偏爱、偏见和期望——带进观察中，继而根据需要，剔除了于他不利的一面。遗憾的是，作家不是记者，作家不应该被观察者的偏见左右。作家要回答的不是“是”或“不是”，而是要揭示“是”和“不是”之间。我在《文学与哲学》中这样说：一个赋有哲学家称号的作家或文艺评论家，应该具有哲学概念上的客观思维、审美能力、辩证模式，应该在从容走过“你是谁”的审视之后，坦然面对“我是谁”的拷问。

　　诚然，一个作家应具备的能力，不仅仅如此，他在知识体系的储备上，不单纯是文学创作本身，还应认真地持有自己对文化本原、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所坚持的信念，作家也不仅仅只持有对社会的问题思维模式，而更多的还应有一颗人性意义的悲怜、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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