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32 官运直下 一贬再贬 苦居岭南

2024-04-25  本文已影响0人  时与猫璞

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又因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而临时被改授为翰林承旨。弟弟苏辙接到消息之后,表示不接受右丞的官职,说希望同哥哥一起充当从官,但这一提议未被朝廷允许。

苏家两兄弟都位居高官,他们的政敌更是惊慌,对他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苏轼和苏辙一直争论该由谁出京,以使另一个人免受猜忌。苏轼决定出京,但苏辙说弟弟该让哥哥。苏轼一回京就遭到御史们的猛烈攻击,他献上辞职信。苏轼愈是要求离京,政敌们愈觉形势严重,他们甚至说苏轼上表辞职,是想借此施压谋求相位。

苏轼五月二十六日抵京,仅在京师任上待了短短三月,就于八月五日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军州事。这里是一处广阔天地,处处都是蓝天、白云,阳光下各色艳丽的野花疯长,青草的叶面亮得像一面镜,雨水稀少,田地里草比作物还要茂盛。

那一年颍州收成不好,苏轼在颍州待了八个月,看到灾民成群结队,由西南向淮河北岸进发,农民撕下榆树皮,与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着吃。流寇滋生,老弱倒在路边,年轻力壮的就加入盗匪行列。看到这些状况,苏轼只能竭力救济灾民。离开京师之后,苏轼觉得自己像是一棵再也没有了归属的浮萍,随处漂流。

(苏轼的官运真的是高处险峰,低处峡谷。他的才华令政敌忌惮,其实他本可以利用才华稳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性格做不到,所以始终是个夹生状态。这样的夹生让他很难稳在政坛的高处,他自己也明白,所以这次进京已经抱着最坏的打算,而离开京城也就意味着他人生的下坡路。)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二月,苏轼奉调扬州。这里气候湿润,清晨,袅袅雾气久久不散,野地里回荡着鸟鸣,秋日山岭里还会有大片金色的树林。

苏轼的长子在外地任职,所以他便带着小儿子在途中各地参观。他遣开侍从,到乡下和百姓聊天。他看到王安石变法的遗祸,大地到处都是青翠的麦田,许多农舍却空空如也——农民最怕丰年,因为当地官吏和士兵会来逼他们还青苗法的本金与利息,还不上的就要被抓入狱。

苏轼到达扬州,曾上表说“丰凶皆病”,老百姓在凶年的饥懂和丰年的牢狱之灾中进退不得。在扬州的夜晚里,苏轼无数次看着皎洁的月光拨开夜幕,从高高的树桠流泻下来,光线随着云的飘逸不断变化,山林里鸟雀大于人声,这里的百姓们早早逃了。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秋天,有两个女人走了,一个是苏轼的枕边人,即续妻王闰之,另一位则是一直支持着苏轼的太后。苏轼的命运再次发生转变。苏轼夫人去世之前的那段时间,苏轼的福禄堪称达到人生最高峰。王闰之离开得恰是时候,没有看到之后苏轼的潦倒生活。但失去了夫人的苏轼,一身子然地站在灵前,发青的脖子,还有疲累的黑色眼圈,都喻示着他失眠的苦夜。生死有命,哀荣再盛也弥补不了苏轼的心痛。

苏轼由扬州回京,那时就是这样,妻子死后,丈夫不能为其守丧,苏轼只能马上上任,先后当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官拜门下侍郎。

此时,苏轼的孩子们都已娶亲,此时都选择留在母亲身边。苏迈三十四岁,苏迨二十三岁,苏过二十一岁。苏天人的葬礼非常隆重,她的棺木放在京师西郊的一座佛寺中。佛寺四野一片绿色,冰蓝色的洁净苍穹之下,阳光在庙宇之上透出幽幽的七彩。

十年后,他们夫妻合葬在一起。苏轼为夫人写的祭文古雅质朴,这位贤妻良母,待先妻的儿子如同己出,还为他操持了一生。他说她分享他一生的起伏荣辱,心满意足,希望自己将来要和她葬在同一墓穴。百日之后,苏轼请名家李公麟画了一张十菩萨像,祭献给她,还叫和尚做法事,保佑她平安升入极乐世界。

(查了下苏轼原配的墓在四川,不知道这位被苏轼写诗而出名的女人死后怎么想。三苏中,苏洵和苏辙都只有一个妻子,只有苏轼妻妾均有。这人看似情深,其实不然。他说妾朝云最懂他,他对原配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合葬的却是续弦,这样看来他最爱的是续弦。在情感上,苏轼和陆游有些相似。)

太后——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一直是苏轼的守护神,她一去世苏轼马上倒霉,她摄政时的其他大官也——遭殃。贤明的老太后早就感到政风将变。哲宗处事轻率,脾气暴躁,最糟糕的是,哲宗对祖母怀有恶感,太后心里也明白,这些应该是王安石的党徒故意挑拨所致。

太后一死,苏轼就奉调离京,被派到最麻烦的区域,统领河北西部的军区,担任步兵和骑兵领帅,衙门在河北定州(今定县)。根据宋朝体制,军事将领都是文官,由将军担任副职。苏轼任期不长,却证明了哪怕是文人,哪怕只是诗人画家,也可以指挥军队。

军政腐败,士兵薪饷低,衣服破,伙食差,军营一塌糊涂。贪风很盛,军纪松弛,官兵酗酒赌博。苏轼一就任,就着手修营房、整纪律,将贪污的官吏革职议罪,改善军人服装和伙食。苏东坡开始喜欢在夜里的树林里散步,寒冬之夜里有着极致的静谧,月明星稀,深深浅浅的雾气缭绕,洒在积雪上的皎洁披上了一层光晕。天地无声汇合,高大的桦树褪尽了平日里的琐碎,只剩下枝丫朴素的美。

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章惇为相。章惇曾是苏轼的好友,王安石当政期间,正派学者大都因抗议而去职,章惇却一步一步往上升。他拜相后,马上把老党徒扶回高位,这些人都以残忍、奸诈而知名。

太后摄政期间,章惇曾被监禁,如今他开始疯狂报复。当年王安石罢黜反对派跟这次的迫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苏轼自不用说,就连已经亡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也难逃一劫,他们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先后两次被削去封号和官衔。这样还不够,章惇又劝皇帝挖司马光的坟墓,鞭尸示众,幸好哲宗没听他的。

章惇拜相后,他的巨斧首先落在苏轼身上。苏轼最先被贬到广东高山南部,通称为“大庾岭外”的地区,他被削去官职,调任英州(今广东英德)太守。苏轼察觉到眼前的变化,但他并没有考虑这一次问题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太后去世时,他即将到定州任职,当时皇帝不许他上殿辞行,他已预感到事态严重。

那一天,他站在山冈上,远处便是一处水域,遍布浓浓的雾气和芦苇。山冈上夜已经浓了,星月清辉,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孤独。

八年来他断断续续教过小皇帝,十分了解皇帝为人,但是他并不明白以后的命运,还好贬到英州当太守并不怎么辛苦。

元祐年间他所拟的王安石亲党的解职令此时成了他的罪名:“诽谤先帝”。接到贬谪之后,苏轼由华北动身,要走一千多里地到岭南。他一生东飘西荡,这一次,不过是又一次启程。

他年届五十九岁,看过了太多荣辱起伏,已不会轻易被新局面吓倒。

“这世间,还有我苏东坡去不了的地方吗?”

自嘲般的笑言后面,是他平静通透的眼神。

(文豪看来是调麻了,应该很少有官员像他这样颠沛流离了,天天不消停。)

苏辙此时在汝州任职,他是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三月被贬的,几个月后,又奉调转往高安。汝州离京师很近,苏轼先去向弟弟争取财政的支援。

苏轼不善于理财,太后摄政九年间他官运不错,但他一直调来调去,几乎没有积蓄,另一方面弟弟苏辙不断升迁,最后当上“宰相”。

苏轼去汝州,苏辙给了他七干缗供其家在宜兴定居。苏轼从苏辙居处回来,发现他的官阶又降了一次,英州的派令倒没有更改。

此时秋霜已经把芦苇染成枯黄,南归的大雁驮着铅灰色的积云,秋风萧索,苏轼突然说:“宦游这么多年,子由,最近我又想起了在蜀地的生活。”

是啊,记忆里童年皎洁的月光漫过门槛,在堂屋地上切下一块明亮的银霜。到了后半夜,铺在地上的苇席凉得刺骨,熏过的苦蒿挂在屋子的房檐上,驱散蚊虫的同时散发着浓烈的香味……

“哥,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苏辙问他。

“记得,早些还乡,一起隐退。”苏轼笑了起来。苏辙也不再说话,那个梦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幻想。

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又一次遭贬,被改派到广州东面的惠阳(今广东惠州市)担任建昌军司马,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上书请愿,希望皇帝同意他坐船离开,算是对老师的一项恩赐,他担心走千余里的陆路,自己会病死在路上。哲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苏轼把全家——包括次子苏迨和三个儿媳妇都遣回宜兴,只带幼子苏过、朝云和两名老女佣同行。苏轼门生张耒当时在靖江担任太守,派了两名老兵一路侍候他。

苏轼乘船而行,船到九江以南的鄱阳湖,又传来第四次贬官的诏书。这一次,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剥夺签书公事之权。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他先后两次寓居合江楼和嘉佑寺,有一次夜间借宿于一间废弃的茅屋。屋顶已经坍塌,屋子里连床架都没有了,只有四面将倾的土墙,淡淡的光线从屋顶破洞上倾泻而下,地上点点光斑是月光的影子。灶台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就连小虫子听见人声,也都扑棱棱地飞走了。

苏轼笑道:“如能给我三天,便能把这里变个模样!”他应该是想起自己白手起家的种种了。

在被贬途中,路遇阔别多年的老友苏坚。当时苏坚被命赴澧阳(今湖南澧县)任职,两人途中相遇,行脚匆匆,暮年远别,泣泪交加。这次短暂的相聚之后,今生也许都无法再见了。

也许是经历的悲欢太多,苏轼在惠州一住三年,对所遇的一切都淡然处之毫不为意。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惠州是亚热带地区,两条河从北面流过,在城东会合。最开始苏轼住在官舍里,两河交汇口的“合江楼”上,可以看见大江流过城市,对岸归善县的山城立在陡坡上。大小石头林立岸边,悠闲的百姓正在钓鱼,正北是罗浮和象头山。

苏轼为对岸松风亭所写的短记最能表达他的人生观。他搬到嘉佑寺,常常在山顶的小亭里散心,有一天他准备回家,在亭子里看过去,家正好高高地出现在树顶。太远了,苏轼有些不想走了。

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他想通了,仿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这里也一样可以睡觉。

苏轼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性,于是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到这里半年,身体已适应这里的气候,心中无忧无虑,又开始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四处游历。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

苏轼向往的生活,便是“作个闲人”,一路风霜,从京师到南国,从蜀地到这里,都是被命运推着走。黄州老友写信说要来看他,苏轼回了一封信: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低尽乃已。三月四日。 (《答陈季常书》节选)别人都说这里是蛮夷之邦,在苏轼看来,这里反而很是闲适,美名在外的他很快就有了朋友。

(苏轼的性格还是很坚韧的,到任何地方都能过出自己的风格。他大概是随遇而安的典范了。)

惠州邻近地区的官员纷纷趁这次机会来结交这位名诗人。苏轼在这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间有一口天井。青苔啃噬着墙角,为这里添了一地颓败的阴凉。苏轼知道岭南潮湿,于是会尽力去搜集木炭柴火,时时点燃烧着,用火焰烘干无处不在的潮气。“大夏天烘潮气,烘完一身烟火气。”苏轼嘴里念叨着,就这样无意间他又脱口一句名言。

苏轼的两个儿子住在宜兴,一直没得到父亲的消息,十分挂念,苏轼得知后,说:“这很简单!惠州又不是天上,你一直走,总会到的。”等他们找到苏轼时,他们一脸黑皱皱的,脚上都走得长茧子了。

另一位道士陆惟忠跋涉两千里来看他这个老乡,却是因为一瓶酒。当时苏轼发现了一种新酒“桂酒”,他平开玩关与信给陆惟忠说,“来喝酒吧,这桂酒这简直是天神的甘露。快些来吧。”陆惟忠一接到信,二话不说就来了。

有时候太守詹范会领厨师带酒菜到苏轼家吃一顿。苏轼常到白水山游玩,有时候和儿子去,有时候陪太守或新来本地的客人。到惠州后,发现此地每一家都会自己酿酒。他喝到第一口蜜柑酒时,就感慨着自己终于在遥远的边区找到了真正的友伴。他给朋友的信中一再赞美本地的酒香不凡,微甜而不腻,使人精力充沛,红光满面。

作为真正的酒痴,他曾写诗大夸这种酒,说人喝多了觉得飘然欲仙,可以飞天涉水。他还跑去学了酿酒的秘方,刻石为记,藏在罗浮铁桥下。

为了能常常品到好酒,苏轼还自己造酒,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做农活是一好手,自己会酿酒就再也不需要配合别人的时间了,想喝多少酿多少。”

他在定州任职数月,就曾试造过蜜柑酒和松酒,味道很好。这次到了惠州,有什么就用什么,苏轼兴致勃勃地说他还酿过桂酒和米酒。

自从姐姐去世,苏轼父亲和姐夫一家断交,他们兄弟四十二年没有和姐夫程之才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不过他们和程家其他的儿子倒有书信来往。

章惇得知这个怨隙之后,大喜过望。他正愁没有办法整治苏轼,这下就有办法了。

很快朝廷就派程之才到南方担任提刑,处理重大的诉讼和上诉的案子。程之才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一月抵达广州,那时苏轼刚来三四个月。苏轼不知道程之才是不是有心忘却前嫌,他透过一位朋友送了一封正式的拜函给程之才,此时程之才已年届六十,他很想和苏轼重修旧好。

程之才曾求为祖先写一篇短传,那人就是苏轼的外曾祖父。也许血浓于水,也许整个眉州都以大诗人为荣,程之才和苏东坡的关系日渐变好,彼此互寄了不少书信和诗篇,后来苏轼还求助于他。

程之才听苏轼的话,的确为这里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大年初一,博罗发生大火,全城都烧毁了。要放粮救济灾民,建立暂时的居所,防止有人抢劫。衙门全毁,需要重建。苏轼一直以来都心系百姓,他见政府为重建而乘机剥削人民,地方政府强征物力和民力,便设法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的货源,不许强征民贷。他说,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

他也开始关心本城的改善工作。为了给百姓带来福祉,他专门与程之才和太守、县令商量了半个月,为这里新建了两座大桥。大桥的位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一条横越大江,另一条横越惠州的湖泊。建桥的时候,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苏辙的侍妾朝云,一上来就捐出一大堆朝廷当年送她的金币。

从事这项工作期间,苏轼还做了一件令百姓感激的事情,就是公家建了一个大冢,用来重新安葬无主的孤骨。

苏轼失去权位,又是当权者的眼中钉,早已没有了年轻时“责君至善”或改变衰国命运的雄心。他不能做公仆,却可以做一个关心公务的百姓。

(这时的苏轼大概是阅尽人间繁花看破一切的心境了,但是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所以还是挺身而出。)

省城广州离惠州不远,太守王古是苏轼的朋友。苏轼得知广州常发生瘟疫,他猜想饮水不洁是该城疫病频友的王因之一。于是苏轼写信给土古,要他设一个专项建立公立医院,学他在杭州的办法。要知道广州其实也像杭州人一样,只要饮水清洁,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苏轼到惠州,带去了侍妾朝云,他在惠州留下的故事处处都有朝云的影子。在很久之后,他和朝云在白鹤峰的住所被人恭恭敬敬地辟为“朝云堂”,用作怀念。他的侍妾王朝云是杭州人,与苏轼的相识正是在杭州。续妻死后,只有朝云一直跟随着苏轼,不论甘苦都陪着他。在秦观的眼里,朝云美如春园,眼如晨曦,人如其名,确是有朝云之姿。

朝云比苏轼小很多,到惠州时,苏轼已有五十七岁了,但朝云只有三十一岁。她聪明、愉快、活泼、有灵气,苏轼一生遇到的女人中,她似乎最能了解他。她敬仰这位大诗人,在思想上尽量和丈夫保持一致。朝云年轻,爱开玩笑,还喜欢给苏轼讲笑话。境遇再苦再难,她都是一口一个“苏学士”。欢喜之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苏轼心里,朝云就是他的“天女维摩”。在惠州,苏轼曾写了两首诗词送给朝云。苏轼这一生遇到的三个女人,都是一等一的好女人。王弗陪他走过了第一段旅途,王闰之伴着他种田织布,朝云陪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一首词是他抵达惠州两周内写的: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鬓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带人娇》)

到了惠州,苏轼的书房以“思无邪斋”命名。学者选择书斋的名字通常都用一两个字表现他的人生观,如今苏轼不但信仰简朴的生活和无邪的思想,而且相信“思无邪”是简朴生活的基础。

苏轼一到惠州就说要在此处安居,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被贬到什么地方。若要一直住在惠州,他就想先造一栋房子,叫子孙都从宜兴搬来住。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九月,皇室祭告先祖之时,按惯例是要大赦天下的。可惜一直等到年尾,才传来消息,说元祐大臣并未得到此次特赦。他写信给程之才说:“也许我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师了,也许一生就要在岭南终老了。”

苏轼写给曹辅司勋则是:“特赦里没有我们这些人也好,至少安稳待在这里不用奔波,可以随心游历,这样的生活也能过下去。”既然一切都确定了,他决心建一栋房子安定下来。下半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巩:“到这里都已经八个月了,几乎只和家里人来往。想着抛却人情世故,能够让自己放轻松。我的儿子也是怡然恬淡,不受影响,看来的确是像我的性格。命运就这样了吧,这辈子也不要想着能回去了,明年就踏踏实实地在惠州建房子,落地生根吧。”

因为做了这个打算,所以第二年三月份苏轼就选了一处空地开始建房子了。这是一处在河东小丘的地段,离归善城墙不远。几经时光洗礼,苏轼建的那所房子到今天依然在,后人称为“朝云堂”,而在苏轼的诗词里叫作“白鹤居。”苏轼在这里还建了另外一处房子,取名叫“思无邪斋”。不仅如此,位于在白鹤峰上,他还给自己建了一处厅堂名叫“德有邻堂”。一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哪怕是此时,苏轼依然相信着:“德不孤,必有邻。”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七月五日,对于苏轼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日子。那时候他监督着施工的新居快要完成了,他还在想着能让朝云早些住进去。但那时惠州瘟疫频发,本就体弱的朝云也染上了瘟疫,她的病情很重,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事出突然,当时苏轼的儿子苏过还在外面买木材并未回家,路途遥远,急匆匆赶回来已到了八月,因此,朝云直到八月三日才得以下葬。

朝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到了气息奄奄之际,她苍白的嘴唇还在念着《金刚经》的一道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苏轼最终将朝云安葬在了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她生前说过自己非常喜欢这里。在朝云的墓后面有一道山溪瀑布流入湖中,坟墓设在幽静的地点,山林左右两边都是佛寺,傍晚的钟声和松林的轻唱隐隐绰绰传来,附近有一座亭台和几间佛寺,鸟雀啁啾。

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周边的庙宇庵堂都去过,生性善良爱助人。这一次听闻她不幸逝去,附近各庙的和尚自发筹钱在墓顶建了一座亭阁来纪念她。亭阁纤细小巧,可观朝霞,可览夕照,取名为“六如亭”。

苏轼对朝云的情谊深重,朝云死后苏轼难以释怀,专门为其写了一诗一词以作悼念。其后,苏轼曾写过三首诗描写松风亭附近的两棵梅树。那年十月梅花又开了,曾经的人却不在了,月光下的白梅似乎就是永远闭上了眼睛的朝云。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泥,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西江月·梅花》)丰湖是苏轼最喜欢的聚宴场所,朝云死后他不忍再去。他怕触破那些与朝云有关的点滴记忆,他更怕物是人非的痛楚和孤独。

朝云去逝后苏轼一生再未娶妻。次年二月,长子苏迈带着苏过和自己的家眷来到惠州看望父亲苏轼,因为苏轼对次子苏迨期望颇高,希望他准备赶考,所以这一次次子苏迨一家留在宜兴备考之余也能悉心接受父亲的指点。

行至暮年,苏轼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闲暇之时他写了两行诗描述他在春风中小睡,聆听屋后庙院钟声的情景。谁知道没多久,章惇就读到这段诗,他说了一句:“我没想到原来苏东坡在那里过得如此舒服惬意。”于是他又下了一个贬谪的命令。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正当苏轼自以为晚年可以定居惠州之时,却又突然被贬到海外的海南岛。新居落成刚两个月,移居海南岛的命令就正式下来了,苏轼又要启程了。

(文豪暮年着实挺惨的,美貌小妾没了,官运一落千丈,一路被贬到尘埃里,还要四处颠沛流离。最后,几乎就是被流放了。可见苏轼多招人嫉妒。要是古代能随便辞官就好了,苏轼去做个教书先生不问朝堂,也能过好余生。)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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