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逸民：悼念太老师李学勤先生

宋逸民：悼念太老师李学勤先生

悼念太老师李学勤先生

——兼记我与李先生几次接触

宋立林

刚刚在来办公室备课的路上，接到杨师的电话，说我刚在群里发的消息你没看到吧？李先生今天早上去世了！闻听此言，我头嗡的一声，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个噩耗传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随及边走边发了一个朋友圈，不小心把第三个流泪表情摁成了前面的得意表情，二十分钟之后永涛仁棣私下提醒，方才发现这一失误，真是罪过！永涛说，我怕那些不了解的误会您。我相信，李先生不会误会，我的朋友们也不会误会的。李先生是我的太老师，是我无比尊敬的师爷。在学术理路上，我首先追随的便是由杨师所传承的李先生的学脉。

李先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治学领域极为广播，十分淹博，世所罕见，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战国文字、考古学、简帛文献、经学、思想史、先秦史及上古历史文明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晚年倾力主持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被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誉之为简帛整理的典范，他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学科概念，倡导“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在重写学术史、重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我非常讨厌当前文化界乱封大师的现象。但是，如果说，在学术史上能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做出不可替代贡献的话，在这个时代，李先生可以看作一位大师。有人经常拿李先生和裘先生对比，比如说李先生聪明，裘先生勤奋，李先生博大，裘先生精深，云云。我对二位前辈都充满了无比的敬意，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李先生那一辈的学者中，我接触过的不多，接触过次数最多的还是李先生，当然这得益于业师朝明先生的提携。我和李先生近距离接触有十几次吧，值得一记的也有七八次。

第一次见李先生是2003年去清华大学思想所参加研究生复试的时候。我曾经考过三次清华大学，两次硕士，一次博士。第一次考硕士报的葛兆光先生，因为外语未过线而失利，记得还曾经给葛先生写过信，他给我回信说，清华格外重视外语，你专业课稍微差一些还可以通融，但是你现在反过来了，我也无能为力。第三次是2008年报了一次清华大学廖名春老师的博士，还是外语没过。第二次就是2003年这一次，报的也是廖名春老师。这是通过王驰兄，联系的刘国忠老师，刘老师推荐说报考廖老师。那一年英语过了线，专门史五个人上线招三个，我是总分第二，专业分数第一，以为稳了，结果是复试的时候外语口语未过，另外在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些小误会，那是后来廖老师对我讲的。就在那次去清华复试的时候，我见到了李先生。我们去的比较早，在思想所楼内等着。恰好，那天李先生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从半开半掩的门里外内瞅了一会子，原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先生正在和李先生聊天，我听着好像提到了王国维先生。这次隔着门“近望”了一次先生的风采，被震了一下。清华失利，本来以为与李先生的缘分尽了，谁知老天爷开眼，让我成了李先生的再传。那年清华复试回来后，我回母校调剂，张秋升老师帮我调到了孔子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后来老爷子杨荫楼教授专门找到杨朝明老师，推荐我做他的弟子，说这个孩子非你带不可。这样，我就成了杨门弟子，李门再传。

第二次接触李先生是我刚考上研究生的时候。2003年11月吧，杨老师带着我参加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让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到的当天晚上，我记得有烟台的江林昌、青岛的王继勋、淄博的于孔宝老师等好多老师来老师处聊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于老师和杨老师互相开玩笑：“杨子好！”、“于子好！”旁边的一位对我说，他们俩号称“齐鲁二兄弟”。原来，杨师在到孔子文化学院之前在《齐鲁学刊》工作，于老师则一直是《管子学刊》编辑，加之两位老师一个做鲁文化研究，一个研究齐文化。没想到，第二天大会开幕，让我见识了更厉害的大人物。主席台上我记得有教育厅的齐涛厅长、有齐鲁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主席，有李学勤先生、庞朴先生、安作璋先生、澳大利亚的李瑞智先生等。那天被李先生切实震撼了一次。李先生的致辞当然很好，不必细说。轮到李瑞智这位老外致辞，开头说了两句蹩脚的中文，后面就开始英文致辞，当时主办方安排了一名翻译。结果，李瑞智说了一句什么，翻译卡壳了。台上众学者默然端坐，李先生侧过身子给翻译提醒：文艺复兴。原来，李瑞智说的英文是文艺复兴，李先生外语好，见翻译卡壳，赶忙提醒。这一句磕磕绊绊翻下去了，可是后面还是好多的专业词汇，加上紧张，那位翻译干脆不翻了，李瑞智先生只得用不太流利的汉语简单地讲完了后面的话。那一次，我见识了李先生的外语能力。

第三次接触是2004年11月在烟台大学召开的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者是江林昌老师，其实会议原定在2003年开，实际上是为了给李先生祝寿。那一次杨老师也让我参加了，我的两位师兄孙海辉和刘义峰，师姐王青也参会了。会议期间，曾经驱车赴龙口博物馆参观考察。我记得在某个遗址，还捡拾了一小包瓦片。在龙口博物馆里，我再传领略了李先生的大家风范。那一天，我和王青师姐陪侍太师母，有时候搀扶着老人家，所以离着李先生也不远。后来博物馆方面提出，去年刚刚发掘了几件青铜器，请先生鉴定一下铭文。当时，屋里挤满了人，工作人员挑着镁光灯，李先生带上白手套，轻轻地摩挲着古鼎，后面有人打着手电筒，李先生用钢笔在纸上临摹下铭文，并做了初步的释读。当时张懋镕先生、江林昌先生、杨老师等好多人无比啧啧称奇，赞叹李先生的功力之深！

第四次接触就是李先生来曲阜。会议结束后，杨老师希望李先生来曲阜师大指导一下，做场报告。李先生和太师母答应了。那天来到学校，下了车，穿过孔子所楼前的银杏林，我要帮先生提包，老先生说啥也不给我，杨师开玩笑说，李先生包里有宝贝。上楼我们要搀扶，老先生也不让。我才明白，他是不想我们把他当成老年人。报告会前，先到会议室。围了好多师生，我提醒老师，请先生给题写了内刊《孔子文化》的刊名，并写了贺词！尽管李先生的书法并不算太好，尤其是用那种白板笔在打印纸上写的，看上去不算太好，但是李先生的字对于我们也是无比珍贵的。那天的讲座题目是《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洙泗讲堂内座无虚席，而且过道里、讲台侧面后李先生后面都有人，我被挤在了侧面的角里负责记录。《齐鲁学刊》杨春梅老师向李先生约了稿，杨老师让我整理。其实亏了有录音和录像，因为我根本没有来得及记录，只是如醉如痴地听李先生讲了。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齐鲁学刊》2005年底2期。

讲座结束后，我们在第二天陪同李先生去洙泗书院考察。李先生说，他在书院村住了将近一年，村里的好多人的名字还记得。当时，黄老师、杨老师和几位研究生都陪同前往。在村口李先生遇到了书院村的人，还在打听某某还健在吗。在书院里和书院周围看了好久，我还与先生、黄老师、杨老师合了影，无比珍贵。

第五次接触是2005年山东大学周易中心在青岛开会。8月15日至18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隆重举行。我又陪同杨师参会，因为我的硕士选题是孔子易教思想，所以那个时候对帛书《周易》经传有所研读，提交了浅陋的论文。当天晚上，杨师带我去李先生方面拜谒，记得好像邢文老师也在。聊了好长时间，出门的时候，太师母非得让我把水果拿着去吃。我推辞着，大家出门，上电梯。刚上电梯，太师母居然追了过来，手里提着水果。杨老师赶紧摁了一下开门键，太师母急火火地近乎于丢进电梯，我连忙抱住。后来，李先生让我把会议上的材料和收到的各种赠书帮忙寄回清华大学。我还顺便写了一封信给先生。

第六次见先生是2009年5月份，清华大学召开第一次清华简会议，讨论《保训》。杨老师带着我和几位同门去了北京，会上见到好多学界大佬，如李零先生、李家浩先生、姜广辉先生、姚小鸥先生等。在清华图书馆楼上的实验室参观了清华简。记得廖名春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立林啊，你当时认真准备，考上了清华，现在也就在整理清华简了。我惭愧无地，哑然一笑。会议间隙，杨师带领我们几位杨门弟子去李先生家看望先生。记得有当时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大师兄孔德立、李燕师妹、光胜师弟，还有从曲阜去的王红霞师姐和我。大概那是我第一次去先生家。见到先生客厅电视墙上也是书架，煞是羡慕！

第七次见先生是2012年在北京西郊宾馆开会，其实是为庆祝李先生八十大寿，李先生介绍了清华简的整理情况。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当时见到了谢维扬先生等好多大咖。第八次见是最直接的一次。2013年，李先生荣获文化部、山东省政府设立的孔子文化奖。第一届得住是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第二届是庞朴先生，第三届是汤一介先生，第四届是牟钟鉴先生，第五届是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第六届是陈来先生和台湾的董金裕先生，第七届改称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颁给了台湾的蔡仁厚先生和业师郭齐勇先生。因为杨老师和刘续兵兄忙于会务无法脱身，便委派我去北京清荷园接李先生。我的办事能力差，只能做辅助，很少担当这样独立的活动。很是忐忑地到了李先生家楼下，摁了门铃。太师母开门，把我迎进屋内，让我坐下，给我倒水，端来了水果。李先生从书房里走出来，坐在沙发上。我先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和李先生谈了一些学术话题。那时候的感受就是忐忑加兴奋。李先生叫了出租车，我帮先生提着行李，上了车。路上堵的厉害，我生怕耽误了高铁，焦急地望着车外。好在没有晚，陪着先生和太师母上车，那是我第一次坐一等座，是跟着先生沾了光。来到曲阜，安顿好住宿。杨老师等来看望，在房间里又聊了一会。李先生说，鲁公的青铜器最近听说在欧洲拍卖会出现了。又说洙泗书院原来有几通碑很重要，不知还在不，你们整理曲阜碑刻文献不能遗漏了。第二天开会，颁奖。会后我又陪同李先生和太师母去周公庙和颜庙参观。随后，我又送李先生回京。在李先生家见到了缙云先生。

最后一次见李先生是2017年2月28日。我和杨老师主编的《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在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举行了首发式，李存山老师、干春松老师出席，并在会上予以表彰。会后，下午杨老师带我去李先生家拜谒。因为前段时间李先生身体不好，刚刚出院不久，我们见到先生时，发觉行动不似原来，精神也不如先前。先生对《八德诠解》还给予了一段评价，我记录了下来，出版社用在了《丛书》和后来的缩略本《中华八德》的宣传上。

17年底我应中华书局祝安顺兄之邀去参加教材大纲审定，期间听说李先生又住院，情况很不好。我便一直惴惴不安。祈祷先生能够恢复健康。18年2月份，李先生当选清华大学首届资深教授，实至名归，但是看报道，李先生没有出席仪式，我料定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再后来，发现黄德宽先生受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我就意识到，李先生病得相当厉害。前几天，山东师大安作璋先生以93岁高龄与世长辞，我还想，不知道李先生身体咋样了，是否能挺过来。不意，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噩耗！心不能平静，处在极度悲痛之中。仓促将与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写出来，算作晚辈悼念先生的一瓣心香！（匆匆回忆，以上所写都是印象深刻的，亲身经历，至今历历在目。而回忆又未必可靠，有些时间和人物不一定完全对，如有误记请宽恕。）